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重新发现《永乐大典》

明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计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为11095册。因为部头太大，只有写本，没有刻印，正本存于南京文渊阁。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录副，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完成，副本与永乐正本格式装帧完全一样，存于新建的皇史宬。后来永乐原本不知所在，嘉靖副本至清初也有残缺，雍正时从皇史宬移到翰林院敬一亭。乾隆时尚存9677册，佚失1000多册，2422卷。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又劫走大批，加之历年的散失，清末仅存64册。经过各界的不断努力，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有400多册，800余卷。

2024年版《永乐大典》书影

笔者自1984—1985年有机会到欧洲访学，也借机访查海外所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同时留意《永乐大典》的散藏情况。1990—1991年到日本、欧洲访学，继续调查敦煌西域文献，同时关注《永乐大典》。1991年偶然发现英国未刊《永乐大典》，由此进一步将藏于英国、爱尔兰图书馆的两组《永乐大典》发掘出来，为学界所用。

在1984年9月笔者到荷兰莱顿大学后，就利用皮尔森（J.D.Pearson）《欧洲与北美所藏的东方写本》一书，来做调查敦煌西域文书的准备。这本书是作者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走访了欧洲和北美三百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后，用简单的形式，记录各馆所藏的各种语言的东方写本，比如一个图书馆中有阿拉伯语写本多少，就在Arabic后括注一个数字，或者对重要的典籍做简要注记。我当时已经惊奇地注意到，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私家图书馆——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条目下，著录有6卷《永乐大典》。我当时即把这一页复印下来，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追踪，因为当时主要关注的是敦煌西域文书。

《满世界寻找敦煌》书影

1990年8月以后我在日本期间，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的同事刘俊文先生来日本访问。张忱石先生是《〈永乐大典〉史话》的作者，我在随他们于关西地区走访途中，和他谈到海外《永乐大典》的情况，应当说到了爱尔兰的收藏，并告知他不久去英国后，会继续《永乐大典》的调查工作。

1991年2月24日，我从东京直飞伦敦，开始为期半年的访问，主要是应英国图书馆的邀请，编纂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残卷的目录。由于张忱石先生前月来信的提醒，我更加关注《永乐大典》。只要有心，必有所报。

3月26日，我从《英国图书馆通讯》（Newsletter）最新一号上看到一则消息，说1989年英图购买到两卷《永乐大典》，不禁为之惊喜。当时正好赶上英图东方部在罗素广场租借的楼到期，要搬到滑铁卢桥旁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这两卷《大典》已经封装搬走，所以我请英图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和馆员徐晓薇（Xiaowei Bond）代查到有关记录，知道是《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相地”条，初步判断为中华版所未收，吴芳思答应我等馆员也移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办公后，就可以调看。

当天晚上，我就写信把这个新发现告诉了张忱石先生。在报告英国图书馆新入藏的《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相地”部分的同时，我也把皮尔森《欧洲与北美所藏的东方写本》记录的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情况告诉了他。

荣新江致张忱石信（1991年3月26日）

4月22日，我随英图东方部搬到Orbit House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继续敦煌卷子的编目工作，还没来得及调阅新入藏的《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相地”。4月26日，接张忱石4月10日信，告英图新收的两卷中华新版未收，让我拍照片。又告另外寄来所著《〈永乐大典〉史话》一册。

得知新入藏的两卷《永乐大典》为前所未知，我受到很大鼓舞。从张先生急切的话语来看，也是势在必得。5月3日，我就向吴芳思提出拍摄《永乐大典》的请求，她表示同意，但要计价付钱。当时中华书局经济状况并不好，但好在只有两卷，我自己在英国的奖学金也还勉强可以支付。

同在5月3日，我接到张忱石寄来的《〈永乐大典〉史话》，随即据其所编《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查英国图书馆的几册东方写本入藏登记簿——这些登记簿就在我工作的中文部办公室内，很快我又找到六卷中华印本所未收的《永乐大典》，计卷6933、6934、10043、13201、13202、13203。

荣新江在英国博物馆里的老图书馆（2007年）

1996年2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邓经元致函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提出拍摄缩微胶卷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方式。张忱石先生于10月31日到伦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老师和当时在英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沙知教授的帮助下，走访英国图书馆，随后由亚非学院博士生张弘星陪同去了都柏林，最终获得了英国图书馆和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所藏全部未刊《永乐大典》的缩微胶卷。我很遗憾没有能按原定计划陪张忱石先生前往两家图书馆，但参与了整个发现、调查、联系的全过程，也算是对于这两家未刊《永乐大典》的发现和材料的获取做了一点贡献。

1996年，张忱石先生代表中华书局将英国图书馆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缩微胶卷带回国内，但由于书局的人事变动，没有及时按计划在1997年出版新的影印本。

2012年，中华书局再次重印《永乐大典》，精装11册，增加了从海外新收集到的16卷，包括笔者与中华书局合作重新发现的英国图书馆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卷，共计813卷。

中华书局影印增入《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

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之后，一般认为那一次汇集的调查已经十分完善，以为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已经全部找到。实际上，正如吴芳思所说，英国老兵去世后，家属不时还会把《永乐大典》售与英国图书馆这样的单位，所以续有收藏。我相信，在一些没有汉学家的大学图书馆、郡县乃至乡村图书馆、教会图书馆、私家图书馆中，都有可能保存；在一些私人家中，也可能存有《永乐大典》。

目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基本上把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楼兰等地出土的古代典籍和文书，哪怕只有巴掌大小的一片，都已经调查清楚，甚至编制了目录。用耀眼的黄缎子卷面包裹的八开大小的《永乐大典》，相对来讲更容易判别，学术界应当像早年的袁同礼、王重民那样，继续开展全世界范围的调查，收集当年在北京的军人、学者的记录，普查图书馆、博物馆的书目，甚至一个馆一个馆的访查，相信仍然会有收获。而从典籍的角度来说，《永乐大典》的“含金量”远胜于敦煌西域出土残纸，值得为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