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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名叫刘长海(1931—2004），已经离世二十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萦绕在我的梦里。每当想起他时，总会生出一些敬佩、敬仰、敬畏及怀念和思恋之情。我对父亲的敬佩在于他对工作的那股不辞辛劳的拼劲儿和敬业爱岗精神。1947年2月他参加工作后，最初在宋沟学校任教，后来除了在宋沟学校担任教学课程外，还兼任了张岗、宋沟两所学校的联校校长。当时属建国前期，政局还不十分稳定的状况，作为教师需要做的工作艰巨而繁多。父亲除了完成本职教学工作之外，凭着一双脚板，游走于宋沟、张岗两所学校之间，布置和安排教学工作，还按照上级指示兼顾宣传发动群众搞社会宣传教育及统战活动，不分昼夜的投入到了滚滚的教育与革命的洪流之中，由于积极肯干和辛勤工作，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全国解放后， 1953年秋期父亲被调到源潭镇高级小学任教，担任小学五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教语文课和体育课，还负责全校教师的食堂司务处工作。(父亲的办公室兼住室就在原来祖师庙西陪殿的二楼上）当时正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繁忙不言而喻。学校所有教师既要完成本职教学工作，又肩负着走向社会宣传发动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还要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大张旗鼓的进行各式各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校领导安排由我父亲承担起了组建学校腰鼓队的艰巨任务。
在完成教学课程之余，他就主动到社会上走访老艺人，虚心请教，加班加点现学现卖，在各个班级挑选队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亲自编写一些适合腰鼓队演唱的歌词、口号，并制作了道具，接着就紧锣密鼓的边学边教边实践演出，从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由于夜以继日反复排练。表演活动很快就熟练起来了，技艺水平提高很快，很快博得了校领导及师生们的热情称赞，也受到了社会群众的好评。以至于成了县里的先进典型。后来我父亲又被上级抽调到桐寨铺乡开展社教活动，进行传、帮、带指导工作。虽然被抽调出直到学期结束才回到原单位，可学校领导却一直把年终评选先进模范的指标留给了他。(按正常规定是，不在原单位开展工作是不能参加单位评先的）。直到几十年后，每当父亲如数家珍般的讲起那个非常阶段所从事的诸多工作时，总是款款道来，兴味十足。我明显看得出来他的兴奋和情不自禁以及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到“文革”初期，我父亲又被调到本镇的袁楼学校任教。相对而言，乡下学校的工作会更加艰苦一些的。但是当时的袁楼学校的教学质量的影响在全镇也是颇有些名气的。我父亲被分配担任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体育课、还负责了教师食堂的司务工作。按说这个工作量，就已经是一位教师满负荷工作量了。可是，为了让教师同志们生活上吃得好一点，伙食更便宜一点，他就不辞劳苦的亲自步行到七里外的源潭街上采购蔬菜肉类，每周至少一至两趟地跑，风雨不间断。仗着自己年轻体壮，每次都是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步行往返于街上与学校之间。(因为找别人代理赶集买菜是要出小工费的，当时不要说骑自行车了，甚至连自行车的影子也很难看到呢）。我亲眼看到父亲的肩上经常有老茧和皮肤被磨破的痕迹。可是这一点竟成了他向家人和同志们自豪炫耀的资本——“我是最能挑担子了”。可我要说那时父亲真的是拼着命干工作的人，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就这样，父亲这一干又是好几个年头。这就是我父亲坚韧不拔，无畏困难的精神！也是我敬佩他的原因。
