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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本待中秋举（下） 周舆 湖北新军本来要在中秋节（10月6日）举行，但为了协同湖南方面，不得不修改了时间表，起义向后推迟了10天。俗话讲夜长梦多，这么大的事轻易改变时间，就难免要出篓子。10月9日下午，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距离起义还有7天。这一天，是蒋翊武从岳州回武昌的日子。也许是为了给蒋总指挥送上一个见面礼，孙参谋长加紧组装炸弹。因为军中控制很紧，士兵们平时根本拿不到弹药，要开第一枪或第一炮，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是一处不错的西式洋房，这里是起义的总机关，孙武正在快乐地组装着炸弹，结果出事了。“总理”刘公是个革命的富二代，他有个叫刘同的弟弟，是个游手好闲且充满好奇的富二代，他有事没事地喜欢到宝善里瞎转。他是个烟鬼，这天叼着烟进了屋，孙武头都没抬，说了一句：“你替我写个牌子，严禁烟……”话还没说完，“嘭”的一声炸药爆炸了……孙武头部受了伤，被党人扶着前往同仁医院。俄国巡捕很称职，闻声及时地赶来了，刘同当场被抓，文件和名册也全部被起获。俄国跟大清的关系那时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大清仇恨一切洋人，但唯独对俄人亲厚。俄人自然不会包庇革命党人，于是立即将刘同和文件都递解给武昌当局。刘同当即供出他所知道的革命机关的地址，湖北三位革命党领袖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随即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在医院里养伤的孙武捶胸顿足，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刚刚回到武昌的蒋翊武，随即听到了孙武在汉口制弹失事、汉口机关遭到破坏的坏消息，当机立断,决定党提前于于10月9日午夜起义,以中和门炮声为号。当天下午5点，他派专人将命令分送各营。各营都传到了，但偏偏给中和门炮营传令的同志贻误失事，于是中和门炮声午夜未响,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不敢贸然行动，起义没有在10月9日午夜爆发。10月9日深夜，起义总指挥部遭到清军包围和搜捕，蒋翊武也被抓获，但带队的清军军官看到他那副穷矮挫的样子，打死也不相信他是革命党的大头目，因而踢了他一脚，让他赶紧滚蛋。于是，起义军总指挥蒋翊武不得不远避湖南。刘公，本来在汉口法租界养病。这时也没人会怀疑他这位大少爷会是革命党人，于是他在10月10日一大早，竟然大摇大摆地赶到了共和里，见到了藏身于此的孙武，并一起约见了部分起义骨干，决定10月10日晚间起事，随即赶紧派人前往武昌军营传令。10月9日受命起义，结果没有听到炮声，最终虚惊一场；现在上面又传来10月10日起义的命令，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至少谁来开这第一枪呢？上面可没有安排好。正在群龙无首、惴惴不安之际，晚上9点,突然从工程第八营传来一声枪响。原来，一个叫金兆龙的士兵私藏了一颗子弹，高压之下，不再屈服于排长的飞扬跋扈，开枪打伤了他。而他所在班的班长熊秉坤正是一名革命党人，而且也是这个连队的“代表”，于是他乘势发动了起义。
但熊秉坤的地位太低，最终一个连级军官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他率领第八营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进发，最终取得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于是有了物质基础。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也发动了起义，也向楚望台齐集，领枪领弹药。武昌城内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也率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随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纷纷率众起义，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10月11日夜光复汉阳，10月12日光复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立即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革命党人高级干部都不在场，于是曾经是坚定的反革命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二百多年清王朝统治和二千多年专制帝制就这样结束了。10月12日，蒋翊武在路上听说武昌首义成功,立即返回武昌。此时，鄂军已非革命党掌握，加之地位太低，起义总指挥是不能做不了，于是能在军政府里做了一名顾问。直到黄兴到鄂督战时,小蒋才获得一定地位，任具有实权的经理部长。黄兴离鄂赴沪，小蒋一度任战时总司令。
后来，他发动了驱黎(元洪)倒孙(武)的“二次革命”，又将文学社并入了同盟会。袁世凯窃国后,本想笼络他，说要授他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但被他拒绝了。宋教仁被刺后，小蒋明确反袁，又与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失败后，他跑到广西以图再举，1913年8月在全州兴安县被捕,一个月后被桂林镇守使陈炳焜枪决,年仅28岁。3年后的1916年,孙中山督师桂林,称“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但因伤不能视事。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士兵们（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推举了老领导黎元洪。革命党人在南京准备成立临时政府时，作为武昌起义头面人物的孙武也到了南京，本来以为自己会做上临时政府陆军次长的位子，但南京那边英豪济济，哪里轮得上这个“孙文之弟”，于是啥位置都没得到。南京临时政府只抬举了黎元洪，给了他一个并无实权的副总统的位子，内阁九总长无一是武昌首义参加者，九个次长中虽有五个湖北人，但他们都未参加武昌起义。孙武为此愤愤不平，一怒之下脱离了同盟会，自立“民社”，转而拥护黎元洪和袁世凯。后来，湖北爆发了“二次革命”，以打击孙武为主要目标。孙武被迫辞职，离开武汉。后来一直在北方生活。1939年12月，孙武在北京拈花寺逝世。起义成功后，刘公的命运相当顺遂。先是担任军政府的总监察，有权监察都督以下的官员，虽是虚位，但地位是有的。后来，他同宋教仁、孙武、居正、汤化龙等人一起制定《鄂州约法》，由宋教仁和居正执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
整个民国38年间，尽管各方势力斗来斗去，但大致是在自由框架下进行的。1920年4月，刘公在上海病逝。1927年10月，北京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1941年重庆政府也对其大为肯定。2024年9月17日 本文（上）今天发于“老周三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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