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本”的第148种——《群书治要》的出版消息刚一发布，就得到大家的热情响应。
以及“问得正是时候”的惊喜——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关于这部匡政巨著，还有几组有意思、有说头的数字，今天三全君迫不及待地跟大家分享。
4，是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1，是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初年，唐太宗稳定内外局势后，随即开始推行一系列举措，以统一思想，繁荣文化。他设弘文馆，让诸贤轮流值守，随时听命，陪自己探讨经典要义和国家大事；下诏让颜师古考定《五经》，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定名为《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又置史馆，诏令修史，贞观十年，《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同时修成。
尊经重道、修史弘文之外，唐太宗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下诏编撰《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
唐太宗认为自己少年时忙于武事，无暇涉猎经典，现在登基为帝，深知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所以，他命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四位大臣，汇集唐前典籍中的治政思想精华，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汲取尽可能多的养分，提高自身修为，通晓治国要道。
在这个背景下，魏徵等四位大臣担起重任，花费数年时间，专门为太宗编修了一部沉甸甸的“治国教科书”。
贞观五年，《治要》修成，唐太宗非常满意，下诏嘉奖说：“有了这部书，我遇到事情就不会迷惑了！”
↑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对大臣们说：“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他擅长武事，对于文治天下的重要性，同样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12，是12种经部典籍；6，是6种史部典籍；48，是48种子部典籍。合计66，为《治要》所选典籍总数。
唐太宗在表彰魏徵等人编书功绩的手诏里，概括《治要》特点为四个字：博而且要。
经历隋末战乱之后，古籍散亡非常严重。唐高祖李渊采纳大臣建议，高价购募遗书，组织专人缮写古籍，经过数年努力，群书毕备。丰富的图书资料，为唐太宗推行各项重大文化举措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魏徵等人编《治要》，也有了非常丰富的文献来源。
这么多书，日理万机的皇帝全部看完，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所以，魏徵等人从茫茫书海之中，精选66部，汇编为《治要》。
66部，和当时可见的全部书籍相比较，十分精要；对一部著作自身的涵盖面而言，则堪称广博。“博”和“要”，辩证相关。
视野广博，聚焦精要，一部上乘的汇编著作，就该是这个样子。
这66部的组成，具体为：经部12部，史部6部，子部48部。
经部，包含了儒家经典原典，还有后人对经典进行注疏解释的书籍。《治要》选录了8部后来进入“十三经”系统的著作，还选入了4部未被列入经书的书籍——《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
↑王肃注《孔子家语》刻本。长期以来，《孔子家语》被疑为伪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不同年份、不同地点出土的简牍帛书，打破了人们对它的固有成见，它的真实可信，由于出土材料的佐证而得以明了。
史部，包含“前四史”和《吴越春秋》《晋书》（此《晋书》不是列入“二十四史”、房玄龄主编的那部，而是从十八家记载晋朝历史的旧著中辑录而成，其中又以臧荣绪《晋书》为主）。
子部，包含能独立提出自己观点并言之自成体系的著作，多体现智者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洞见。48部子书中，包含儒道墨法兵杂小说等各个学派，其中又以儒家为主。
为何没有选录集部的书？因为《治要》的编修目的很明确：注重有经世治国实效的文章，不取徒有华美辞藻之作。这与梁昭明太子主编的《文选》，有着鲜明的区别。
64，是《周易》原有六十四卦；45，是选入《治要》的四十五卦。
列入“经部”的《周易》，被奉为“群经之首”，在《治要》之中，《周易》同样被放在第一位。《周易》最基本的内容是六十四卦，而魏徵没有把六十四卦全部收入《治要》，仅选录了其中的四十五卦。
