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右吉金——隰县瓦窑坡东周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编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博物馆、隰县文化和旅游局；主编：王晓毅、狄跟飞、王 进。 该书最后部分附录4“隰县瓦窑坡墓地遗骸DNA研究报告”，主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的杜盼新（原文少卿团队博士）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王晓毅。该报告仅披露了隰县瓦窑坡东周墓地M22（样本B91607）和M25（样本B91608）号的古DNA研究结果。两座墓的墓主均为男性，Y单倍群均是Q-F4759+Y564-。B91607线粒体单倍群类型是D5a2a*，B91608线粒体单倍群类型是F1g1。
一. 隰县瓦窑坡墓地简介 瓦窑坡墓地位于隰县县城西北3公里处的黄土塬上，临城川河，西南距佛教圣地小西天约1.5公里。2005年，由于墓地严重被盗，临汾市文物局与隰县文物旅游局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现了17座墓葬，陪葬马坑1座，其中铜器墓11座，陶器墓4座，还有1座空墓，出土一批重要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墓葬包括一批春秋时期的高等级铜器墓葬，葬年代自春秋中期延续至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际。这批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吕梁山南麓地区春秋时期高等级铜器墓葬的空白，对于认识东周时期晋文化向北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发现的青铜器为东周时期晋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于认识当时青铜器的生产和流通以及青铜器风格从西周向春秋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 隰县瓦窑坡墓地M25号墓资料 杜盼新和王晓毅的文章仅给出了M22和M25墓的研究报告，这两座墓均是有青铜器的墓。现根据“考古汇”微信公众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章：“发现丨山西隰县瓦窑坡东周墓M25、M26资料公布！或反映晋国边地文化复杂性！”文章，简要整理M25号墓资料。
M25位于墓区中部，东距M23约4.5米，地势缓平。长方形竖穴，口大底小，墓口长5.3、宽4.25米，墓底长4.9、宽3.95米，深5.9米。木质葬具均已朽尽，仅见灰痕，从灰痕推测葬具为单椁双棺，椁室平面呈“
随葬器物共27件。计有铜甗鬲部1件、铜戈6件、铜矛头1件、铜贝币1件、铜片1件、铜饰1件、玉芯3件、玉片1件，以及残石磬、马衔、马镳、车辖、贝币、骨饰等。
考古报告说：瓦窑坡墓地M25出土的一些器物，对于认识该墓的年代很有帮助。其中两件个体较大的戈，从出土位置看，M25:17戈与矛头应组成联装戟，这种戈援部有明显凸脊并与矛头组成联装戟的例子，侯马上马墓地M13和淅川下寺M2、M8等墓葬中都有见到，年代应该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该墓中还发现有三件虎斑纹戈，与井中伟先生划分的东周乙类Ba型Ⅱ、Ⅲ式戈接近，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晚期。以往虎斑纹戈多见于楚文化区，战国时期在巴蜀地区也很常见。M25中出土的矮体车軎，器身有粟点衬地的疏朗蟠蛇纹，与此风格极为接近的车軎，流行于春秋中期偏晚的墓葬中，如临猗程村M1022、M1024、M1056等墓葬中都有发现。综合来看，M25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应是可信的。从葬俗来看，M25具有典型的晋文化特征。 三. 隰县瓦窑坡墓地属性争议 在周代时期，山西地区长期呈现出晋国与戎狄杂居的局面，因此，该地区发现的周代墓葬属性一直备受学术界争议。诸如黎城西关墓地所指的“黎国”、晋东南长子县的“西南呈”墓地、绛县横水北的所谓“倗国”以及翼城的“霸国”墓地等，皆是讨论的焦点。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尽管带有显著的晋文化风格，但因未发现铭文，其归属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然而，即使像横水北所谓“倗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大量丰富的文字，在解读方面仍然出现争议，比如那些“专家”不知为何对青铜器上反复多次出现的“称”等名字（晋武公的名字）视而不见，却抓住一个“倗”字不放，进行各种没有根据的意淫而大作文章。 央视《探索·发现》节目20220916 “瓦窑坡墓地发掘记”中，临汾市博物馆馆长狄跟飞，作为瓦窑坡墓地发掘领队，根据文献记载，提出隰县乃晋文公垂耳封地，推测瓦窑坡贵族墓地可能是协助晋文公管理封地的家臣墓地。。