除此以外，我还清楚的记得，父亲在袁楼学校任教的期间，学校领导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更棘手的工作，那就是要组织成立一个学校宣传队。父亲不是音乐老师，也没经过专门的文娱训练，所以干起这个工作不是一般的艰苦了。这就更让他经常忙得不亦乐乎了。加班加点成了常态，虽然学校离家七八里路程，可每次周六下午都是摸黑回家，而周日上午就又早早返校的。宣传队演出的节目都是靠父亲一字字手写出来，又自编自导的！他组宣传队排练的节目在校内和校外都有演出。他亲手写的好几个曲目小册子，都是分角色对话形式的，我都很喜欢，竟然后来拿回家珍存了十几年，直到1975年发洪水时不慎被损毁。父亲当时率领的文艺队队员的名字我至今还能说出几个呢！他(她）们是：李文占、杜学立、牛秀云(女）、孙长山。这几位后来都成了袁楼学校走出去的精英人物呢！我对父亲的敬仰，还在于他的大公无私廉洁奉公。那就还从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说起吧。在这个阶段，无论他是在源潭镇的高级小学，还是被调到袁楼学校，他都是担任着高年级的班主任和主科及体育课程的，然而为什么领导还要把管理教师食堂这样的出力不讨好重任加派给他呢？(买卖不一心这个人人都是知道的，哪个司务长想落下一个好都是怪事）。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领导信任他的正直无私和聪明肯干的能力，相信他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中也是得到了确切的印证的。
1973年春期我父亲又被调到源潭二高工作(当时因为学校也有初中部，所以时称“完中”），担任学生大伙和教师伙(叫小伙）的双重司务长。当时在校就餐的学生就有近千人，教师就餐多达50多人，工作量的繁杂艰巨“一般人很难想象。在当时，我们的国家仍处于困难时期，又加上史无前例的红色“文革”风暴，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农村实行的是大锅饭管理，老百姓也无心生产，土地产粮很少。农户哪怕是卖几个鸡蛋，私自种一片菜地都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绝大多数家庭每年中分到的口粮，一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少吃缺穿是普遍现象，只能靠政府救济才勉强维持生活。但凡有初、高中学生住校学习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不少学生选择了辍学。所以说管理学校学生大伙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据说当时学校大伙的亏损已经很严重了，我父亲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来接替工作的吧！当然学校的宗旨是：既要让学生吃饱饭，又要伙食便宜成本低。在当时社会物资十分匮乏的大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啊！当时与现在的经营学生食堂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是卖得多赚得多，那个时候是卖出去但不能赚——学生们穷啊！能赔赔点，没东西赔就保持平，旨在保证学子们能吃饱肚子安心学习。每到周末学生们就会听到我父亲饭场上的高声喊话：“同学们请注意——，下星期仍然要自带小菜——，如果家里有干红薯叶、芝麻叶、萝卜叶也可带到学校换菜票——”。父亲这种饭场拖长音的喊话在几十年后的如今，仍被很多已经上了年岁数的老学生们拿来调侃，也经常有人在我面前念叨呢！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用残汤剩饭养上一两头猪，养肥后就宰了免费给学生们改善一下伙食，打一下牙祭——这种做法也只是我父亲管理期间才开的先河。
上面所说的自“带小菜”，就是用大口径的玻璃罐头瓶装一些捣碎的韭花加辣椒、红萝卜丝加葱蒜末、酸菜、臭豆腐乳、自制豆瓣酱之类的东西。装一瓶带到学校，能解决一个星期的吃菜问题。在吃饭的时候，同学们还可以打开瓶盖共同放在地上围成一个圈一起分享，但这只是偶然现象，浅尝辄止，绝不敢放开了吃，像孔乙己护着茴香豆一样，不然后来可就没菜吃了？学生们那些交上的干红薯叶萝卜叶之类只能是放在稀面条锅里煮着吃了。足见当时物资之匮乏到何种程度。即便是教师家庭也同样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生活困境。学校一些教师竟然也开口向学生大伙借米借面了。教师家里揭不开锅，拒绝借粮也是不近人情的。一次次的米面借出去了，却迟迟不见还回来。日积月累外欠数量不少了，有的甚至借了后，几年也没还上。怎么办？作为责任人司务长只能拉下脸皮亲自讨账了，这种事既难为情又得罪人，更不能拖下去。事后最终还是把人得罪了。有教师心中有气，不好直说就向校长打了小报告说：“✘✘当司务长这么多年，一定会有贪污行为……”问题一出，学校当然要查问题找证据了。就邀请了镇上供销社及其他单位的三、五名大会计，开始清算大伙的账目。几天下来清账仍在继续：有一位副校长找我父亲谈话了，说让他仔细回忆一下账目上会不会还有哪些遗漏。记得当时那几天我父亲心里压力很大，脸色苍白，心事重重，寝食难安。觉得即便自己再清白，出出进进的那么多账目，难免会有些疏漏之处的。又等了两天，几个领导终于摊牌了说：账目已清理完毕，收支差距不大，只是有一笔二百多元的支出条据总账上没有记录，并随即出示了那张条据。我父亲看着条据上的数额再根据条据上面的时间反复回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怎么会没下账呢？——终于想起来了，那是给镇综合厂张师傅修理学校动力机的支出费。付款后写的条据当时放起来了，事后却忘了写到总账上。学校当即派人拿着条据找张师傅作了核实，被证明无误。随后我父亲暗自庆幸：要没有这次清账，总账的收支不平衡，最后这二百多元还是要自己垫付进来呢，是清账帮了自己。
