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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贵高原出土的早期铜铃形制多样且类型丰富。目前，该地区出土的铜铃最早见于滇西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其年代或可早至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云贵高原铜铃数量剧增，进入东汉以后则逐渐减少并趋于衰落。云贵高原的铜铃或曾受到川西高原、成都平原、安宁河流域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地域风格。对云贵高原出土铜铃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西南夷青铜文化的认识。
铜铃作为有舌乐器或装饰品，早在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就有发现[1]，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此后便常作为随葬品而出现。与中原地区相比，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铃形制多样且类型丰富，地域特色显著，但迄今为止，对该地区铜铃的专门论述甚少[2]。因此，笔者拟对考古出土的云贵高原早期铜铃进行梳理，并就其形制、分布和年代及反映的区域间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对西南夷青铜文化的认识。鉴于西汉中晚期以降，云贵高原开始推广使用铁器，至东汉基本完成了铁器化进程[3]，汉文化获得了极大发展并臻于一个高峰，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早期”即是指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早期以迄汉代。一 形制分类 云贵高原出土的早期铜铃绝大多数出自墓葬，出土单位明确。根据铜铃的形制特征，大致可将其分为七型。A型 铃体大致呈扁圆筒形，上窄下宽，顶端有半环形钮。根据口部形态的差异，可分为四亚型。Aa型 口部平直。标本云南剑川海门口AT1901⑥∶1，铃身素面，器壁较薄。高3.8厘米（图一∶1）[4]。标本云南楚雄万家坝M57∶14，高8.5厘米（图一∶2）[5]。标本贵州赫章可乐M373∶5，铃身饰人面纹。高11.6厘米（图一∶3）[6]。标本大英博物馆藏铜铃，铃身饰蛙纹。高13.5厘米（图一∶4）[7]。标本云南昌宁坟岭岗M24∶1-1，铃身饰弦纹，间以连云纹。高3.3厘米（图一∶5）[8]。Ab型 口部深凹，两侧呈尖角突出状。标本云南楚雄万家坝M35∶14，铃身上下开二小孔。高7.5厘米（图一∶6）[9]。标本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铜铃，高5厘米（图一∶7）[10]。标本云南剑川鳌凤山M157∶2，高8.6厘米（图一∶8）[11]。Ac型 口部弧曲，形体较小。根据铃体纹饰的不同，可分为三式。Ⅰ式 铃身素面。标本贵州赫章可乐M310∶2，高5.1厘米（图一∶9）[12]。标本贵州威宁中水张M2∶3，高2.8厘米（图一∶10）[13]。Ⅱ式 铃身饰花瓣纹。标本贵州赫章可乐M274∶5，高3.3厘米（图一∶11）[14]。Ⅲ式 铃身饰乳钉纹，有的以界格线作为区分。标本云南晋宁石寨山M7∶88，高3厘米（图一∶12）[15]。标本贵州赫章可乐M7∶5，高2.3厘米（图一∶13）[16]。Ad型 口部呈锯齿状。标本云南东川普车河M19∶1，高4.9厘米（图一∶14）[17]。图一 A型铜铃 B型 铃体呈扁圆筒形，顶部有双钮（耳）。根据钮部或耳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二亚型。Ba型 顶端有一对桥形钮。标本云南昆明羊甫头M543∶16，宽7、高9厘米（图二∶1）[18]。标本云南晋宁石寨山M71∶147，宽7.6、高9.5厘米（图二∶2）[19]。Bb型 顶端有一对管状空心耳。标本贵州威宁中水张M2∶1，高10厘米（图二∶3）[20]。标本云南会泽水城M19∶1，高12.4厘米（图二∶4）[21]。图二 B型铜铃 C型 铃身上下两侧共有对称的四小耳以系带。标本云南祥云红土坡M14∶123-4，口径2.6、高3.4厘米（图三∶1）。M14还出土有3件此类铜铃[22]。此外，云南祥云检村石棺墓中亦出土有3件[23]。D型 扁圆筒形，无钮，仅在铃身顶端两侧各开一圆孔以穿绳系挂，内有棒状铃舌。标本云南元江洼垤打篙陡M25∶6，一面饰人面纹，一面饰草叶纹。口宽4.8、残高5.2厘米（图三∶2）[24]。打篙陡墓地另出土有2件铜铃，形制与此相同。E型 扁圆筒形，环钮，柱状柄，柄上饰凸起的螺旋纹。标本云南东川普车河M19∶2，长柄，内有棒状铃舌。高7.8厘米（图三∶3）[25]。F型 铃身呈棱柱形，銎管形系钮。标本云南晋宁石寨山M3∶117、M12∶147，两件均作八棱扁圆形，顶上有一横管形环钮以便系带。M12∶147为大小二铃相套，大铃内有一横梁，小铃即系于此梁上，有铜舌。大铃高9.3、小铃高5厘米（图三∶4）[26]。G型 椭球状，环钮，体量较小。一般无铃舌，腹中部至底部有开口，呈分开的两瓣状，铃体内置一球珠以发出声响。标本贵州修文县出土铜铃，腹径1.6～2.1、高3.8厘米（图三∶5）[27]。标本贵州贞丰浪更燃山M25∶1，分作两个半球形，中空。高1.4厘米（图三∶6）[28]。图三 C、D、E、F、G型铜铃 二 分布与年代 目前，云贵高原早期铜铃的出土地点主要位于云南境内，尤以滇池及洱海附近较为集中。此外，贵州西部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以及贞丰浪更燃山等地也时有发现（图四）。[底图由自然资源部监制，审图号：GS（2020）4628号] 关于铜铃的年代，笔者将参照它所属遗址或墓葬的年代以及同类或相似遗物的年代进行判断。以下就各类型铜铃的年代分别论述之。Aa型铜铃出土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广泛。