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大多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不是因为那时生活富裕，而是人们充满希望。学术界也是这样，尽管“极Z”思潮阴魂不散，但多少还有点学术争鸣。比如有两份对我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一是《未定稿》，二是《青年论坛》。
我是文革后高考入学的“新三届”大学生，课余时间我爱上图书馆，特别是图书馆的阅读资料室。因为那里有许多报刊杂志可一饱眼福，我最爱看的就是《未定稿》了。
《未定稿》是一份引起剧烈轰动的内部刊物，它刊登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激烈讨论。这份内部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它的名字在那个时代显得十分奇特，甚至有一些前卫。而《未定稿》编辑和参与写作的既有庙堂之上的体制内人士，还有很多是处江湖之远的年轻学者。到今天还有许多人记得这份刊物，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下半年，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副院长于光远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后改称《未定稿》编辑部）。
写作组的使命是对过去文革“年十”极左理论进行批判，随后于1978年末开始，由写作组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未定稿》的不定期内部刊物。刊载社科院内外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人员的探讨性成果，以活跃学术思想，开展理论争鸣，推动思想解放。
刊名《未定稿》意在包容，使一些有争议的文章能够刊登出来。作为内部刊物，起初每期只印三四百份，发院内各研究所参考，也少量发往全国一些重点大学、研究机关和各省部级党政机关及其政策研究和宣传部门。
《未定稿》的不少文章一经刊出就引起关注，被广泛传阅，以几百份的发行量居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研究所或大学阅览室里摆一份《未定稿》，可能就有数十甚至数百人排队争相传阅，并口口相传，使影响不断扩大。
在我的印象中，《未定稿》有两条信息至今难忘。一是有关司法问题，记不清楚是谁写的。大意是描写一桩司法案件，审判前就已定案，整个审判过程就是走过场。还有一条信息是有关胡华的。胡华是我国党史研究权威专家，但他说象他这种专业人士查阅有关党史材料，比如苏区文件，居然要四个副总理签字批准才行。而类似的文件，在美国档案馆只需要几个美分就可复印。
《青年论坛》1984年11月正式问世。杂志社的性质，定位为挂靠在湖北社科院下完全自收自支的单位，不占用公家财政编制，不靠向国家伸手要拨款，完全靠征订发行自食其力。当时的编委会成员平均年龄不足28岁，是一支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队伍。李泽厚为创刊号撰写了卷首语，该期最重要是的是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
1983年以来接连进行的“清除精神WR”和“反ZY化运动”，令思想界倍感压力。胡德平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报日人民》、《新华文摘》《报日长江》等报刊纷纷转载，此文成为80年代思想史中一篇具有里程碑式的文章。
也正因为《青年论坛》办刊的优秀表现，很多重要人物都给予支持肯定。于光远、黎澍、董辅礽等发来热情洋溢的寄语。然而，《青年论坛》在1987年初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停刊整顿”，并且一整顿就是遥遥无期，于是被永久停刊了。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笔者有篇文章遭遇的风波，也与这两份刊物的支持者有关。
那是1988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瞭望》杂志特辟版面举办“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也许是因为“有奖”，或许是因为“有感而发”，所以我根据自身的一段经历写了一篇小文投递《瞭望》编辑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到两周文章就刊登出来了（《瞭望》周刊1988年第50期）。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当时我在成都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担任讲师。该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要求人们破除旧意识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并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四川日报》从该年10月7日起专门开辟《更新观念纵横谈》栏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以破旧立新，帮助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
有感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金钱问题的困惑，我写了一篇题为《发展商品经济与“向钱看”》的千字文投递川报，旨在从理论上阐明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要把远大理想与现实的经济效益、经济目标结合起来，树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文章得到川报编辑部的青睐，改文章题目为《搞商品经济要向前看》，并由编者加上花边，发表在10月24日《四川日报》第一版的左下角。
事有凑巧，1986年10月下旬，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来到成都，参加由中国经济研究会、经济效益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发展中小、乡镇企业研讨会和提高中小企业素质、经济效益经验交流会”并发表讲话。11月2日，《四川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报道了于光远的讲话，并把于光远引用他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前看，才能向钱看”一语，作为该报道的主题。
这两篇文章的标题都是谈“向钱看”的，见报的时间也很接近，且都排在头版较显著地位置，自然也就比较引人注意。可是，一经注意问题就出来了。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举国上下正在“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ZY化”。
于是，1987年初，乍暖还寒时候，四川省委分管宣传口的某副书记在某次干部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这两篇文章，认为《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错误的。首先文章标题就有问题：《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资本主义才“向钱看”，我国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向钱看”呢？标题太刺眼了！都“向钱看”，那怎么得了？！不是全乱套了吗？其实，《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编者改的。改动的目的恐怕是为了使标题更简明而一语中的，文章更有说服力。
也许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位省委领导只是随便说说，表表态而已。但我似乎成了党校系统搞“ZY化”的一分子，默默无闻的我竟然与大名鼎鼎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同挨批。呜呼！幸，还是不幸？
值得庆幸的是，世间尚有明白人。我所在单位的一把手，恰恰是一位熟悉经济理论的内行。面对校内外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这位领导是清醒的、明智的。他仔细阅读了我写的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向钱看”无非是说要重视经济效益，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此鞭策生产，无可厚非；“向钱看”与社会主义道德并不矛盾，合法取利，劳动致富，这样的“向钱看”正是社会主义道德所要求的；同时文章把“向钱看”与“一切向钱看”区别开来，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他在党委会上明确表示，省委领导讲话一事不得再传，作者文章标题虽然有点过火，但看文章要看内容，文章内容是好的，与“ZY化”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年1989初，《瞭望》周刊在一篇编辑部综述“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我的《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这篇文章，并给予较高评价。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当年风云突变，“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活动中止评奖，我的这篇征文是极有可能获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