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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推荐】 首次实现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帝制国家秦王朝，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权力接递时出现了严重危机。继承秦制的汉王朝重演了这一历史活剧。吕太后之死致变，“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政局演换表象的背后，有多种文化元素深层次的作用。《诛吕》一书试图解读历史，探求真相，给读者以新知，是值得赞赏的。有关“吕太后其人”的分析，也可以对认识这位强势女性的复杂内心及其“擅权专制”的历史影响以启示。—王子今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吕太后执政的15年是西汉前期从高祖开国再到文景之治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在“西汉前期史”的整体视野下，对吕太后其人其事的研究多少还存在一些不足。除了皇后和皇太后身份，吕太后执政的权力基础来自何处？她是刘氏王朝的维护者还是背叛者？“诸吕之乱”的真相究竟如何？本书试图通过剖析这些问题，向我们清晰展现吕太后时代的丰富细节与历史意义。—晋文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本书聚焦西汉初年吕太后执政前后的权力关系变迁，观点独树一帜，精彩纷呈。作者认为，吕太后的地位不仅来自正妻身份，也来自家族成员的实力和功勋；指出刘邦用人并非以军功为先，而是选贤任能、抑制武将，进而质疑刘邦关于相国人选的遗言是否真实存在；揭示所谓“诸吕之乱”实际上是齐王兄弟为抢夺帝位而发动的，并将因权力遭吕氏一族侵蚀而不满的功臣裹挟其中。本书细密的叙事，为想要深入了解汉初政治史的读者提供了绝佳入口。我们将与作者一起重温汉朝从创建到巩固的曲折历程，在鲜为人知之处探索、思辨，真切感受什么是惊心动魄。—陈侃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研究员《诛吕》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汉吕太后时期政治的学术专著。作者不仅在南北军、军功爵等制度史层面多有新说，而且在吕泽的军事政治作用、曹窋与汉初政治、少帝刘弘的皇帝身份与权力地位、文帝政治的发生背景、“诸吕之乱”与“诛吕之乱”等政治史层面创见迭出。篇末“吕太后是与刘邦一同创造了皇帝统治形式的历史人物”的收束总结，更可谓意味深长。—孙闻博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推荐序 郭茵写作本书的过程，在“后记”中已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也致力于通过揭示项羽和刘邦合作与斗争过程的全貌来阐明秦汉帝国的历史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精读中国正史的重要性，因此，在本科生的讨论课上开始精读《史记》的“本纪”和“列传”。郭茵作为博士课程的学生，当时并没有参加本科生的讨论课，但是，因为研究的历史时期和内容有一定的重叠，我们时常一起讨论、相互启发。郭茵的著作揭示了汉初刘氏与吕氏之间合作与冲突的全貌。在拙著《刘邦》一书中，我对刘邦立刘盈为太子的一系列运作的理解，是从郭茵那里学到的。汉二年（前205年）四月，在彭城大战中惨败的刘邦，本想和在沛县的父母妻儿会合，不料父母和妻子吕氏已被项羽军俘虏，仅偶然遇见了失散的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公主。《史记》卷九十五《夏侯婴列传》中有对这一时刻的描述：“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刘邦的这种冷血行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同时也可以看出刘邦当时是多么狼狈，为了逃命连儿女都不要了。然而，两个月后的六月，刘邦却突然要在妻子吕氏缺席的情况下立刘盈为太子。对刘邦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郭茵做了如下解释：战败的刘邦之所以能够重振旗鼓，是因为得到了和刘邦分别行动、保存了雄厚实力的内兄周吕侯（吕泽）的支持。维持刘邦和周吕侯关系的妻子吕氏成了项羽的人质，生死未卜，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吕侯随时可能抛弃刘邦。为了让以周吕侯为首的吕氏一族继续支持自己，刘邦不得不将刘盈立为太子。彭城大战后，刘邦死里逃生，投奔周吕侯，这才有了后来的东山再起。吕后的仲兄吕释之在刘邦入汉后回到丰邑，保护刘太公和吕太公。由此可知，吕氏一族在西汉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接着，郭茵通过详细分析《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证明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集团中至少有5个军团，分别是刘邦军团、韩信军团、吕泽军团、刘贾军团和雍齿军团。吕泽军团是仅次于韩信军团的大军团。正因如此，刘邦为了争取以吕泽为中心的吕氏一族的支持，决定立刘盈为太子。以同样的理由，郭茵推断吕后被立为王后也是在这个时候。然而，刘邦最爱的是小儿子如意，立刘盈为太子时，如意已经3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中记载：“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郭茵认为，如意被立为赵王是在汉九年（前198年）。一年前，吕泽去世，刘邦最大的忌惮消失了。因此，刘邦在吕泽死后的第二年就立如意为赵王，进而又多次要废刘盈，立如意为太子。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汉初期，吕氏一族位于刘邦政权的中枢，在左右政权走向上极具影响力。郭茵关于“西汉初期吕氏一族极其重要”的说法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假说。《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关于建成侯吕释之，有以下记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这个吕宣王就是吕太公。吕太公也有可能是死后谥号为宣王，但无论如何，吕氏一族已经得到了皇家待遇。著名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一直被认为是在汉十二年（前195年）订立的，这一年也是吴芮之子、长沙王吴臣在位的第七年。这时依然有外姓王存在。因此，白马之盟的存在令人怀疑，而吕太公顺利获得宣王谥号这一事实更令人怀疑白马之盟是否存在。然而，《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的吕太后元年（前187年）中有“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的记载。根据这一记载，如果有一个祖先死后被追封为王，就说明其子孙也有资格做王，正因如此，吕后想把周吕侯的谥号改为悼武王。