需、讼、小畜、蛊、临等十九卦为什么没有入选，我们曾有一些猜测：莫非这些卦象涉及兄弟相残、得位争议之类敏感话题？还是含有国祚不长、阴盛阳衰等等不祥征兆？但是，魏徵本人曾为李建成尽心效力，但唐太宗却爱惜其才、委以重任，丝毫不以为意，《治要》其他篇章，也不乏体现皇族手足亲情的选段。所以，唐太宗的心胸，是足够开阔，没有那么多忌讳的。而这四十五卦入选，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其爻辞及《象》《彖》的内容，更贴近魏徵编书的宗旨，义理当先，以指导君子如何修齐治平为要。
↑《治要》选《周易》，每卦节录内容以《象》《彖》为主，卦爻辞所占比例不高，重在讲述明德修身的道理。
同理，同样位列经部的《论语》，共二十篇，《治要》未选《乡党》《先进》二篇，大概就是因为，《乡党》主要讲述孔子自己的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惯，《先进》主要包括孔子的教育言论和对弟子的评价，跟治国关系不大。
史部六书，节录《汉书》篇章最多，共有八卷。又于《汉书》“十志”中，摘选《礼乐》《刑法》《食货》《艺文》四篇，分别对应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正是最考验治政者能力的四大领域。《汉书》所占分量之重，也可以看出贞观君臣对汉代的尊崇，以及共同的奋斗目标：让大唐能够与大汉比肩而立。
再看子部的《六韬》，唯独没选《豹韬》，细究原因，可能是因为《豹韬》主要讲述实战中的具体战术，而唐太宗身经百战，在这方面不需要魏徵做什么额外的指导。魏徵颇有自知之明，就没有多此一举。
每部书，都经过精筛严选，汇入《治要》；而书中摘录哪些内容，则完全体现了魏徵团队的高超识见，以及对唐太宗的充分了解。
讲述曹操一生事迹的《魏志·武帝纪》，《三国志》原文加裴注，约有一万八千字，而《治要》删减到六百字左右。
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寥寥数语难以概括其生平，更难以评价其功过，但是《治要》把焦点集中在曹操的几个“高光时刻”：焚烧通敌书信以安军心、善待阵亡将士遗孤、分封功臣、处理边事有先见之明、喜好读书、崇尚节俭。与其说这是突出曹操其人，不如说这是魏徵在提醒唐太宗：这几方面事情，曹操做得不错，您或可借鉴一二。
再看刘备。《蜀志·先主传》原文加裴注，共有七八千字，而《治要》节录到四百字的篇幅，突出两个方面：一是刘备对待各种背景的才俊，都能做到知人善任，二是给予重臣诸葛亮完完全全的信任。由于只有四百字，篇末陈寿对刘备“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的评价，就非常醒目了。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君臣相得的千古典范，是否今日，陛下与我，也不妨向往之，效法之，为天下开出一个长久的盛世？——魏徵自己没有说一个字，但是心声已经全然递出了。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图源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据《新唐书》，唐太宗曾让群臣比较魏徵和诸葛亮孰贤。大臣岑文本推许诸葛亮，唐太宗则说：“徵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以魏徵为高。
足见，选篇中的文字删减去留，《治要》的处理方式同样高明：适当裁剪，突出文意。既不全文收入，也不摘句选录，而是在原文基础上加以摘编缩写，以突出重点。
《治要》编成时共50卷，而现存仅47卷。
《治要》唐时在皇室内部流传，藏于秘府，传播有限，到了宋代已经残缺不全，以致宋明学者的著述之中，很少有人提到此书。万幸的是，唐天宝时期，日本遣唐使得到《群书治要》的副本，带着它东渡扶桑，献给天皇，这部书因此得以保存。直到清嘉庆年间，《治要》终于由中国商人带归本土。
↑日本尾张藩刻《群书治要》书影
可惜的是，《治要》在日本流传时，有三卷已经缺失。
《治要》中有15部典籍，清时已经散佚。通过《治要》，后人可以进行辑佚校勘工作，弥足可贵。
这十五部，分别是史部的《晋书》，子部的《尸子》《申子》《桓子新论》《崔寔政论》《仲长子昌言》《典论》《刘廙政论》《中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典语》《傅子》和《袁子正书》。
而在《治要》的夹注部分，同样可以看到佚书的吉光片羽。比如说，《史记》的大部分夹注来自裴骃《集解》，而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放勋、虞舜重华几节的夹注，则有引自佚书《帝王世纪》的部分；再如《魏志》，一般来说，书中用的是裴松之注，但讲述陈琳事迹的一节，出现了不见于今本《三国志》的《文士传》。
↑今本《三国志》裴注里，不见《文士传》。据统计，《群书治要》选书66部，25部有注（经部11种，史部4种，子部10种）。
《群书治要》的第一位读者唐太宗，对《群书治要》喜欢至极，手不释卷。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而《群书治要》这部书，是魏徵留给唐太宗的另一面镜子——“可以知兴替”的历史明镜。
如今，远游归来的《群书治要》，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重视，继续发挥“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的巨大效用。
这面明镜，必能在将来遇见源源不绝的读者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