在滇西的剑川海门口、楚雄万家坝，横断山区的昌宁坟岭岗，滇池附近的晋宁石寨山，黔西北的威宁中水等地皆有发现。Aa型铜铃中，年代最早的当属剑川海门口遗址第⑥层所出的1件（AT1901⑥∶1）。以往，学者们围绕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问题争论颇多，徐学书认为其年代在西汉吕后至武帝前期[29]；李晓岑、韩汝玢则推定其年代在春秋晚期[30]。2008年，剑川海门口第三次发掘将出有铜铃的第⑥层（第二期晚段）年代大致定为距今3800—3200年[31]。不过，李晓岑通过对此次发掘出土的铜器进行科技分析，发现海门口第⑤、⑥层出土的3件“铜镯”“铜环”与“铜钻头”实为铁器，且合金配比分析显示出当时的青铜冶炼已处于成熟阶段。因此，李晓岑认为剑川海门口第三次发掘所获金属器的年代上限应为春秋时期，下限则在战国时期[32]。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出有Aa型铜铃的赫章可乐M373、昌宁坟岭岗M24的年代皆在西汉早中期；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蛙纹铜铃应属滇文化器物，年代在战国末至东汉初。综上可知，Aa型铜铃的使用年代上限为春秋时期，东汉初或仍在沿用。Ab型铜铃最大特点是口中部深凹，两侧呈尖角状，极具辨识度。目前发现数量不多，分布却十分集中，主要见于滇西地区的剑川鳌凤山，楚雄万家坝，祥云检村、大波那，弥渡苴力[33]、合家山遗址[34]等地。近来，学者大都认为楚雄万家坝墓地的存在及发展是连续的，并且其年代主要处在西汉时期，上限或可早至战国晚期[35]。剑川鳌凤山墓地的年代大体与之同时[36]，而祥云检村石棺墓、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和弥渡苴力石棺墓的年代则大致处于西汉时期。Ac型Ⅰ式铜铃集中分布于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墓地，但在滇东的曲靖八塔台和滇东南的广南牡宜句町贵族墓地也偶有发现。赫章可乐M310属墓地第一期，年代为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赫章可乐M373的时代可能在西汉前期至西汉中期；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M2出有西汉晚期五铢钱和王莽钱“大泉五十”等，年代约为西汉末至东汉初。由此可知，Ac型Ⅰ式铜铃从战国早中期开始出现，延续使用至东汉初期。Ac型Ⅱ式铜铃仅见于赫章可乐M271、M274、M330及M342。M271、M274、M342属赫章可乐墓地第三期，这一时期墓中发钗渐少，铜镯几乎不见，铁器增多，时代应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Ac型Ⅲ式铜铃在赫章可乐、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个旧黑蚂井等墓地皆有发现。晋宁石寨山M7年代为西汉中期；赫章可乐M7出有五铢钱和环柄铁刀，年代为东汉；个旧黑蚂井M5年代应属东汉早期[37]。综上可知，Ac型Ⅲ式铜铃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Ad型和E型铜铃仅见于滇东北的东川普车河M19。杨勇认为普车河发掘的墓葬情况与嵩明凤凰窝墓地相似，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38]。B型铜铃常见于滇池和滇东地区，滇东北和黔西地区偶见。其中，Ba型铜铃见于晋宁石寨山、昆明羊甫头、曲靖潇湘平坡、会泽水城等地。晋宁石寨山M71的年代应略早于M6，而与石寨山第二次发掘的Ⅱ类墓年代相当或略早，大致应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间；昆明羊甫头M543和会泽水城M8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由此可以看出Ba型铜铃流行于西汉中晚期。Bb型铜铃主要发现于陆良薛官堡、会泽水城以及威宁中水等地。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M2的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会泽水城M19出有五铢钱及铁刀，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在西汉中晚期；江川李家山M86亦出土该型铜铃1件，年代为东汉前期[39]。由此可知，Bb型铜铃在西汉中晚期出现，并在东汉初继续流行。C型铜铃目前仅见于祥云红土坡M14和祥云检村石棺墓，二者随葬器物相近，推测彼此年代相当。杨勇认为祥云红土坡M14出土动物模型的种类、造型与宾川夕照寺村土圹墓所出基本相同，后者年代可依其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断为西汉时期[40]。从同为系耳的Ba型铜铃的年代来看，这一说法可以采信。D型铜铃见于元江洼垤打篙陡M25、M70、M73。发掘简报将此3座墓葬的年代划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但杨勇通过对该墓地所出青铜器与滇文化、滇西所出同类器进行比较，推知墓地年代主要为西汉时期，早的可至战国晚期[41]。F型铜铃较为罕见，目前仅在晋宁石寨山M3和M12有所发现，年代为西汉中期。另外，赫章可乐M8亦出土一件六棱体形的铜铃（M8∶77），惜未见图。据同出的元始四年（4年）澡槃来看，可知其年代在平帝前后[42]。G型铜铃目前仅发现于贵州境内，贞丰浪更燃山墓地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值得一提的是，贵州黔西M2中曾出土2件形制相似的银铃，年代为东汉中晚期[43]。据此可将G型铜铃的年代大致定为东汉。总体而言，云贵高原出土的早期铜铃时代较为接近，大部分都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图五）。