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芒乍现的瞬间，温柔而幸福——献给敬爱的父亲石昌渝

石昌渝先生

父亲是2022年12月31日离开我的，有如他研究中对时间和历史进程的敏感，他的生命冥冥中停留在了2022年的最后一天，是完结也是起点。

父亲被送进急救室前几天，常常是昏睡，无法进食也无法言语，我与他的交流只能通过眼神。一天，他忽然用手示意写字，我拿了笔和纸，其实那时的他已经没有力气握住笔，眼神却坚持。我轻轻在他耳边说：“爸，想写什么，告诉我，我帮你写。”他摇摇头，仍然想握住那支笔。这个场景成为我的心结，父亲费力抬手的样子时时重现。爸爸想写什么？我试想过无数的可能。他走后的一年多，伤痛重击后的记忆逐渐清晰，也许父亲并不想写什么，他不舍的是那支笔。

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当语文老师，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他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常常感叹生命中的际遇以及成就这些际遇的20世纪80年代。他在《四十年学术工作回顾》中曾写道：“研究生院文学系的系主任，先后由副所长唐棣华、吴伯箫和王士菁先生担任。文学系成立了'《红楼梦》研究’专业，这专业的研究生除我之外，还有胡小伟、扎拉嘎和程鹏，指导我们的老师是范宁先生、陈毓罴先生和刘世德先生。几位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他们的著述和教诲给了我极大的启迪，对我此后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研究生时的合影，前排中间是石昌渝

回忆他们的研究生时代，是父亲最后岁月中幸福的时刻。记得2022年10月30日《红楼梦学刊》编辑何卫国来家里作红学口述史采访，父亲已经没有太多力气坐立，但还是让我帮他穿戴好体面的衣服。采访中我时时扶着他，他说我有力气，年轻时的我们为了买书，可以饿几顿饭。那一刻他的眼睛很亮，似乎交织着历史的光与影，那些光影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当然那也是学术的黄金时代。那天，他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他倚在座位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忍看这张照片，父亲消瘦的脸庞上有神的眼睛如赤子般平和而深远，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伤痛。读研究生时父亲他们住在大山子的研究生院，现在属于望京地区的大山子已是北京热闹繁华之处，而在当时，那里是离建国门遥远的郊区，而且唯一的公交403路永远挤满人，他们长途跋涉去一次建国门的文学所往往要早上六点去赶车，回来却要兴奋许久。那时他们这届的研究生住的是北京简陋的平房，每家一间。盛夏时节，蝉声满树，我们小孩子在院子里撒欢玩耍，大人们都在屋里刻苦钻研。午饭的做饭时间，间或会传出陶文鹏先生悠远而深情的歌声，袅袅余音，为平静而寂寥的院子平添些许浪漫。只有到了傍晚时分，小院才热闹起来，他们会聚在院子中央讨论各种学术新观点，各种社会现象，但随着天色渐暗，又各自散去，继续在青灯黄卷中驰骋。后来有先生回忆，那时他们常常比谁家的灯亮得时间最长，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一盏灯。

父亲最后一张合影（与何卫国）

父亲的《红楼梦》研究起步于此，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比较研究》，也陆续发表了《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情节的逻辑背离》等系列文章。《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研究是讨论已久的话题，可是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红楼梦》撰写解读时，仍然将此作为其中的重点。他说时代怎么变化，逻辑是永远不会变的，文学创作是极富个性的思维活动，不同的创作主体，无论写作能力如何高强，也不可能完全和准确地复制原作者的创作旨趣和风格。而在讲起逻辑时，他常常举出陈毓罴先生、刘世德先生于1973年5月写成的《曹雪芹佚著辨伪》，讲述两位先生如何通过乾隆年间北京地区《晴雨录》以及乾隆帝《御制诗》来进行考辨。有次谈起此话题，有学者说现在这样的方法也很常见了，父亲非常不悦，问他是否明白学术史的过程，了解学术史每一分的进步是如何得来的。两位先生完成此稿的1973年，学术环境封闭而顽固，而他们已经捕捉到文学研究视域外的另一种方法的存在，不迷信也不畏惧权威，曾专程到天文台去，用追求真相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说，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正如父亲在《俞平伯和新红学》中写道的：“考证是科学的历史的，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正确地赏鉴文学作品，认识作品的真实意义。在俞平伯所建构的型范中，考证是为赏鉴服务的。”“学术型范的确立，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也不是从规则到规则，而需要通过解决学术的重大疑难而达到和形成。”

