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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如山，的确，在人的一生中老师的教诲可以改变一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轨迹，这种恩情正如大山一样伟大。师恩如水，师情至善，上善若水，老师的一言一行也无不如水一般丝丝润入学生的心田，看似无形，却在不知不觉间催发着学子心中的希望之芽，滋润幼苗茁壮成长。今生有幸，我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大先生，在我心里，他们是一面面指引我不断前行的旗帜，是用瘦弱的臂膀托举我不断向上的伟人。 查显达老师是我的初三老师兼班主任，1982年我考进怀宁师范，正好查老师也调进师范，我师范毕业在五横山区任教九年后，查老已升职为师范教导处主任。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信中问我是否愿意到师范任教。人生是讲机缘的，正是这一封信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我当然愿意从乡村走向县城。在查老师的安排下，我立即回怀宁师范，给当时的在校学生脱稿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查老当即安排师范校长坐听了我的报告，正是这场报告给校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即拍板愿意接受我进入师范学校。现在想来，这场报告应该就是查老精心安排的一场面试，我有幸通过，而且得分很高。为了这次报告，查老特地挽留本来想当天回到乡下的我住在他家，精心而细致地指导我报告的内容和手势、姿态。他始终是一位严师，这在初中时我们就有很深的印象。当时上课板书课题，字的一点位置不对，他都要擦掉重写，文言文教学，他总是叫我现将课文原文抄写在黑板上，然后他上课时用红粉笔逐字逐句地讲解分析，课文上完后，他就亲自刻钢板蜡纸，出测试题进行验收。中考前，我的一次几何测试只得了65分，当时我真是又急又羞，差点掉了眼泪。月光之下，查老师特地找我到教室外操场上，跟我谈心，更多的是鼓励，以致中考我的数学成绩考到102分(满分110分)。在我的记忆里，查老师更是一位慈父般的老师。那时我家兄弟多，父亲作为教师(也在我所在的初中任教)，工资并不高，每次吃饭父亲不常打肉菜，查老师每次吃荤菜的时候，总说自己不愿吃肥肉，将碗碟中的肉全部拨到我碗里，因此我可以经常打打牙祭。 1994年我调入怀宁师范以后，查老师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领导，他似乎对我更加用心严格。他常说：“有没有真才实学，只有亮出来人家才知道。”在他的鼓励下，我给安徽省师范处的领导上汇报课，给全校语文教师上示范课。每次上公开课前，他总要不分昼夜地与我商讨教学设计，一笔一划地给我修改教案，三番五次地组织同组教师进行听课磨课。有时连我都有些不耐烦了，但看到他那严肃的眼神，我只有耐下心来细致斟酌，步步完善。正是他的严格打磨，淬火磨砺，我的语文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凭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成为师范语文组的教研组长，怀宁县“优秀教师”，在人才济济的师范教师中被选拔参加安徽省高师文艺学研究生班学习，并频频在报纸杂志发表教学论文和散文作品。 有人评价我现在的教学和工作严谨细致，但我知道，这是查老师对我十几年教育所留下的烙印;有人赞赏我对学生热情关爱，但我知道，这是查老师待生如子的爱心在我身上的延续。老师的一言一行，也许在他自己并无觉察，但在学生心中确如细雨润物，水过留痕，成为一生一世弥足珍贵的人格标杆和和精神财富。 2003年查老师退休，移居合肥和北京孩子处。2003年我也进入安庆一中任教，我们师生之间从此没有再见过面。虽然过年逢节，我都要发送一些节日祝福，也总想有机会去合肥等地看望看望他，但这种机会总是很少，甚至没有。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是永恒的，正如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一样，时时督促和鞭策我如何对待眼前的工作，对待自己的学生。 如果说，我现在能在课余饭后记录一些生活的感悟，撰写几十篇教育教学心得，这完全得益于我师范三年的语文教师陶明国老师。 陶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着一双修长的拿笔写作的手，脑门宽大而有光泽，这手和脑袋在我们学生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陶老师是写不出风行一时的小说《山乡情笺》《大先生小传》的，是不会编出《借鸡腿》这样幽默心酸的电视小品的。