早在春秋时期或更早，具有原始形态的Aa型铜铃开始出现在滇西的剑川海门口，此后，Aa型铜铃成为云贵高原分布最广泛、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铜铃。春秋至战国早中期，云贵高原铜铃数量还很少。从战国晚期开始，滇西地区出现了口部分叉的Ab型铜铃，而滇东黔西地区则开始流行口部弧曲的Ac型铜铃，其中，素面无纹的Ac型Ⅰ式铜铃在战国早中期的赫章可乐地区已零星出现，而饰花瓣纹的Ac型Ⅱ式铜铃则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流行。Ad型、D型和E型铜铃则分别出现于滇东北的东川普车河遗址和滇东南的元江打篙陡遗址，且年代范围应不出西汉。这一时期，滇西大理祥云一带则流行四系耳的C型铜铃。自西汉中晚期开始，滇池、滇东黔西等地区新出现了Ac型Ⅲ式、B型、F型铜铃。降至东汉时期，云贵高原铜铃的数量和种类都急剧减少，仅Ac型Ⅲ式铜铃还较为流行，Aa型、Ac型Ⅰ式、Bb型铜铃则偶可见到；体量较小的G型铜铃是唯一新出现的类型，但仅在贵州地区有所发现。图五 各型铜铃流行的大致年代范围 三 与其他地区铜铃的比较及相关问题 通过上文对云贵高原出土早期铜铃的梳理，可基本了解铜铃在云贵高原的分布及其年代。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铜铃数量迅速增多，类型也逐渐丰富，与此同时，具有相似或相同形制的铜铃在周边及其他地区亦有所发现。因此，就不同地区出土铜铃作细致的比较分析，对认识云贵高原铜铃的发展演变及其反映的区域间文化联系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首先，集中分布于滇西地区的Ab型铜铃在川西高原也时有发现，显示出两地在文化上存在密切联系。岷江上游的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Ab型铜铃1件（M1∶154），铃口深凹，两侧也呈尖角突出状，高7.8厘米（图六∶2）[44]。此外，该墓出土的铜圆牌饰、铜柄铁剑亦见于滇西青铜文化当中。牟托一号石棺墓的年代或为战国早期[45]，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墓时代应在战国中晚期[46]。1978年发掘的茂县城关石棺墓亦出土该型铜铃1件（图六∶1），年代为战国后期至西汉武帝以前。茂县城关石棺墓群的墓主为古代西南夷中的冉駹人，或为古代氐族的一支[47]。滇西地区出土Ab型铜铃的剑川鳌凤山M157、楚雄万家坝M35、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祥云检村石椁墓（M1）、弥渡苴力石棺墓的年代以西汉为主，早的可至战国晚期。这些墓葬在形制和丧葬方式上虽有不同，但随葬器物的种类和形制大体一致，因而可归为滇西青铜文化范畴[48]。从年代看，滇西青铜文化的Ab型铜铃或是由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传播而来。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49]，此不赘述。其次，赫章可乐墓地出土的Ac型Ⅱ式铜铃在四川汉源市荣遗址M3[50]、成都跳蹬河[51]等地也有发现，两地出土的铜铃形制相似，且铃身表面都饰有花瓣纹（图六∶6、9）。市荣遗址M3的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初，出土器物大都与巴蜀文化同类器相似。除Ac型Ⅱ式铜铃外，赫章可乐墓地还出土较多巴蜀柳叶形铜剑，显示出赫章可乐与巴蜀之间的诸多物质文化联系。巴蜀文化是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文化，可乐属巴蜀“徼外之地”。早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从成都出发，经彭山、乐山、犍为、宜宾，再通向黔西北的“夜郎道”，就成为巴蜀文化向西南地区保持辐射影响的孔道[52]。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造成大量蜀人南迁，其中不少进入了川西南、黔西北和滇北等地区[53]。结合Ac型Ⅱ式铜铃的分布特点来看，估计该型铜铃在黔西北的出现，亦可能与受到巴蜀文化影响有关。此外，东川普车河出土的Ad型铜铃，与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盐源老龙头墓地所出同类器形制相似。西昌河西M2出土有3件（图六∶4），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初[54]；盐源老龙头M4也发现该型铜铃1件（图六∶3），属西汉遗物[55]。除Ad型铜铃外，大石墓出土的双耳罐、条形石坠和双柄铜刀在盐源地区皆有发现，表明二者之间文化联系密切。可以说，大石墓应该是西南地区诸多古文化遗存中与老龙头墓葬“血缘”关系较近的一种文化遗存[56]。值得一提的是，Ad型铜铃似乎只到达了滇东北的东川普车河，而未到达滇池。按照地望及文化特征，东川普车河墓地所属族群与滇人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很可能是“同姓相扶”的靡莫之属或滇人的一支，而安宁河大石墓和盐源老龙头墓地一般被认为是“邛都夷”和“笮人”的遗存[57]。Ad型铜铃在滇东北、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及盐源老龙头墓地的出土，表明三者可能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图六 周边地区出土铜铃 武帝开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势力开始不断渗透，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带有明显汉式特征的Ac型Ⅲ式铜铃在云贵高原大量出现。