前辈学者对父亲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深刻的。20世纪80年代父亲参与协助吴组缃先生撰写《红楼梦》词条，那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有一个周末回家，父亲让我带一份文稿给吴先生。我又激动又惶恐，忍不住告诉同宿舍的好朋友，她也惊喜得非要一起去。对于朗润园，我们充满了崇拜与敬仰，见到吴先生，紧张得不知说什么，两人都垂手站在那里。吴先生让我们坐下，并笑眯眯看着我们，问我们本学期有什么课程，还特别问起我爸爸在北京生活习惯吗。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走出朗润园，回宿舍的途中我们经过未名湖，清朗的夜空，星星映照湖面，璀璨无比。父亲走后，我时常回想人生中许多已经飘过的枝叶，这样光芒乍现的瞬间，温柔而幸福，那是父亲的爱，也是那个时代父亲的感受在我心灵的折射。现在再回头看父亲写的《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吴先生对以上几个陪衬人物的分析，使我们能领略到曹雪芹创作的匠心，这样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而且也为小说创作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评论几个陪衬人物似乎是一个小题目，但我以为它的意义却不小，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符合小说艺术规律的研究方法的范例。”见其本色，而切中关键。父亲学术风格的形成，无疑是得益于古代小说研究这段光华满溢的岁月，同时也是学术史上前辈学者的文脉与审美的延续。

20世纪80年代，在《红楼梦》研究的同时，父亲将目光又投向《金瓶梅》，撰写了系列论文，并与尹恭弘先生共同在《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开辟“金瓶梅人物谱”专栏，这些论文后来集成专著《金瓶梅人物谱》出版，同时还主编了《金瓶梅鉴赏词典》。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家住在赵堂子胡同，全家大人孩子挤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小房间，每次父亲要和尹恭弘先生商讨问题时，便将我和弟弟以及尹恭弘先生的孩子尹兵赶到东单公园去玩耍。几年前见到尹先生，回忆及此，都唏嘘不已。再后来尹先生在河北去世，东单公园成为回不去的过去。在今天“金学”研究盛行的时代，各种中外理论眼花缭乱，父亲的成果在今天看来是薄薄一册，所做的工作也是基础研究。他在《中国小说发展史》里这样写道：“《金瓶梅》对于晚明社会做了无情而大胆的暴露，作者并非不持立场，宋惠莲的惨死，秋菊的受难，李瓶儿的悲剧，孙雪娥的冤狱，在叙述中皆予以了一定的同情和哀怜；对于西门庆的为非作歹和对女人的玩弄蹂躏，对于潘金莲的蛇蝎心肠，在揭露中也表现了憎恶的态度。然而作者把一切罪恶之源归于人性的贪欲，以为超脱罪恶的唯一途径就是否定人世，回到无欲无情的境界，于是安排西门庆转世的孝哥去皈依佛门。这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否就可以使人生和社会得到救赎，作者恐怕也未必相信。这种虚无和消极的情绪不能不影响情节的编织和人物的描绘，一些自然主义的暴露倾向也显而易见，尤其是一些性事描写就有展示之嫌。尽管作者创作的年代淫风炽盛，皇帝、大臣、文人们不以公开谈论性事为耻，但作为一部传世之作的《金瓶梅》不比当时流行的艳情小说，如此用笔，传之久远，其消极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否认。”古代小说现象、小说作品的属性和思想艺术内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法，但是无论方法如何创新，材料如何丰富，对一部作品基本的认识，还是应该契合小说的实际。父亲是幸运的，他们这代人学术最光辉的时刻是与那个时代相互辉映的。父亲怀念陈毓罴先生时说过，现在的学者都是著作等身，但是陈先生的一部《〈浮生六记〉研究》，却是长风回气。岁月会留下许多东西，也会淘汰许多东西，那个时代的留存与遗忘一定是了了分明的。

父亲是一个严谨的人，讲究卫生近乎洁癖，他的书桌非常整齐而又有层次，每一样东西都放在合适的地方。这种风格其实也是他研究方法的体现，他常常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所以他也特别喜欢看侦探片。母亲走后，这成为他最大的消遣，也许从层层推理中他能找到情绪的发泄，也许是锻炼自己某种发现问题的能力。他对片中的证物及其推理过程特别着迷，这种兴趣与他的研究是相互交融的。他不止一次向学生讲起王元化先生的研究思路：要层层剥笋般，自然而然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维习惯。父亲特别看重的便是逻辑。学生时代的我每次考试成绩公布，父亲问的第一科一定是数学。他有次猜测说刘世德先生的数学一定很好，不信，你读读刘先生的考证文章，有破案的感觉。在他们这辈学者的眼里，逻辑是一切的基础，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是充满人生理趣的。这是学术常识。但是在各种概念层出不穷的今天，有些常识被抛弃，那个时代的学术光亮已经被今天的某种喧嚣所遮蔽。