他的每一堂文选课说得不多，但一字一句都极为鞭辟入里，他更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每学期他都要我们小练笔、大作文二十多篇，他还带领我们编印小报《文学爱好者》。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班级五十人中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评论的就超过一半。中师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接触新闻单元，学习之后照例是写作，我以家乡开办小煤窑带动当地经济为素材，上交了一篇200字左右的新闻稿。当天晚上，陶老师将我叫到教室外，仔细评点了我的这篇作文。我简单地做了一些修改，不久就被陶老师推荐给怀宁县广播站播出了，稿费五角钱，然而就是这五角钱却在班里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当时我们师范生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7角2分，这笔稿费可以到学校食堂多吃到两碗米粉肉。但在我心中却不是这米粉肉美味，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感，甚至是虚荣感。自那以后，我便想方设法搜集素材写起新闻稿来，甚至规定每个月起码要播出两篇稿件，一旦计划没有完成，心里就难受得不行。83年暑假，在陶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的散文处女作《竹林园》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竞赛获三等奖，84年我的另一篇作文又再次获二等奖。我在全校几千人的面前上台领奖，我成了老师同学眼中的“小才子”。我已不记得我曾多少次站在陶老师那宽大的办公桌边，看着他用那尖长的指甲轻轻搔着光滑的额头，用纤细的手指在我的习作稿纸上慢慢滑动，我不记得我曾多少次默默伫立在他的窗前，凝视那深夜不熄的灯光，我知道他正在用红墨水笔在一字一句地斟改着我的文字，那昏黄的灯光正如一粒烛火引领着我在文学路上痛苦而又艰辛地继续前行。 85年我因为学业成绩和文学才名被陶老师(当时是师范学校的教导副主任)推荐参加当年的全国高考(全校只有两个名额)。当时我正带着一组同学在高河中心小学实习，被匆匆召回学校复习时，离高考只剩下一个多月。陶老师主动向学校申请，我可以不上课，不参加毕业会考，并叮嘱其他同学帮我打饭、打开水，让我尽量节约时间沉下心来准备高考。为了让我补充营养，他还经常将我叫到他家里，吃一顿他亲手擀制的江苏风味的馄饨水饺(陶老师是江苏丹徒人)。虽然我最终还是因6分之差无缘高校，但陶老师这种爱生如子的情怀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温暖着我的整个生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考进中师学校的时候，也不过十五六岁，担任我们普师班班主任的朱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已经花白，平头，面容清瘦。一口外地口音。新生报到那天，别的班主任都是与学生、家长有说有笑，叮嘱又叮嘱。而朱老师端坐在报到桌前，老花眼镜顶在鼻尖上，眼睛从镜框上方略略看一眼报到的学生，轻轻问一句：“叫什么名字?”待学生回答后，便用圆珠笔在学生花名册上画上一个勾，用手指指旁边的生活用品发放处，说：“把东西领齐全后，到一班寝室去找床铺，那里会有人通知其他事宜。中师生了，将来要做别人的老师，现在开始就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哦”了一声便结束了报到，简短迅捷。 当时，学校还处于恢复创办初期，每年只招两个普师班和一两个民师班。但学校管理很严格，每天都要上操、早读和晚自习。无论寒暑晴雨，朱老师每天总会踩着早操铃声来到我们寝室查看学生起床情况，一天不落。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最嗜睡，尤其是冬天，我们特别依恋暖被窝。有几个调皮的同学把身子尽量缩在长长的被条里，滚在两只相挨的床中间。朱老师到操场或教室一点人数后，又会来到寝室一个一个被窝地巡检，然后将被条猛地一掀，这时再不想起床也是不可能的了。晚饭后集体在教室里看完新闻联播，就是两个小时的晚自习。朱老师也总是风雨无阻地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昂着头，双手背在身后，走路没有一点声响。我那时个子小，坐在第一排。每次他到班级的时候，总爱较长时间地站在我的课桌旁边，背手挺胸，咬着牙帮严肃地环视全班。