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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是解放初期我国经济战线'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大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为进一步实现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奠定了基础。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刚解放的上海，呈现着工商破产、物资匮乏、物价波动、投机猖獗的困难局面。人民政府手中只有供半个月用的存米，供七天用的存煤和供一个月左右用的棉花。全市87个主要工业行业的13000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只有25.9%，即使开工的工厂也是开工不足。当时国民经济有待恢复，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财政收支不能平衡，全国币值不断下跌。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资本主义投机势力乘机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大肆兴风作浪，造成物价猛烈上涨。 上海的投机势力，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产物。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共膨胀了1445亿倍，而同期物价上涨了36万亿倍。通货膨胀不仅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其财，劳动人民备受其害，而且使社会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畸形。从事正当经营的工商业难以维持，而从事投机活动的机构和行业则应运而生。如，与金融投机关系密切的上海银钱业，在抗战前为数不过100家，到解放前夕已增到200多家。其中很多行庄是从事买卖金银外币、证券股票和参加商品投机的，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二三十万人之多。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大本营证券交易大楼，楼内设有几百家投机字号，装有1000多部电话机与全市各个投机据点组成通讯网络，操纵着全市的金融投机活动。又如，与商品投机关系密切的一些批发行号，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增加了。从棉纱、棉布这两个行业来看，纱号抗战前为60多家，解放前已增至560家，棉纱经纪人多达430人，棉布号抗战前为201家，解放前已增至2371家。当时上海有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50多个黄金市场。这些市场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国民党政府和通货膨胀政策使当时几乎所有大小工商业无一不卷人投机活动的行列。 上海是全国资本主义经济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后我们虽然接管了一定数量的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占79.1%（未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商业在全市商品流转总额中也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资本主义经济投机势力乘机抬头。这股投机势力利用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兴风作浪，使上海的市场物价处于剧烈波动的混乱状态。如果物价失去控制，将有影响全局的危险。这一形势引起了党中央和上海党政领导机关的严重关注。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专程到上海，于1949年8月召集了有五个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部署。这场斗争，从1949年6月开始到1950年3月，经历了10个月时间。根据斗争的重点和它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控制物价的涨势。主要目标是抵住投机势力的冲击，掌握市场的领导权，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通货恶性膨胀。主要手段是运用政权力量和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军管会就颁布了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的命令，并按每10万元金圆券折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进行收兑。由于金圆券早已信用扫地，根本构不成人民币进入市场的障碍，收兑工作很快顺利结束。但是才几天工夫，斗争就开始了。投机势力利用人民群众在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形成的对纸币的不信任心理，首先哄抬银元价格，接着黄金、美钞跟上，带动百物上涨。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短短13天中银元、黄金、美钞和一般商品的价格都直线上升，物价总水平上涨2.7倍，其中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米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当时银元贩子特别活跃，黄金、美钞投机也很猖獗，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几乎被银元、黄金、外币所篡夺。 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党政领导决定运用行政手段来击溃金融投机。主要是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举办折实存款，挂牌收兑金、银、外币。并于6月10日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交易大楼，取缔了金融投机市场，依法惩处了一批金融投机的操纵者。通过上述措施，金、银、外币被迅速逐出流通领域，它们的价格不再与商品价格挂钩，上海市场被人称为黄（黄金）白（银元）绿（美钞）世界的历史到此结束，国家银行开始真正掌握了金融市场的领导权。 投机势力在金融投机中碰壁以后，就转移方向，把投机活动的重点集中到'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和煤炭等主要商品上来了。他们在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期间，接连掀起了三次大的涨风。 第一次是1949年7月的涨风。由于棉纱是凭栈单交易，又可做期货，历来是理想的投机筹码。投机商人首先冲击棉纱市场，哄抬纱价。接着又转向当时紧缺的粮食和煤炭。特别是7月中旬开始，投机商人借口农村有灾情，扬言人民政府手中存粮不足，引起人心惊慌，促使粮价猛烈上涨，从7月11日到16日6天之内，米价上涨了96%。16日起，又掉转枪头冲向棉纱市场，这样循环哄抬，造成市场物价混乱，形成一片涨风。上海7月份的物价总指数比6月份上涨了一倍多。 8月15日，陈云同志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陈云同志指示上海对运输特别是内河航运要大力加以组织。当时前方还在打仗，军运任务繁重，但是为了保证上海供应，中央对华东铁路的运输任务特别作了安排。在各兄弟地区大力支援和运输战线全力奋战下，上海的粮、煤库存逐渐上升。国营贸易公司手中有了实力，就运用相机抛售物资的办法来调节供需。与此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整顿和改革了市场交易制度，采取了统一交易时间、实行当天交割、集中场内交易和建立成交登记等制度和办法，有效地加强了市场管理。