据《史记》记载推算，重耳大约出生在晋武公十九年（前697年），也有生于晋献公六年（前671年） 等不同说法。他是晋献公诡诸和狐姬之子。重耳自幼喜好结交士人，到十七岁时，已有五个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朋友：赵衰、狐偃（重耳的舅舅）、贾佗、先轸、魏犨。 诡诸还是太子时，重耳就已长大成年。晋武公三十九年（前677年），武公去世，诡诸继位，即晋献公。当时重耳已二十一岁。后来，献公宠幸骊姬。晋献公十一年，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奚齐成为嗣君，于是派人劝说献公让太子申生（献公与齐姜所生）与公子重耳等离开国都。当年夏，献公让申生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地，夷吾住在屈地，而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奚齐、卓子仍在国都。 晋献公二十一年，在骊姬的步步紧逼下，申生不堪陷害，选择自尽。随后，骊姬又开始诬陷献公另外的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得知消息后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献公因重耳与夷吾不辞而别而大怒，认定他们有阴谋，于是就派寺人（即宦官）勃鞮去讨伐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他翻墙逃走，勃鞮追上，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与狐偃、赵衰、颠颉、魏犨、胥臣等人一起流亡到母亲的故国翟国，此时翟人正在和廧咎如打仗并俘获的两个姑娘。翟国和廧咎如位于晋东南地区，可能与“西南呈”墓地存在密切关系（参考：关于晋东南长子县“西南呈”的古DNA论文）。
然而考古队的推测却引起了山西社科院研究员田建文的质疑。在“瓦窑坡墓地发掘记”记录片中，他说M29和M30两座墓，不是考古队推测的夫妻对子墓，这两座墓的主人都是男性，而且年代要比其他墓。田建文并不是有什么碳14类测试结果，年代也只是他的“感觉”。在田建文看来，隰县直到春秋中期仍然是戎狄的势力范围。白狄原本生活在陕北，与秦国比邻，在赤狄东去晋东南之后，白狄接替了赤狄人，迁徙到吕梁山一带。瓦窑坡墓地M29与M30墓时间就在在白狄与晋人拉锯的时间段里，即使有晋国卿大夫死在隰县也不可能就地掩埋。由此田建文推测墓地属于狄人范围，随葬青铜礼器的M29和M30墓是两位“狄子”墓，是白狄的首领，他们是低等的“子爵”。田建文认为把瓦窑坡墓地归属于狄人墓地，可以“解释打破用鼎制度、随葬玉器稀少、不符合晋国葬制葬俗的现象”。至瓦窑坡墓地随葬的造型精美、体积硕大的青铜器为何带有典型的晋文化特征，在田建文看来，是因为白狄和晋人关系时好时坏，这些青铜器是白狄从晋人那通过贸易交换“买”来的，或者通过战争“缴获”来的。
田建文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辨识南吕梁白狄墓”，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田建文这篇文章摘要是：“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M29、M30是春秋时期前后相继的两座白狄子墓，时间上与公元前627年'箕之役’到公元前600年晋狄联合伐秦相契合，两座中的一座很有可能就是'箕之役’时擒获的白狄君主即'白狄子’的墓葬。”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在隰县瓦窑坡墓地古DNA研究结果公布之后，田建文研究员的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些群体特别是Y纳粹们，出于对Q单倍群的偏见和敌视，将田建文的文章视为佐证其立场的依据，认为这证实了“Q即是戎狄”的说法。然而，深入分析田建文的论述，可见其论证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持，逻辑上亦显得薄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在学术研究中逻辑思维的普遍不足，以及倾向于主观臆断的思维模式。比如：
