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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中信出版集团携手，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变局时代的管理哲学与化用之道”暨《三生万物》新书悦读会。华润、中粮、中化前董事长宁高宁，携带其新著《三生万物》，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高级管理顾问黄卫伟，领教工坊创始人肖知兴围绕中国企业如何利用优势转型，如何把握产业特质，企业一把手如何制定好的战略进行了主题分享。 圆桌环节，几位以“变革时代的企业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下，就“如何主动选择成长环境”“如何阅读”“如何面对新的职场环境”“如何在组织可控性与组织活力之间保持平衡”等话题进行探讨和分享，以下为圆桌全部内容。 如何主动选择成长的环境？王贤青（主持人）：宁老师在书中提到了三兄弟和三老师的故事，强调了成长环境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比如家庭背景和老师我们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成长环境。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了通过改变居住环境来为孩子选择更好的成长氛围是可能的，黄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小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影响。请问三位老师对于如何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或成长环境有何建议？ 宁高宁：起点和环境的不平等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未来的教育必须面对不平等，这是无法改变的。不同的老师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众多学生中，只有少数能够真正理解和继承老师的教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哪些老师对自己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通常，那些看似不近人情、讲授枯燥内容的老师，最终被证明都是正确的。当一个人能够识别出真正对自己有影响的老师时，这标志着他的成长和成熟。 黄卫伟：在商学院任教二十余年，我始终面临一个挑战：没有企业管理经验却要教授管理课程，尤其是对EMBA学员。这似乎不合理，因为缺乏实际经验可能无法充分理解企业运作的复杂性。管理理论并不深奥，除了管理科学中的运筹模型外并不难掌握。因此，我意识到作为教师，我需要深入企业的了解企业的实际运作和企业家的思考方式，不能浅尝辄止，以便更有的放矢地教学。 为此，我在人大商学院开设了一个名为“释放你的潜能”的实践项目，让学生组成团队解决企业的一个实际管理问题。此外在退休多年后我试图通过我的《管理政策》一书开设选修课程，传授基于辩证法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论。我的目标是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认为，管理教育需要根本性的改变，要紧密结合企业的挑战和变革，否则教育内容将显得空洞。 肖知兴：我认为学习最重要的就是阅读，而且中国的图书售价相对便宜，相同品质的图书，在中国卖88元人民币，但在美国会卖到88美元甚至更高。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一优势，多读书。在选择书籍时，不应只依赖成功人士的书单，而需要自己去探索，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包括质量不高的书籍，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真正的好书。例如，许多企业家的传记实际上是由他人代笔，而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因此，通过广泛阅读，我们可以学会辨别书籍的优劣。 如何选择发展的城市？王贤青（主持人）：对于个人和企业的发展，选择城市也至关重要，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资源。宁高宁老师的经历表明，不同的城市对他的成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回到小乡镇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以华为为例，如果它没有选择深圳，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深圳对华为的重要性可能与任正非对公司的影响一样关键。请问黄老师，您如何看待个人和企业在选择城市发展时的重要性？ 黄卫伟：我拿华为举例子，现在看来任正非的选择对华为的发展至关重要。他曾有机会去绵阳的一个研究所担任领导，但因女儿孟晚舟的上大学问题而改变了决定，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深圳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任正非的经历相契合，为华为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包括深圳在内全国有邮电部认证的156家用户机通讯企业，华为只是其中之一，但最终只有华为和中兴等少数企业存活下来。这表明，尽管城市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有影响，但企业的成功还是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城市对个人和企业的发展有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理念。北京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但这种资源的优越性也可能造成企业对政治资源的依赖，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深圳的市场环境资源促进了世界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此外，北京的户口、购车和购房政策，可能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而经济活跃和前沿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机会。 宁总提到的三个城市对他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香港的自由化、法治化和开放市场的环境，北京有政治中心和国有企业总部集中的优势，深圳的市场资源优势，三个城市都有各自的优势，也都对个人和企业的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在香港起家，可能无法在北京成为公务员或国企高管，而更可能在经济活跃的城市找到发展机会。 王贤青（主持人）：美国和欧洲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起源于小镇，而中国的500强企业大多来自大城市。请问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肖知兴：在欧洲读博期间，我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包括美国的一些偏远但美丽的小镇。这些地方展示了文明的内生性，即无论地理位置如何，人们都能创造出完美的社区。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多是受到外来影响，特别是在1840年之后，许多新思想和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更接近西方，更早接触到市场经济和法治思想。因此，在选择城市发展时，重要的不仅是城市的规模，而是它是否能够接受到新思想和文化的“东风”。我的观点是，选择城市时，应考虑其是否位于能够接收到这些积极影响的地区。