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为何遭遇五马分尸的结局？秦惠文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秦国统一天下为何走了那么多弯路？

《千年大变局》第二卷战国争雄 38

第四章 列国变法（下）

第三节 商君之法

商鞅之死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嬴驷继位，就是日后的秦惠文王[1]。

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只有19岁（虚岁），比他父亲继位时还小一岁。连续两届生瓜蛋子执政，都是不世出的天才，还都是有血性，有谋略的早熟少年。秦国要说是得了老天青睐，衔天命来结束战国乱局，你还真别不服。

秦惠文王刚登基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先坐稳自己的宝座。这一点他还不如他父亲有优势。

秦孝公继位时，虽有严重外患，却无显著内忧。秦国当时被亡国的风险塑造出相对团结的国内局势。秦献公在旧贵族们的妥协之下，连续进行改革，已经小有成就。少梁之战虽然没有夺回河西，却也大败魏军，生俘魏军主帅，让秦国旧贵族看到了秦国避免亡国的希望。秦国突然出现了君臣和谐，同仇敌忾的景象，几乎忘记了还有四代乱政的历史。所以对于年轻的秦孝公继位，他们是认可的，也是支持的。对于秦孝公变法前的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改革，他们依然支持。所以秦孝公即位初期，对自己君位的稳固性不必担忧。

秦惠文王刚继位时外患已除，内忧再生。经过商鞅的铁腕变法，秦国已经脱胎换骨，变身为虎狼之秦。外部没有了亡国之忧，内部却充满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秦惠文王面临的是一个极度分裂的政局。秦国政坛分为两派势力：

一个是新崛起的权臣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一个是落魄的旧公族势力。二者之间尖锐对立，毫无妥协余地。商鞅强势，一度打得旧公族毫无还手余地，但那是因为他得到了秦孝公的鼎力支持，挟国家机器对抗旧公族。离开秦孝公，他就失去了执掌国家机器的合法性，实力陡然变弱。

而旧公族虽然曾被商鞅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但其血统的纯正性还在，合法性还在。

19年时间足以再造一个强秦，却不足以改变传统和人心。血统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人心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秦孝公一死，旧公族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秦惠文王面临一个必须有所取舍的大难题。如果倒向商鞅，那么商鞅会继续强势，旧公族再无翻身的机会。如果倒向旧公族，那么商鞅失势，旧公族就有了翻身机会吗？

没有，旧公族已经彻底失去了任何翻身的机会。死灰复燃的迹象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谁也救不了他们。

秦惠文王看准的就是这一点，他利用了旧贵族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丝气力，借他们之手铲除了对自己已构成巨大威胁的商鞅。然后再以商君无罪的理由诛杀了构陷商鞅的旧贵族。

说商鞅成为秦惠文王的巨大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制时代，君主最怕的还不是被夺权，而是被夺国。

分封制时代夺国要困难的多，要先在国内收敛民心民意，这个过程非常耗费时间，没个几代人时间做不到这一点。有了民心民意的支持，坐稳了君主地位之后，还要跟周边诸国搞好关系，更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才能被确认为新的诸侯。晋国有曲沃代晋，齐国有田氏代姜，还有三家分晋，都是这类典型的夺国大戏。

中央集权制时代夺国比分封制时代要简单，此后两千多年间出现过王莽、曹丕、司马家族、杨坚、赵匡胤等很多夺国的经典案例。南北朝这种极端混乱时期，夺国大戏更是轮番上演。

商鞅变法已经打破了先天稳定性极佳的分封制，铲断了秦国公族势力的根基。秦国国君失去了公族势力的拥戴之后，如果再被权臣架空，那可真的是神仙也救不了的死局。

所以嬴驷不得不防商鞅。这不是感情问题，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君主制时代，特别是稳健性较差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时代，好的臣子可遇不可求，能够富国强兵，却也能够雀占鸠巢，所以君主们都渴望有一个好臣子，又时刻要戒备被夺权甚至夺国。这是一个君主制本身无法开解的死结。

秦惠文王显然是认可商鞅变法的，虽然默许旧贵族诛杀了商鞅，但他依然继承了商鞅变法的一切。日后还替商鞅报了仇，将诬陷、诛杀商鞅的旧贵族一网打尽。

商鞅死了，但商君之法依然大行其道，旧贵族依然毫无翻身之力。

秦惠文王利用了新旧两派势力的冲突，扶弱击强，坐看鹬蚌相争，自己却落得渔翁得利。最终铲除了最大的政敌商鞅，却继承了商鞅的所有政治遗产。

商君之法已经深入秦国骨髓，杀一个商鞅也不足以改变这个既定的政治格局。

商鞅被五马分尸只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生祭仪式而已。商鞅成为秦惠文王给垂死的旧公族势力生祭的祭品。利用这个生祭仪式，秦惠文王名利双收，既获得了依然认可血统论的民心民意，也获得了商鞅的政治遗产。生祭完成，秦惠文王随手就灭掉了已经垂死的旧贵族。