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对于古代墓葬的属性和墓主身份的判断，需要基于严谨的考古发掘、实物证据、碳14测年等科学方法，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考证。田建文的一些观点，虽然提供了一种猎奇视角，但却缺乏充分证据，观点在逻辑上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和修正的过程，对于瓦窑坡墓地的深入研究，无疑将为我们理解春秋时期的晋国与戎狄关系，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资料。 四. 隰县瓦窑坡墓地古DNA的疑问 至于古DNA研究之报告，瓦窑坡墓地共清理出墓葬十七座，然论文报告仅对M22与M25两座墓之遗骸进行了研究，而等级更高之M29与M30两座墓未有研究之果，或研究之后未公布其结果，此诚为一大疑问。类似之情况，在研究山西黎城西关墓地时亦有所见。若M29与M30两座墓之墓主非Q单倍群，恐又将引起一番争议，那些Y纳粹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五. 关于Q-M120单倍群 虽然受到各种Y纳粹主义的影响，导致大量商周时期明确属性的墓葬因敏感古DNA而无法得到公布，实际上从已知古DNA宏观视野来看，仍然可以看到Q-M120单倍群与华夏族群密切相关，而不是戎狄。吉林大学赵永斌2014年论文说汉族是3000年前从Q-M120进入中原开始形成的。复旦一批博士的2019年论文说高频的Q-M120族群是华夏族和汉族形成的奠基族群。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华夏族群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证据。 在最近公布的古DNA研究中，Q-M120单倍群的遗迹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得以显现，与笔者之见相吻合。笔者推测，人类文明之曙光，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2万年前）于西伯利亚地区初现，继之以1.29万年前彗星撞击地球，引发新仙女木事件，西伯利亚猎人们遂大规模东迁、西徙、南下，分别踏足美洲、华北与西亚。Q-M120单倍群之分布，辽阔无垠，从美洲之阿拉斯加至北极圈，从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文化至蒙古高原之石板墓与乌兰朱和文化，从哈萨克斯坦卡尔纳克文化至东欧摩尔多瓦境内3000年前辛美里安人。在一篇国际论文之附件中，亦可见中东与北非地区Q-M120采样之丰富。特别在中国中原地区，山西、河南、陕西（包括宁夏南部）等地，自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至历史朝代，Q-M120古DNA之鉴定颇为丰富。这显示夏商周时期，Q-M120单倍群在中原地区有过集中爆发。南方地区因气候之故，古DNA报告甚少，然在喜马拉雅南麓、东南亚文莱等地，Q-M120人口亦不少见。笔者以为，中原地区之Q-M120，既有北亚与西伯利亚地区南下之土著，亦有自中东地区回迁之人口。 在杜盼新与王晓毅二位学者之论文中，对于Q-M120单倍群的论述，确实表明其为汉族之奠基者父系类型之一。文中指出：“我们确定了样本B91607和B91608的父系遗传类型为Qα1b-F4759+Y564-。”此单倍群之形成时间，据推测约在距今3000年前，而最近共祖时间则约为距今2900年。此时间与春秋中期墓葬之埋葬时间（约距今2500至2600年）颇为接近，表明其与瓦窑坡墓地之遗骸有着紧密的遗传联系。论文进一步阐述，与隰县样本遗传关系最为密切者，均为汉族。除汉族之外，藏缅语族之纳西族与不丹人亦与隰县样本有着较为亲近的遗传关系，分化时间分别约在距今4400年与4800年前。此外，Q-F4759位于单倍群Qα-M120的下游，而Qα-M120据推测起源于西伯利亚地区，约在距今3000至5000年间，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扩张，最终形成了汉族的六大奠基者类型之一。此研究不仅丰富了对汉族起源与形成的遗传学认识，亦为理解古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遗传学证据。通过对古DNA的研究，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与历史动态，为揭示中华民族的遗传史与文化史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在杜盼新与王晓毅的研究中，通过对瓦窑坡B91607和B91608两个样本的47个Y-STR位点进行检测，发现其中DYS391位点均为6。在成功检测的35个位点中，仅有4个位点存在差异，且差异步数之和仅为5，这一结果表明这两个样本在父系上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在DYS391=6的古DNA样本中，隰县的两例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发现之一，且与分子钟推算的最近共祖年龄极为接近。类似的古DNA样本亦出现在周代时期的河南郑州荥阳官庄遗址（西周至春秋中期）、汉代山东古人、十六国时期的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墓葬以及元代的内蒙古元上都砧子山墓地中。这些发现为研究古代人群与现代人群的遗传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