这种口部弧曲、铃身表面饰乳钉纹的铜铃在中原地区的三门峡（图六∶7）[58]，沿海地区的徐州后楼山[59]、上海福泉山（图六∶5）[60]以及湖南邵东（图六∶8）[61]等地的汉墓中皆有大量发现。这些铜铃上乳钉的数量、装饰位置与钮钟上的枚有相近之处，推测铜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原钮钟造型的影响。而从Ac型Ⅲ式铜铃在云贵高原的分布来看，该式铜铃主要分布在地理位置优越、资源相对丰富的滇池地区以及滇东黔西一带。毋庸置疑，这一区域也恰恰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夷的重镇，社会经济发展亦相对突出。据此，可基本认定此类铜铃为汉式遗物，且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此外，G型铜铃在汉代中原地区的墓葬中也时有发现。洛阳中州路东汉墓出土过2件相同形制的铜铃，其中1件（M711∶1）铃身呈圆球形，铃口敛成一道缝，中空，有珠，背上有半环形钮，高1.5厘米（图六∶10）。不过当时发掘者因汉墓中不见此物，遽而怀疑该墓的年代可能晚至唐宋[62]。从现有材料来看，此种类型的铜铃在东汉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一直延续至隋唐，河南安阳孝民屯晋墓（图六∶11）[63]、重庆万州大坪六朝墓（图六∶12）[64]、河南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的隋唐地层[65]等多处都曾出土过此类扁球形铜铃。然而，由于缺乏年代更早的材料，有关G型铜铃具体的源流及传播途径还有待进一步探究。然而，与其他类型的铜铃相比，G型铜铃形体较小，且铃腔内的舌也被球珠替代，可以看出其作为乐器振动发声的功能已大为退化，性质已更近于纯粹的装饰品了。尽管云贵高原的铜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其他地区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地域特色，其中B、C、D、E、F型铜铃在形制或装饰上都别具一格。特别的如带管状空耳的B型铜铃，既不见于两广越墓，也不见于中原、巴蜀等地的战国秦汉墓中，可视为云贵高原本土铜铃的代表。B型铜铃在滇池周边、滇东北和滇东黔西等地的出土，表明这三个地区之间由于地域相近，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或传播的情况。另外，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贵州观风海镇塘房、望谟石屯镇巧散村、威宁牛棚、六枝抵簸、兴仁牛场等地采集或征集了一批带管状空耳的铜铃，形制与B型铜铃相近，但铃体表面大都铸有浮雕式图案。张元在整理和披露这批材料时，依据其与B型铜铃形制相近的特点，将它们认定为汉代遗物[66]。然而，与考古出土的B型铜铃相比，这些铜铃在纹饰和制作工艺上仍有较大差异，且来源复杂。有调查材料显示，相似形制的管形耳铜铃仍被近现代的彝族毕摩传承使用[67]。又此类铜铃往往发现于人畜罕至的岩洞，且浮雕图案大都有树木、家畜、飞鸟等元素，颇疑其为彝族作斋仪式所用祖筒中的伴铃或祭铃[68]，由于作斋风俗淡薄，祖筒失迷而为后人所征得。不过，有关在贵州发现的这批管形耳铜铃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仍需进一步确认。四 结语 云贵高原铜铃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了川西高原、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广泛影响。与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造就了云贵高原铜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这仅仅是云南青铜文化的一个缩影。西汉中晚期开始，随着汉文化对云贵高原的渗透，带有明显汉式特征的铜铃开始大量涌现，而具有地域特点的铜铃，连同羊角钮钟、贮贝器、铜枕、扣饰、铜俑等逐步消失。进入东汉时期，云贵高原铜铃的种类与数量都大为减少，并逐渐趋于衰落。[1]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2]相比之下，目前学界对云贵高原的铜鼓、扣饰、贮贝器、羊角钮钟、剑、戈、矛、钺等关注较多，成果较丰富，对铜铃的关注较少。对该地区铜铃的研究成果可参看：a.张元：《贵州秦汉时期的铜铃》，《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5期；b.张元：《贵州发现的汉代铜铃》，《考古》2006年第3期；c.张合荣著：《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第196～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d.李昆声：《云南青铜时代的音乐、舞蹈和杂技》，《民族艺术研究》1994年第3期。[3]白云翔著：《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32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5]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6]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县文物局：《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两座汉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2期。[7]黄德荣：《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云南晋宁梁王山出土的青铜器》，《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10集，第200～201页，地质出版社，1996年。