对自己的命运，商鞅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的前辈吴起在楚国变法，被旧贵族围攻致死，又被五马分尸。商鞅恐怕早就在内心深处反复琢磨过这个自己命定的结局了。

他应该是无悔的，他值得骄傲。战国时代游走列国的士子多如过江之鲫，能做到他这样极致的人还没有一个。列国主持变法的人也不少，像他这样大变魔术一样，用最短时间，最高效率把一个穷弱小国变成举世最强国的变法也从未有过。

高效率变法一定好吗？这事儿应该辩证地看。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必须保持高效率，因为“魏与齐国争雄，无暇顾及秦国”这个历史赐给秦国的窗口期很短，谁也不知道魏国何时就会突然关闭这个窗口。所以只能用最决绝，最高效的手段来推行最激进的变法。

但是变法这种事情，高效未必是好事，因为有巨大的副作用，对人民——不区分贵族和平民的广大人民——伤害很大。就像中医常说的虎狼之药，绝不是随便可以乱用的。体质弱的人使用虎狼之药不但不能治病，还可能害命。就算体质非常好的人，使用了虎狼之药也会丢掉半条命。这与中医讲究调理，发动人体自身免疫力战胜疾病的原理是相冲突的。

所以擅用虎狼之药是中医大忌，只有到了危急时刻才迫不得已使用一下。

商鞅变法的高效率（也就是后世所诟病的“急政”）对当时的秦国而言是优点，但变法图强这种事情并不一定要追求高效率。就商鞅本人而言，他在时间窗口极短的秦国危亡时刻，用虎狼之药帮秦国渡过了难关，一举变成强国，有功无过。

秦惠文王

解决掉商鞅之后，意气风发的嬴驷稳定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商鞅的政治遗产让他拥有了一个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秦惠文王也没有浪费这个大好的历史机遇。他在位期间纵横捭阖，四面出击，全面拓展了秦国的势力范围。

最关键的当然是河西之地。这块秦国世世代代与晋国和魏国持续争夺的战略要地在秦惠文王手里变成了秦国的永久性国土。不但河西之地尽入秦国，秦军还渡过黄河攻入了汾水流域的魏国腹地。占领了河东地区汾阳、皮氏、焦、曲沃、蒲阳等地，这里可是此前强晋的中央腹地，秦国一直打到了赵、韩边境，从此与赵国西北的代地和韩国北部的上党接壤。

关中以北的上郡也被秦国收入囊中，而且是张仪使用和平的外交谈判获取的。上郡以前属于戎狄之地，并不属于秦地。魏国费尽心力将上郡从戎狄手中夺取，并用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最终也彻底为人作嫁，成了秦国领地。

在黄河以南，包括函谷关在内的豫西北地区，日后秦汉两朝的弘农郡附近大片魏国、韩国领土也进入秦国掌控，日后在白起手中陆续成为秦国领土。这块领地西周时期本属周天子王畿之地，进入东周之后长期属于晋国，三家分晋后属魏、韩领土。这块领土的战略意义甚至比河西之地更关键。秦国此前长期受制于晋国的阻碍，无法东出争霸，就是源于这块包括函谷关的战略要地在晋国手中。一旦这块战略要地归属了秦国，秦国金城之地的地理优越性就彻底完善了。

到秦惠文王去世时，魏国的西部领土被秦国占领了五分之四以上，只剩下了日后河东郡和河内郡靠近东周王室的若干狭窄地域。

这些还远远不能满足秦惠文王的胃口。他在北方顺手收服了义渠。这是秦国周边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的一个戎狄部落国家，秦国历代先祖最强势的时代都未能彻底剿灭，现在被秦惠王王一举压制，成为秦国附庸。随后的秦昭襄王时期彻底灭掉义渠，昔日的义渠彻底成为秦国的郡县。西汉著名的北部边郡陇西郡、北地郡等都是昔日义渠的疆域。

在西南方向，秦军越过秦岭后，继续突破大巴山和米仓山，闯入巴蜀之地，将巴蜀两地尽数收入囊中。在南部和东南部，继续巩固汉中郡之余，顺手从楚国手中也抢夺了大片领土。隔汉水支流浙水（今老灌河）与楚国相邻。