1991年父亲与刘世德先生、陈庆浩先生合作主编《古本小说丛刊》共二百册，此后1993年有了编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的设想。《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历经十年，这十年间的1997年，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天塌地陷的，我亲爱的弟弟离开了我们。这种打击对我父母是毁灭性的，母亲回忆父亲知道弟弟去世并向她隐瞒时，正值父亲在日本讲学期间。父亲那些日子天天去学校图书馆，晚上也是埋头写作，后来回国时我去机场接他们，父亲带回的只是满满两箱的笔记和书籍。直到见到我，才告诉母亲详情，父亲和我抱头痛哭！时光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我也到了父母遭遇不幸的那个年龄，每到一个应该家庭欢聚的节日，都觉得长夜漫漫。我一直在想，幽暗记忆中的人生大悲是如何转换为父亲生命意识中的隐忍与坚强的？

父亲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三百余万字，分白话卷、文言卷、索引卷三册，直到现在仍是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小说书目，也是学者研究古代小说重要的工具书。父亲特别看重这部著作，这为他后来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打下了文献基础，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但是一部体量如此之大的著作，又是多人参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文献的发现，必然存在一些疏漏和错误。父亲去世前两年，有出版社也有学者来找父亲，问可否修订再版，只要他挂名即可。每一次父亲都摇头，说这是一项大的工程，要花大力气，而且要做一定就要做好，我现在没有力气了，在我的名下，我就是负责人。这种和现实的疏离与执拗也许正是他们这一代学人的气质和格调，内心的审视与坚守高于名利，岁月流逝，见其底色。父亲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活得清朗而自尊。

退休之后，父亲着手《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写作。在此之前，父亲的《中国小说源流论》已经在三联再版。《中国小说源流论》初版于1994年，三联书店将它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部书探讨古代小说文体的生成、发展和演变，以小说概念的界定、小说文体各种要素为基础，揭示小说文体的嬗变之轨迹，并讨论影响小说文体的各种内外因素，阐释其嬗变之因，这是父亲学术生命最旺盛时期的著作，其中的思考既有激情又富于理性。而且写作此书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应该是父亲人生最繁忙也最幸福的时光。这部著作虽然是文体学的理论著作，但在智慧的逻辑体系下又闪现出感性的光辉。在论述《儒林外史》的连缀式结构时，书中写道：“这种结构又类似中国画长卷和中国园林，每个局部都有它的相对独立性，都是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单位，但局部之间又紧密勾连，过渡略无人工痕迹，使你在不知不觉之中转换空间。然而局部与局部的连缀又绝不是数量的相加，而是生命的汇聚，所有局部合成一个有机的全局。”这种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与生命观流转的浑然天成，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父亲是充满理想激情的。2015年再版时，岁月已经带走了很多东西，也沉淀了许多东西。记得编辑曾诚来家里商讨再版事宜，父亲要写再版前言，并说有地方要修改，特别强调有些结论需要修正。临别时父亲送他出门，他们两人沿着河边长长的小路走在前边，我跟在后面。我并未想追上父亲，他对自我的校正、对学术的敬畏经过岁月的风吹雨打反而更加深沉与坚定，洗净尘埃，这种境界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再版前言不足一千字，但是讨论了古代小说史上三个重要的问题“题材累积成书”“《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才子佳人小说”，其中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西游记》百回本西行途中所遇厄难的基本故事情节出现于何时，旧本沿用通行说法，以《朴通事谚解》关于《西游记》情节的概述文字为据，判定在元末明初。我对这个结论作了修正。因为这个结论的'证据’作为'证据’的资格尚须考辨。通行说法认为《朴通事谚解》成书在高丽朝末期，也就是中国的元末明初。这其实是错的。”

《中国小说源流论》从文体学角度探索小说发展的轨迹，虽然不是全景式的小说史，但它为后来父亲《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撰写做了重要的学术准备。《中国小说发展史》是父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此之前他参加了“国家清史纂修”工作，承担《典志·文学志·小说篇》的编撰，编撰清代小说编年及考异、清代小说理论批评资料汇编，在此基础上写成《小说篇》，按“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原则，记叙清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在一次访谈中他谈道，文学史的本质是史。这正是父亲参加《清史》编纂的一个深切体会。“清史·小说篇”完稿后，他将全部精力转移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写作上。