相传此件铜铃出自云南晋宁梁王山。2005年10月，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对梁王山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全面勘探，结果表明整个梁王山上没有任何古代遗存，因此推断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批青铜器，更有可能来自与之相距2千米的晋宁石寨山。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7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昌宁坟岭岗青铜时代墓地》，《文物》2005年第8期。[10]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1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1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第81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1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1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第79～81页。[15]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98～99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16]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17]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东川普车河古墓葬》，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第1903、190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1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42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1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84、88页。[20]原简报将此件器物称作“钟”。一般来说，铜铃的腔体内常悬挂铃舌，摇动而发声，而钟须由敲击作响。又《广韵》曰：“铃，似钟而小。”威宁中水所出的这件器物体量较小，且其形制与陆良薛官堡M35所出铜铃（M35∶8）十分相近，后者腔体内发现有圆柱形铃舌。鉴于此，笔者认为，将威宁中水出土的这件器物称作铜铃似更为恰当。参见：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陆良薛官堡墓地》，第50～51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2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第90、92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22]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云南祥云红土坡14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11年第1期。[2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12期。[2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第7期。[25]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东川普车河古墓葬》，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第1903、1905页。[26]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98～99页。[27]程学忠：《修文发现汉代文物》，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第226～227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28]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贞丰县文物管理所：《贵州贞丰县浪更燃山汉代石板墓》，《考古》2013年第6期。[29]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30]李晓岑、韩汝玢：《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及其年代》，《考古》2006年第7期。[32]李晓岑、闵锐：《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3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34]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35]杨勇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0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36]同[11]。[37]个旧市博物馆：《个旧黑玛井东汉墓清理简报》，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第2070～2074页。[38]杨勇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84页。[39]玉溪市文管所、江川县文管所：《江川李家山第86号墓清理发掘简报》，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第1820～1826页。[40]杨勇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32页。[41]杨勇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89～290页。[4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43]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44]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45]施劲松：《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器物坑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46]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7～28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47]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四川省文化厅编著，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第17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48]a.郭继艳：《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b.周志清：《云南洱海地区石棺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49]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关系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5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四川汉源县市荣遗址2009年度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5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四川省文化厅编著，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第18页。[52]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53]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第12期。[54]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5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2～13、184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56]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87～188页。[57]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第139～14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b.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98～210页。[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44～145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59]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60]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第8期。[61]邵阳市文物局：《湖南邵东县廉桥东汉墓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8期。[6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135、14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64]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第167～16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6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66]同[2]b。[67]王继超：《彝族神器铜铃及其历史文化信息承载属性探析》，洪波主编：《滇川黔桂四省（区）毗邻县第二届彝学研讨会论文集》，第154～16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8]张传玺：《云南武定禄劝两县彝族的碑记、雕刻与祖筒》，《文物》196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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