在秦孝公继位初期，秦国领土被限制在渭河流域南北窄，东西略宽的狭窄地域内。东到北洛水，西到洮水，北到泾河上游，南到汉水上游的南郑附近，东南伸出一个触角到武关。仅此而已。

到秦惠文王去世的公元前311年。秦国已经占据了今天陕西大部，甘肃东南部、四川重庆大部、河南西北部，山西北部、西北部等大片区域，已经发展成为战国时期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就纯领土面积而言，除了楚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秦国争雄。而楚国当时主要的领土其实在淮河流域及以南地区。在当时还属于农耕文明相对落后的地区。楚国真正农耕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在北部淮河流域的狭窄范围内。而秦国占据的领土中，几乎没有农业格外落后的地区。巴蜀之地纳入秦国之后，秦国派李冰父子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修建了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都江堰，将那里改造成新的“天府之国”。成为日后秦国争雄天下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资源中心。

公元前311年，在位27年的秦惠文王在46岁，正值壮年的大好年龄突然去世，其子嬴荡继位，是为秦武王。

秦惠文王是一个少有的睿智君王，各方面综合评价而言，他都属于最顶级的那一类君主。历史上有过很多君主，平庸者居多，出色者为数也不少，但能达到秦惠文王这个水平的人少之又少。

评价秦惠文王要结合时代背景。商君之法锤炼出来的中央集权制这辆战车结构复杂，操作难度极大，非常难于驾驭，不是综合素质绝佳的君主很难驾驭好这辆战车。尤其要注意的是，这辆战车在早期还很不成熟，有很多弊端，能驾驭好这辆战车就尤其困难。

作为对比的是秦惠文王的儿子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并非平庸之辈，在位半个多世纪，做了很多大事。但客观而言，秦昭襄王的综合素质比其父秦惠文王差得很远。其大多数在位时间都是被架空的傀儡。后来在范雎的帮助之下虽然坐稳了君位，却也经常被人蒙蔽，让秦国在统一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

本就很难操控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早期还有很多不够完善之处。这种情况下，秦惠文王居然能够游刃有余，熟练驾驭这台专业化程度极高的战车，其个人素质之高，能力之强确实是令人叹服的。

从太后干政到养寇自重

秦武王继位时与他父亲秦惠文王继位时的年龄一样，也是19岁（虚岁），高三升大学年龄的热血青年，本该有一番大作为。可惜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短短4年。据说秦武王身高体壮，天生神力，公元前307年在周都洛阳与人比赛举鼎，结果巨鼎失手砸断了胫骨，伤重不治。秦武王无嗣，随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嬴稷，也就是秦昭襄王。

23岁的秦武王以这样让人瞠目的方式终止了自己的生命，这可真是一个绝大的悲剧。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也不仅是秦国的悲剧，更是华夏民族的大悲剧。他这一死，让商鞅变法淬炼出来的强秦没有趁势完成天下一统的历史使命，秦国自己反生内乱。列国有了喘息之机，也顺势加紧了变法图强的脚步，统一的难度陡然增强。

华夏民族因此而无端多遭受了近一个世纪的混乱，也因此而多死亡了数百万人口。

秦国的旧公室集团在商鞅变法期间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不可能构成乱政的威胁。但秦孝公到秦惠文王两代新增的公室又茁壮成长起来。

秦孝公只有三个儿子，除了秦惠文王外，其他儿子分别是赢疾（即樗里疾，人称智囊）和嬴华（公子华），也都是文韬武略俱佳的人才，如果要参与乱政的话，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好在按照宗法制，除非秦惠文王无嗣，否则他们已经失去了继承权。所以他们虽有实力，却没有参与乱政。

秦惠文王自己有8个儿子，除了秦武王嬴荡和继秦武王之后继位的秦昭襄王嬴稷之外，还有2位庶子和4位嫡子，都特别能折腾。庶子赢壮虽无继承权，却也曾经勾结另一位庶子赢雍叛乱；两位较年长的嫡子先后分封为蜀侯，一位在秦武王即位那一年蜀国发生的叛乱中死难，后一位新任蜀侯赢辉于秦昭襄王六年在蜀地叛乱。

最后的两位嫡子高陵君和泾阳君是秦昭襄王的同母弟，始终与秦昭襄王属于同一个阵营，但他们与生母宣太后（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芈八子）结党乱政，严重影响了秦国力出一孔的强国属性。