在瑞士的偏远山区，存在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制造商；在意大利的山区，有全球最昂贵的跑车公司。然而，在中国江西的山区，可能连像样的建筑或招牌都难以找到。这种现象反映了不同地区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 王贤青（主持人）：其实西方很多创业创新是先有了原理再去生产产品，然后迈向全球市场，所以它是内生的，是从原理到产品。中国属于追赶型国家，大多数企业前期的技术主要靠引进，大城市就更容易接触和引入先进的东西，也更容易组织生产，这一点宁老师怎么看？ 宁高宁：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中国人倾向于大城市，企业一旦做大，往往会迁往北京、上海或深圳，因为这些城市似乎更能助长和体现公司的正规性和规模性。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难以支撑企业的成长。 然而，近年来，一些中小型城市也开始孕育出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急于迁移。当地政府也倾向于留住这些企业，不希望它们搬走。这表明，随着中国的发展，企业对于地理位置的选择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当然也还有税收问题，大型城市的大企业多，税收来源也多，政府就不会只盯着一家企业，但小城市就不同了，也是因为这些压力所以企业也愿意选择搬去大城市。 新领导如何融入老团队？王贤青（主持人）：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企业和个人有了更多发展机会。关于新加入公司或部门的员工，尤其是空降兵，他们常面临新环境的排异反应。请问宁总，如何克服这种排异反应？在新环境中，如何快速建立个人影响力并与新团队融合？ 宁高宁：在新加入公司或部门时，不能带很多新人一起入职，尤其是不能带有职务的人，因为这可能导致新旧团队之间的对立。我在离开华润时和公司达成协议，不挖角，以减少内部矛盾。而且新加入的人如果是不是一个团队，反而更容易被接纳，因为一个人是很难形成对立集团的。在这种情况下，新成员就可以迅速融入团队，并了解团队内部的矛盾和历史问题。新人的到来就像洪水一样，把老公司的坑洼全部填平了，也就是不停留在过去，以新的目标和战略重新出发。在中化工，我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刚入职就遇到了阻力，由于我是先兼职后合并的状态，员工并不充分信任我，接纳我，但随着慢慢融入这个新公司后，员工也感受到了我这个新人给他们带去了新的工作体验和生活选择，也建立了新的共同标准，甚至清除了他们业务上的阻碍，才最终赢得了团队的认可。 所以，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只要新加入一家公司，都会出现不适应的现象，也会面对很多问题，但这只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有一本哈佛授教琳达·希尔写的书《上任第一年》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很适合新上任的管理者阅读，有很多指导和参考意义。 企业如何找准管理和创新的平衡？宁高宁：在变革时期，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尤为突出。现在来说，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理念问题，管理和保持活力要连在一起看，要看清企业的本质。企业需要明确其本质和目标，确保每个决策都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任正非的管理哲学就始终以企业发展为核心，这与一些国企在多元化目标和社会责任中的摇摆不定形成对比。 在管理实践中，过度的管理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下降，而管理不足则可能导致混乱。所以，找到合适的管理平衡点是关键。 华润集团的成功案例表明，即使业务领域广泛，也能通过明确的原则和方法实现有效管理。这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借鉴，即在遵守基本管理规则的同时，也要培养创新文化。总之，企业管理需要在确保规则和秩序的同时，鼓励创新和自主决策，以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这需要不断的探索和磨合，才能找到最佳的管理平衡点。 黄卫伟：在企业管理中，严格的管理和企业的活力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并存。以华为为例，任正非的管理理念就受到新加坡管理模式的影响，强调严格的管理，同时认识到过度的严格可能会抑制员工的活力和情绪。为了平衡这一点，华为内部建立了一个名为“心声社区”的平台，员工可以在该平台上自由发表意见，包括对公司文件、任正非的讲话、公司政策以及部门内部问题的讨论。公司也公开了高管的讲话和重要文件，除非涉及绝对机密。 任正非将这种机制称为“耗散结构”，意在为员工提供一个释放积压情绪和不同意见的渠道。这种释放是渐进的，旨在避免过快释放可能导致的不稳定。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也能保持稳定。 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为企业和员工提供释放压力和表达意见的空间，从而妥善处理看似对立的管理要素。在某些情况下，管理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管理的不当，即对应该严格管理的方面放松了控制，而对不应该过度干预的方面却施加了过多的限制。 读什么书与怎么读书？王贤青（主持人）：关于读书，其实年轻人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在什么阶段阅读工具书（如MBA课程中的财务管理书籍）或哲学思辨性书籍（如《正义论》、《中国哲学简史》、《资本论》）？应该按阶段系统性地阅读，还是根据个人需求随机选择？ 肖知兴：对于阅读，我认为应该顺其自然，爱看书的人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会抓住任何书籍来阅读。因此，不必过分依赖导师的指导，因为每个人的阅读偏好和脾性都不同。正如佛法所说，世上的修行方法各有不同，不是只有一种。他人的学习方法可能并不适合你。所以，应该广泛阅读，内容越丰富越好，这样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路径。 宁高宁：我觉得人这一生，在二三十岁时，如果能够投入一两年时间深入阅读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如《资本论》、《物种起源》、心理学的书籍或历史书籍，还要反复研读、做笔记，理解书中的逻辑和方法，这将对个人的思维和理解能力产生深远影响。选择阅读名著是因为它们蕴含深刻的道理。通过深入研究一位作者的其他作品，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这种阅读经历可以成为理解的基础，逻辑的基础。例如，我在大学期间被迫阅读《资本论》，虽然现在可以对其理论提出质疑，但其逻辑性、分析性和对社会的应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部集智慧之大成的作品。 阅读艰涩难懂的书籍有助于建立逻辑架构，学会如何分层分析问题，理解因果关系、矛盾和度的概念。即使不能通过一本书学会所有事情，至少可以学会一种逻辑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广泛阅读是有益的，但至少有一本书能够让你学会基本的逻辑和方法。 王贤青（主持人）：不一定找到《葵花宝典》或者武林秘籍，但是一定要找经典著作，尤其有系统思维的著作。阅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训练思维，尤其是通过阅读教材或经典专著。肖老师建议可以随机阅读，但也强调在两种情况下应该深入阅读：一是当书籍带来愉悦感时，因为它能提高阅读兴趣；二是当书籍带来挑战或不适时，因为这可能揭示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他人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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