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教授在演讲中本文为莫砺锋教授2024年7月7日在太仓市图书馆的演讲，据录音整理。转载自“程门问学”公众号。我去年在安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讲了一个小故事。南朝的南京城里有一个思想家叫范缜，就是《神灭论》的作者。范缜曾与竟陵王萧子良争论因果报应的事情，萧子良说：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为什么人们的命运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呢？范缜回答说：富贵贫贱完全是出于偶然。人的命运就像亭子外面这棵树，树上开满了花，一阵风吹过来，花瓣纷纷飘落，有的花瓣随风飘到我们这个亭子里来了，落在地上铺的毯子上。这就是好的命运，就像你贵为帝胄一样。有的花瓣被风一吹，飘到那个角落的粪坑里，这就是不好的命，就像我生来贫贱。命运确有不同，但是哪里有什么因果？有什么逻辑关系？没有的。范缜的意思就是说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你自己没法掌控。风往哪边吹，花瓣就往哪边飘。一朵花瓣能够说我要往这边飘，我要往那边飘吗？不能，它没有选择，是客观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有一点像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我今天讲我的曲折求学路，我一生命运的转变，最大的一个拐弯，就是发生在我高中毕业时候。1966年，我在苏州中学高中毕业。当年的苏州中学叫做苏州高级中学。我们没有初中部，简称苏高中。苏高中高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不上新课，就是复习备考。所以到了五月份，我们已经把功课复习得差不多了。从51年以来的全部高考试卷都做过两遍，摩拳擦掌准备高考，学校里已经让我们填写高考志愿的草表。那个时候我们苏高中的大部分同学都想学理工科，我也如此，所以我是要考理科的。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了填报志愿的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考文科，第二是不考师范，我们不想当老师。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做了中文系的老师，两个原则都打破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一阵狂风刮过来，我这朵花瓣不由自主的飘荡，落到何处不由我自己决定。下面我就从头讲起，我的求学路是从太仓开始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地方。我生在无锡，但是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就携带着我到了太仓。先是在陆渡桥，后来到鹿河，最后落脚于璜泾。到璜泾时候大概我是五岁。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招生规定比较宽松，我到了那里也没有幼儿园好上。那时候璜泾没什么正规的幼儿园，我父母就说，砺锋五岁了，待在家里还不如去上小学吧，我就提前上了小学。所以我比我的同班同学要小1到2岁。我在璜泾小学读了六年小学，然后读初级中学。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一向是偏理，就是理科成绩要比文科好一点。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读到初三上学期，1962年，那一年太仓县教育局史无前例地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的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学校里推荐我参加了两场比赛，我虽然参加了作文竞赛，但是名落孙山，没有得到名次。但是，数学竞赛我以全县唯一的满分得了第一名，学校里很高兴，因为我们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普通初中，一向被人轻视的。然后到了第二年，1963年的上半年，就是我们读到初三下学期，即将初中毕业，命运要有转机了。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像我们这种普通百姓的家庭，父母都非常希望孩子读中技校。因为上中技校，读两三年就毕业了。毕业了就有工作，你就可以养家糊口了，就有钱挣了。我家里比较贫困，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父母总觉得养我们兄妹四人很吃力。我也很体谅父母，我觉得考中专学校很好，早点毕业出来帮父母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所以父母和我商量好了，决定要考中专校，准备考南京机电学校或南京航运学校，那两个学校那一年在太仓招生，当然名额也很少。但是我父亲这个人耳朵根特别软，听不得别人劝。本来都已商量好了，我也同意了，后来，初中里的校长赵居俭老师和教导主任刘慰慈老师，他们两人突然把我父亲请到学校去谈话，谈什么呢？动员他让我考苏高中。他们说你们家莫砺锋成绩挺好，最好去考苏高中。我们璜泾已经多少年没人考上苏高中了，他去考会有零的突破。当然，两个老师一定是跟我父亲说了苏高中怎么怎么好，毕业以后可以考清华，将来前程无量。