7月下旬以后，物价涨势暂时转人缓和。 第二次是1949年11月的涨风，这是解放后上海物价涨势最猛，局面最紧张，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先是五金、化工等进口工业原料商品价格上涨，10月中旬，纱价开始剧烈波动，跳跃上升；进入11月份，粮价紧跟着猛烈上升。这期间整个物价每天要上涨10％到30%，至11月25日止，上海物价比10月上旬上涨了326%，其中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米上涨3.3倍，五金、化工等进口工业原料则上涨5到6倍。这次物价涨风之所以特别猛烈，除了财政赤字庞大，钞票发行过多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还由于8、9两月间物价相对稳定时，上海物价水平与当时国家的通货发行情况以及外地的物价上涨情况不相适应，处于一种物价盆地的状态，促使投机商人在上海低价购进，向外地高价抛出。这时上海私营金融业还没有经过全面整顿和改造，它们在汇集和调动投机资金中起了恶劣的作用。 在这次涨风开始时，上海财经主管部门仍采取在市场上大量平价抛售物资的办法，但未能奏效。形势表明，在全国性的涨势中，单靠上海一地平价抛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就改变方针，不再平价抛售，而在一定时期内让牌价随市价向上浮动，以保存实力。这时，中央财委在陈云同志主持下，采取措施，一面组织各大城市调集主要物资准备反击，一面统一指挥调整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牌价，消灭上海物价的盆地状态。与此同时，上海加强了金融管理和市场管理，破获了26家地下钱庄，处分了140家滥开空头支票、膨胀商业信用的行号。11月25日，在各地根据中央财委布置，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一致行动，乘市场高价之际，大量抛售，两天之内，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26日起，上海和各地物价都从高峰上跌落下来。 第三次是1950年2月涨风。这次涨风是上海资本主义投机势力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较量。由于1949年我国农业歉收，投机势力从1950年1月开始，就抢购粮食、哄抬粮价，企图从中打开缺口，重新掀起物价涨风。上海2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1月份上升了46.2%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物价猛涨的紧张局面，中央财经从1949年12月就预先作了安排，从中南、西南、东北等地调了7亿多斤粮食到上海。1950年初，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空前规模的粮食大调运。当时陈云同志曾具体规定，无论如何必须设法于旧历年关前后，使上海粮食公司的存米达到4亿斤（相当于4个月左右的消费量）。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他们事先就调集资金，抢购和囤积物资，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与国营经济作一次大的较量。但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还是和春节前一样，而且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开始时投机资本家还妄图背水一战，他们到处借钱，接连三天抢购粮食、纱布，到了第四天，已经力不从心，想组织退却，把抢购的东西吐出去，但没有人要。这就使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的钱是以很高的利息从银行里借来的，原来以为只要再次掀起物价涨风，转手之间就能获取暴利，却想不到事与愿违，在占压倒优势的国营经济面前，他们已经失去了操纵市场、左右物价的能力。而国营经济通过与投机势力的反复量时经发大取的领导权。 稳定市场物价斗争的第二阶段，重点是从根本上消除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目标是平衡财政收支，把物价完全稳定下来。主要手段是实行财经统一，集中财力物力，避免分散浪费。 统一财经管理是新中国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措施，也是结束上海和全国物价长期波动局面的根本措施。党中央在1949年冬就确定了全国财经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1950年3月2日，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在财经体制上改变战争时期形成的分散管理状况，实行三个统一，即：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同时，在财经政策上密切配合，实行三管齐下的紧缩措施，即：财政部门加强税收和发行公债；国家银行收回贷款和吸收存款；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物资和控制收购投放。上述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的基本精神是集中财力、物力，避免分散、浪费，增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能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根本上稳住市场物价，为国民经济转入正常运转轨道和今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上海党政领导和财经主管部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这一重大决定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平衡国家财政收支方面，上海财政部门通过存货补税、开展查帐和民主评议等方式整理和加强了税收工作；同时大力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到1950年3月底，各界人民已认购了3000多万份，超额完成了国家分配的发行定额。税收工作的加强和公债发行任务的完成，有力地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物资管理方面，在实行了全国物资统一调度以后，国营贸易公司手中掌握的物资不仅能够供应正常的需要，而且具有了战胜任何投机者的能力。4月份，在批发交易市场上，上海国营贸易公司的物资抛售量在总成交量中所占的比重，米已达到56%，棉布已达到89%，其它商品也已普遍达到1/3到1/2以上。在现金管理方面，由于贸易金库的建立和现金管理的实施，国家银行在4月份吸收的通货比2月底增加了6.5倍。货币流通速度也大大降低。 由于中央统一财经管理和紧缩通货措施的贯彻执行，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就接近平衡。1950年3月以后，上海和全国的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从而结束了给全国人民带来极大损害的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的历史，宣告了解放初期经济战线第一次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了这个战役，他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时分析和掌握商品与货币流通的规律性变化，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特别是他在这一时期所阐述的关于在落后贫困的经济的基础上前进，以及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的理论观点，以及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红旗》杂志1983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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