这部著作消耗了父亲最后的生命。他将生命的触觉放置于他的研究对象之上，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准确定位其在小说史上的位置。他强调小说史性质是史，自然蕴含编写者的史识，这一点知易行难。小说史不应该仅仅是小说家和小说作品的编年，它应该是立体、动态地描叙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想要揭示这种关系很不容易，应尽力避免在抽象的历史背景下谈论小说，力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小说的形态和发展，从而使小说史叙述接近历史的真相。

其实可以说《中国小说发展史》是父亲毕生研究的总结，在此之前，他已有研究对象个案的积累。小说史上此前曾经有过《水浒传》成书的系列讨论，在考证《水浒传》成书时间这个问题，父亲选取的是这样的角度：对于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叙述中无可避免地会显露他生活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印记，基于这个认识，《水浒传》的成书不单是《水浒传》本身的问题，还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认识，关系到元末明初是不是长篇小说成熟的时期等小说史相关重要问题。对此，父亲发表了《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再答客难》等系列论文，虽然有所争议，但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对于认识小说史上的关键问题是有价值的。在这些系列研究中，父亲特别关心的是社会及历史的进程，这一方法自然也延伸到了他的《中国小说发展史》。写作过程中，父亲不会电脑操作，整部书稿都是手写，全书九十万字，后来录入时还出现了一些纰漏和风波。对于父亲来说，这堪称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式动笔当时他已经七十六岁。在写作过程中，他时时感叹有些疲累，说写完我就再也不拿笔了，甚至开玩笑和我的孩子说，以后不要再送外公笔了，因为无论什么纪念日，送他礼物，我们第一想到的便是笔。2015年夏天，我和父亲去看望生病的扎拉嘎先生，他们是一起考入文学所的同门师兄弟。那时扎拉嘎先生虽然已经病重，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病情，但是仍然健谈。他说他还有几部著作有待完成，而且将部分书稿拿给我们看。走时他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师兄下次再聚，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回来的车上，父亲说扎叔叔生病都这么努力，我不能松懈呀。那时我还开玩笑对父亲说，你怎么像学生一样呀？其实对于曾经同窗的他们，这又何尝不是学生时代的惺惺相惜？那一年新年的第二天，父亲开心地告诉我说，你扎叔叔来电话了，他在海南，他听到了新年的钟声，他说他又多了一年的生命。因为这个电话，那个新年，父亲特别高兴，一再说海南是个好地方。再后来的2017年，扎叔叔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五年后也在新年钟声响起的前一天走了。涟漪繁波，逶迤白云，那个世界的新年钟声也会如期而至吧？

2022年《中国小说发展史》出版后荣获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这部著作的问世离《中国小说源流论》的出版已经整整隔了二十八年。随着岁月的沉淀，父亲将笔触置于人生之中又升华于人生之上，谈到蒲松龄时他写道：“《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荒斋废园或旷野坟场，人物又多是狐鬼妖魅，但情节的展开却毫无恐怖阴冷的气氛，反倒是充满了亮丽的色调和燃烧的热情，其清静幽雅，早已超出凡庸世间的尘嚣。《聊斋志异》绝无纱帽气、市侩气和穷酸气，始终都有一种穿透庸俗的独超众类的自然高雅的精神力量，闪烁着人性的善良、纯洁、温柔和优美的光辉。它是小说，也可视为散文的诗”。这样的文字比起《中国小说源流论》跃动的激情无疑是平和的，经历了人生跌宕起伏磨砺升华后的圆融之境，这又未尝不是父亲学术研究的高光时刻，尽管此时他已经年近八十。

蒋寅先生写到父亲时说：“石先生明显是很通透的人，我感觉他对什么都看得很透辟。我和他聊天，谈到所内所外的一些现实问题，他往往只是扬起下颌冁然一笑，会心尽在不言中。”扬起下颌冁然一笑，世间又有多少东西不可冁然一笑？蒋寅先生是了解父亲的，正如父亲对他的了解，父亲最后时刻叮嘱我一定要将书寄给他。

在回忆四十年学术研究道路时父亲曾说：“小说史著作虽多，但国内小说通史著作都是集体编撰，我的这部作品，不论水平如何，却是一人独立完成，个人的史识、审美价值观念以及叙述评论风格贯穿全书，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

父亲最看重的是个性，在他学术人生中，这种个性是性情、学识与思悟，也是格调与定力。我想，在学术纷繁而喧哗的当下，这种个性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生命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