说起来，秦昭襄王还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足足在位56年。可惜他在位的前面40多年时间里被架空，根本没有实权，本来强势的秦国也因为内部的混乱而失去了秦惠文王时期强势扩张的势头。

有趣的是，秦昭襄王还是在19岁（虚岁）继位。前后三代秦王都在这个准备上大学的年龄继位，如果都能像秦孝公和秦惠文王那样大有作为的话，秦国统一本该早就完成了。可惜秦昭襄王缺乏秦孝公和秦惠文王的杀伐决断能力，60岁时还是一个被人摆布的傀儡。

秦昭襄王即位初期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以甘茂和王叔樗里疾为左、右相，以王舅魏冉为将，由宣太后主持朝政。公元前307年，已经22岁的秦昭襄王才举行冠礼，并名义上亲政。但大权却一直把持在宣太后和他的弟弟穰侯魏冉手中。日后樗里疾去世，甘茂被排挤，魏冉和宣太后的另一个娘家人向寿先后担任丞相，更加权势熏天。

《史记·秦本纪第五》介绍秦昭襄王的生母是楚人，琇氏，号宣太后；同在《史记·穰侯列传第十二》中则介绍她“号芈八子”。宣太后利用自己秦王生母的身份，借助同母异父弟魏冉、同父异母弟芈戎，和两个亲生的儿子高陵君、泾阳君（两位都是秦昭襄王同母弟，也即是宣太后的亲生儿子）的拥戴，长期把持朝政，直到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范雎自魏来秦时，还曾讽刺秦昭襄王“秦安得王，秦独有宣太后、穰侯耳。”

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把持朝政其间，秦国依然强势，也多次打败列国联军。在秦昭襄王接受范雎建议，铲除宣太后结党集团之前，秦国领土也有了显著的扩张。但相对于秦国的国力和与关东诸国的实力对比而言，这些扩张显然微不足道。

宣太后和魏冉把持朝政最大的问题是把秦国这台强势的国家机器当成了自己的私家武器，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发动战争。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强势的国家机器本该承担起更重大的历史责任，早日结束华夏文明圈的混乱，尽快实现天下一统。

这是典型的养寇自重。在强势国家，如果有权臣专权，既窃得了国家大权，又没有得到国家实际统治者的名份时，最喜欢玩这种养寇自重的把戏。这个国家机器，他们既没有所有权，也就没有动力操控它做最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大事。

强势的秦国在秦昭襄王统治的前四十年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定力，一切都为了短期利益，而且还不一定是为了秦国的利益，而可能是宣太后或者穰侯魏冉的利益。

直到范雎入秦，帮秦昭襄王铲除了宣太后专权集团，并确定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之后，秦国才重新走上了正轨。可惜，范雎只做了11年丞相，而秦昭襄王自己的统治也已经接近了尾声。秦昭襄王一死，后面连续两代秦王执政时间都不长，秦国的国家战略再次陷入停滞。到13岁的秦始皇登基时，秦国政局依然混乱不堪，直到嬴政亲政，诛杀嫪毐，放逐吕不韦，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范雎担任11年秦相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也已经接近了穰侯的角色，不但功高盖主，而且也情不自禁玩起了养寇自重，公器私用的把戏，拿秦国的国家机器给自己争私利。这意味着自己也将步商鞅或者魏冉的后尘，要么被秦昭襄王提前解决掉，要么被后起的新秦王干掉。范雎索性见好就收，提前辞职，不久就去世了。

前251年，在位56年的秦昭襄王去世，秦孝文王继位。从秦孝文王到秦庄襄王，前后两任秦王在位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年时间。

从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直到前247年秦始皇继位，这64年时间里，秦国走了很大的弯路。除了秦昭襄王最后十年统治期内短暂回归了正途之外，其他半个多世纪时间里，秦国一直在走弯路。商君之法锻造出来的秦国依然强势，却始终无法将这种强势的国力顺利转化为统一天下的动力。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是商君之法的一个缺陷，也是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一个缺陷：专业化程度太高，简而言之就是，太先进了。

先进也是缺点？确实，秦国这部过于先进、过于超前的战车，必须要有顶级的人才来驾驭，才能发挥效力，否则也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秦惠文王算得上是不世出的天才，能够完美驾驭这部战车。但随后的秦昭襄王却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委托魏冉、范雎等代驾。但代驾又必然会公器私用。

说起来，秦国这部商君之法锻造出来的优秀战车，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固然走了很多弯路，至少还没有车毁人亡，也算很不错了。

[1]嬴驷最早称秦惠文君，直到继位十五年后的公元前324年，才正式称王，改为秦惠文王。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称秦惠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