而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可知，汉初吕太公已被封为吕宣王，地位和太上皇并列。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自彭城之战以来就脱离刘邦集团的吕后，回归后在西汉的建立过程中与萧何联手，或者说带领萧何，开始在国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成为今后研究中全面考察的课题。彭越和韩信轻易落入吕后设下的圈套，应该与吕后当时的威望有关。郭茵的另一个贡献是，她以确凿的证据阐明了所谓“军功爵”的真实关系。研究汉代军功爵特征的著名学者李开元引用陆贾批评刘邦的名言，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认为“这段对话，构成了中国政治史上一对最为有名的重大命题，即所谓马上取天下和诗书治天下，也就是贯通二千年中华帝国时代的所谓文武之道的问题”。按照李开元的解释，马背上得天下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其次，夺得政权的军事集团转化为军功受益阶层，根据军功的大小来利用政权，支配社会总财富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后，以上的状况是中华帝国王朝交替、政权更迭的基本形式。对此，郭茵细致考察了汉初的封侯标准、三公九卿的任用标准及地方官吏的任用标准，进而得出结论：在上述任何一项标准中都不存在所谓的军功原则。我认为，在这个争论中，郭茵的结论更令人信服。这里的问题是，李开元把陆贾的意见当成了“以诗书治天下”的文治问题和“马背上得天下”的武功问题。这种解释用来整理陆贾自身的论点是合适的。但是，当把对问题的认识拓宽到“中华帝国王朝交替、政权更迭的基本形式”时，我们需要考虑武将和文臣的问题，或者说从武政向文政过渡的问题。在以武政为中心的时代，必须以军功为标准做出评价。而且，正如郭茵强调的那样，刘邦在衡量军功方面展现出了杰出的能力（本书第三章）。在一个以军功为中心的时代，刘邦得到了集团成员的高度评价和充分支持。然而，刘邦集团得权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在20多人被无争议地封侯以后，局势进入了“其余日夜争功不决”的境地，诸将密谋反叛。西汉的建立，标志着以军功为中心的政治的结束。从这一点来看，刘邦没有采取按照军功大小任用官吏的制度，而是采用了以军功爵报答军功的制度。这样做显示了刘邦的灵活性，也显示了他是有意识地推进武政向文政转换。本书最后是对所谓的“诸吕之乱”和南北军问题的研究。正如郭茵在后记中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是她研究的核心，也是她论证最严谨的部分，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吕氏一族最大的资本就是拥有刘氏皇族的血统，对因封诸吕为王而四处树敌的吕氏一族来说，主动发动叛乱实在是愚蠢至极。据《史记》记载，吕太后对吕产和吕禄的最后嘱托是：“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通过吕太后之口，确认了白马之盟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谈。后半部分是非常理性的，说明吕太后的判断力并不迟钝。为了保护年少的皇帝（也是家族生存的唯一靠山），吕氏一族不能做多余的事情，必须彻底防守。再回到白马之盟的问题。如前所述，订立所谓的白马之盟的时候，长沙王吴臣还在世，而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写道：“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首先，皇帝要具有行事逻辑的一贯性，很难想象刘邦会在异姓长沙王尚存的情况下订立白马之盟。其次，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刘邦曾追封吕太公为宣王。种种情况，容易让人怀疑白马之盟是一些对吕氏频繁封王抱有危机感的人为了团结反吕势力而提出的口号。因为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并不是皇帝，所以可能没有充分考虑行事逻辑的一贯性。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诛吕急先锋之一朱虚侯刘章的言行。据《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记载，朱虚侯受命在吕太后宴席上侍酒，请求以“军法行酒”，按军法将醉酒离席的一名吕氏族人斩杀。朱虚侯还在宴席上为吕太后唱了《耕田歌》，内容是：“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这可以看作朱虚侯借用《耕田歌》表达要清除异姓王的主张，与白马之盟的内容如出一辙。白马之盟的口号极有可能是朱虚侯提出的。有趣的是，对朱虚侯的种种行为，“吕后默然”。综上所述，郭茵关于“诸吕之乱”的研究还原了汉初的历史真相，澄清了这起2000多年前的疑案。2023年8月 【内容简介】 公元前195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去世，其年轻的儿子刘盈即位，但实权几乎都在刘盈的母亲吕太后手中。惠帝在即位第七年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刘恭和刘弘先后成为皇帝，因两位少帝年幼，吕太后实行“临朝称制”。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开始，在很多史书和相关研究中，吕太后都是与功臣集团和刘氏一族对立，充满忌妒心和野心的形象。 汉初著名的“诸吕之乱”向来被认为是吕氏一族为了夺取刘氏的天下而欲作“乱”，但在付诸行动之前被大臣和诸侯王察觉，吕氏全族被杀。但是，我们如果研究与该事件相关的史料记载，会发现很多与这种定论矛盾的情况。作者爬梳史料，试图解答吕太后为什么能掌权15年，她施行了怎样的统治，与其统治密切相关的这一重要事件“诸吕之乱”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等问题，并阐明了吕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 【作者简介】 郭茵，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于东京学艺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于东京都立大学取得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日本多所著名大学任教，现为日本某初创企业董事长。 【译者简介】 陆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地理》《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翻译出版《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等书。 赵壮，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曾发表《读河南荥阳新出土唐〈赵德明墓志〉》等学术论文。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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