他的到来，往往会让刚才略显纷杂的班级稍稍安静五六分钟，随即又继续纷杂起来，因为大家大多在讨论作业和功课，刚才吹笛子的当然不敢再吹了，画画的依然在暗中以某个同学为模特勾勒头部轮廓，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的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喜怒哀乐。他很少穿皮鞋，总是脚着布鞋轻轻地在中间过道里穿行，偶尔会躬身低头看看身旁某个同学的画作或者文字，凝视几分钟，不发一言，只是微微一笑，又轻轻走开。当然也有几个傍晚打球很辛苦的同学，禁不住周公的召唤，头枕胳臂，在课桌上小寐。这时，他会轻轻地用指头敲击几下桌面，待该同学抬起惺忪的睡眼，他便慢慢走开。他的话总是很少，也许他所有的话都在教育学、历史课的课堂上说完了吧?这也使我们对他更添一份敬畏。 当年我们都是因为家庭困难，才以优异成绩考进师范的，对前途必不可免的有一些茫然和不甘，作为情怀萌动的少男少女，发泄心中不甘和茫然在当时也只能是些许的叛逆和更多的勤奋。当时风靡港剧《上海滩》，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情仇很容易让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少年心旌摇荡，上海滩头拳打脚踢也让我们这些不太安分的学生跃跃欲试。学校没有电视机，但离校园不远的县福利院有一台27吋的彩色电视机。于是，一些胆大的男同学便编造各种理由不上晚自习，翻墙进入福利院偷看《上海滩》。朱老师觉察这一情况后，曾用了整整一个晚自习的时间对我们进行训话，他挥动右臂，咬着牙帮，重重地说道：“不要以为你们今后就有国家分配的铁饭碗，如果你们不遵守校纪班规，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在你们的毕业鉴定上，也要在你们的铁饭碗上敲个缺口。”这次训诫是我们在师范三年里唯一见到的最严厉的一次讲话，当然从这以后，班级晚自习逃课的人几乎就没有了。 普师一年级朱老师教我们教育学，二年级就开始教授高中《世界历史》(当时师范除专业课之外，我们所学教材都是高中教材)。无论是教育学还是历史，他的课没有谁敢缺席。上课之前，他总要用一两分钟环视每一位学生，待大家身体坐得笔直，他才翻开教案、书写课题开始讲课，他从不提问学生，因此上他的课我们心理压力很小，不像化学老师每节课总要提问好几次，弄得大家心里总是悬悬的。朱老师的备课笔记密密麻麻，这是我亲见的，因为我的座位和讲台相连，他在黑板上的板书也是一丝不苟，虽然有讲课内容的条目式提纲，但更多的是整句话整句话的书写，而且笔画工整，不错一字，整节课几乎没有一个词或一个字的单独板书，他为了表示强调，总是习惯用粉笔在句子下面，从右向左逆行画线，这令我们很是好奇，我们私下猜测，他的这种画线风格是否与他的个性有关。当时他除了带我们两个普师班，另外还教授两个民师班。农忙季节，许多民师请假回家忙于农事，即使留下听课的只有五六个人，他也照常大声讲课，整句话整句话地板书。他的每一节课下来，留在我们面前的总是满满一黑板的粉笔字板书。 中师毕业后在乡村学校任教九年后，我被调到怀宁师范任教，这时，朱老师已经退休，住在校内，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有时在校园里碰见他，我恭敬地向他问好，他总是身体挺直地立定，依然手背在身后，微微地笑着问我教什么科目，学生是否调皮，然后又细细地问起当时班上同学现在哪里工作，是什么状况。他微微仰着头，眯着眼睛，不停地在记忆里打捞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往事。这时，我才惊诧，朱老师原来也这么温和、健谈。 朱老师在86岁高龄上走完了他的一生。虽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但现在想来，他的严谨的教风，他的为师风范，却早已在我们的人生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清风拂柳，清水漫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修德为人。 师者仁心，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是永恒的事业，更是一种薪火相传的事业。这些老师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言行让我真正懂得，教育只有有爱伴随，才能产生巨大的助推力和绵绵不绝的生命力。他们永远是学生心目中真正的大先生!
 【作者简介】范庆元，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庆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安庆一中语文高级教师。在《作品与争鸣》《语文学习》《语文报》《新安晚报》《安庆晚报》等报刊发表各类作品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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