说来也是领导们的目光独到识人善任呢。还真得说这当司务长的活儿也就是我父亲的强项。他不但账头门清，记忆力还超强。就说学生就餐要兑粮食吧，但凡到大伙上报名兑过一次，兑第二次时便无需再报名字，父亲就能准确说出学生的名字并写出收条，且准确无误。有时在粮仓称过十来个人的粮食，再到另一间办公室去记账写条，父亲便能分毫不差的依次准确的写出条据来，无需询问学生名字且毫无争议。上千个学生很短时间便能记得八九不离十。1975年的特大洪灾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上级调拨下来大批救灾物资，几十个种类，都被存放在镇政府的库房里，需要快速给全镇受灾的各大队和生产队按需按量的分发下去。时间紧任务重，灾害无情人有情！我父亲又一次临危受命，被镇政府行政秘书李青宝亲自点将，把他抽调到镇政府负责救灾物资的保管和分发工作。几天的昼夜奋战，人被累垮了，瘦了几斤肉。但工作任务完成得漂亮，没有出现纰漏，还受到了镇政府的嘉奖。
写到此处，令我不禁又回想起了1960年那个深秋时节，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期而遇。饿殍遍地惨绝人寰。我的奶奶在乡下已被饥饿折磨得脸已经浮肿了，她吃力的走到了源潭镇高级小学的教师食堂里，当炊事员老侯得知眼前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是司务长的老娘时，就给她盛了一碗高粱面糊糊递给了她，正这档口我父亲走到食堂门口看见，阴沉着脸说了声：“谁让你来这儿的？！”我奶奶吓得哆嗦了一下，放下饭碗含着眼泪颤颤巍巍走出了食堂。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后来这件事儿母亲曾给我们叙述过多次，说我父亲太冷酷无情了。说这事儿也成了我父亲终生的内疚！要说我父亲的无情，其实我也是亲身领教过了的，我也真的是怨恨过他。父亲1972年秋到二高当学生大伙司务长，我1975年夏高中毕业的。前后两年半时间中，只要他一看到我在学校吃饭，就是那句永不变更的责问：“你咋不回家吃饭里？咱庄儿别的学生能跑伙你也能跑吧”！那时我也便会落泪的！但我有时还是仍要在学校吃饭的，因为天气会有刮风下雨冷热寒暑，回家跑伙往返四公里有时还会迟到，我有时实在也受不了。为了躲避父亲，我让邻居大爷成麻袋给我捎来红薯和大米放在寝室。就常常用网兜和瓷碗到大伙上蒸些米饭和红薯，用餐时有时去晚了红薯会被别人拿走了，也有时蒸的米饭会被放得冰冷了才吃。就这样，我与父亲躲猫猫似的，忐忑的周旋着……高中二年半毕业后，我得了慢性胃炎和两膝盖疼痛的病症，后来长期针灸吃药，直到二年后才被慢慢治愈。
后来我工作了，要是在街上碰到父亲，仍是要被训一句“咋又上街赶集？不耽误工作？”每当此时我虽然已不是很怕父亲，但也会心跳加速！这也许就是我对父亲的敬畏吧——又敬又怕的那种！我知道父亲本没有恶意，只是秉性和责任使然！当然我对他更多的只能是理解了。以上我记述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是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喷泉就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若非感触至深岂会一吐为快！父亲离世后的十多年间，我早有动笔的想法，诸多因素终致搁笔。我曾经这样认为：父亲的高尚与卑微，只是他人的一念之差，何足道哉！可是又觉得父亲那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品格的确令我折服。他在我心里真的就是一座丰碑，又何不说出来以寄哀思呢！呵呵，这次终于算是一吐为快啦！
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再絮叨絮叨，那就是对父亲的思念与留恋。父亲退休之后居住在街上不太宽敞的房子里，前几年还从事着小本的卖服装生意，抑或也辗转回到老家的房子里住些日子。父亲是个拿的起放的下的人，他心底很敞亮。不树敌，无欠账，无怨无悔，古道热肠。经常小酒不断，有客则对饮，无客则自酌。父亲的厨艺很好，什么东坡肉、炸春卷、红烧鱼、海参、鱿鱼这些硬菜，他都敢尝试着是去做。每当我去看望父亲，也会带上两瓶纯粮酒或两个熟菜，父亲会格外高兴，我俩喝一瓶尚显不足，除了对饮，还必须猜枚，二、三两下肚，父亲便会滔滔不绝谈古论今，这时我们父子倒更像一对忘年交。酒足饭饱父亲便很快酣然入睡，我便会悄悄离开。真是好不快意！这样的父亲又怎能不令我缅怀呢！主 编 | 马营 副主编 | 陈峰 题 字 |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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