我爸爸听了以后就变主意了，回来就说，我家砺锋不考这个机电学校了，要考苏高中。我妈妈说昨天才商量好，怎么今天就变卦了。但父亲是一家之主，当然得听他的。本来我的命运也许是上中专，这一下子就改了，就上了苏高中。1963年5月全家合影，前排左起：母亲、小毛、父亲；后排左起：作者、小妹、小弟徐有富师兄曾夸我是“学霸”，其实我不是学霸，但我是考霸，我特别擅长考试。我考试的特点就是凡是我懂的部分，所有分数一定都拿到手。我比较会考试，我报考苏高中，一下就考上了。所以第二年，我们毕业以后，我的同学都考进了沙溪中学。那时候沙溪高中是全县最好的，比太仓县中要好。只有我一个人到苏州去读苏高中。苏高中是一个好中学，历史悠久。它位于苏州南边的三元坊，那个校园原来是北宋时候的苏州府学。它的创办者是范仲淹，大政治家。范仲淹到苏州做知州也就是市长的时候，那片地方还是城郊。范仲淹看那里地形很好，就买了一块地，准备修一座他们范氏家族的私塾。古代都是讲究风水的，风水先生过来一看，断定这一块地的风水特别好。好在哪里？出人才，这个地方一定会出优秀人才。范仲淹高风亮节，他一听这个结论，就说与其我范家一家子出人才，不如让苏州一个府出人才。所以他就把那块已经买好的地捐出来，捐出来办府学，办苏州府的学校。这就是苏高中的前身。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办新学，就叫苏州中学。所以我们中学的校训就是范仲淹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跟教育界的朋友谈到各人的母校时，我经常说，我的母校苏州中学，我不敢说它是天下最好的中学，但是我敢说我们的校训是天下最好的中学校训。哪个中学有这样气魄的校训？所以我一到苏高中，我觉得整个的气象就是不一样。我不是贬低我在璜泾的母校，但璜中校园确实是比较简陋。我们在璜泾中学上物理课、化学课，老师也不让我们做实验，因为没有仪器。老师拿一个仪器在讲台上演示一下，我们就在下面看看，根本没机会动手。跑进苏高中一看，物理有四个实验室，化学有四个实验室，每堂课都自己动手做，一下子提升了我的学习兴趣。更加重要的是，我读到高一下学期，学校里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请来讲学。华罗庚啊，当时的“三钱一华”，大数学家。我为此激动了好几天。以前只能从书本上看到照片的一个大数学家，现在就坐在我面前。说实话，华先生那天讲的内容我全部都听得懂的，他讲蜂巢的形状为什么是六边形，我都听得懂，但是我太激动了，都忘了仔细听。我也没有记笔记，要紧看着华先生。事后，我就给璜泾中学的同学写信说，我今天见到华罗庚了！苏高中确实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考虑到跟我现在的职业有关的情况，我还要提一下，苏高中的语文老师非常棒。我从高一开始就决心将来一定要考理工科的大学，但是语文老师讲得太好了。语文老师讲得好，就强烈地吸引了我们学习语文、读文学作品的兴趣。所以我在苏高中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我在中小学读书时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我自己觉得有点小聪明，功课对付对付就行了，所以课外看闲书比较多。在语文老师的引导之下，我甚至都已经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照理说是不必读的，那也不是高中的教学内容，而是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内容，但我已经读过两套，因为我感兴趣。所以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我在苏高中有一个常熟考去的同学，叫陈本业。他是一个理工男，他对文科不感兴趣，他只对理工科感兴趣，物理学得尤其棒。但是他和我很要好，我就劝他说，你在文学上一点素养都没有，你也要看看文学史。他就拿了一本文学史读了一遍。这家伙记忆力真好。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说到晋朝有一个诗人写游仙诗很有名的，我一时把他的名字忘掉了，说有这样一个诗人，他游仙诗写得非常捧。他脱口而出是郭璞呀！他才读过一遍，他就记牢了。几十年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访问，空闲时候经常漫步走到MIT。就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园里那些实验大楼是奇形怪状的， 我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实验楼，我心里非常的沮丧，因为我认定陈本业这个家伙本来是最应该到这里来学习的。他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理工男。可惜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曲折，陈本业后来只是一个乡镇中学的物理教师，跟MIT毫无关系。2018年重返苏高中就这样，我在苏高中学习了三年，很快到了1966年的春天，到了要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苏高中对高考填志愿比较慎重，五月份老师叫我们每个人填一份志愿草表，我的第一、二、三的专业已经选好了，分别是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数学力学系和自动化控制系，陈本业与我前面两个一样，第三个有点差别。填好交给班主任，班主任会跟你商量，有的同学也许填高了，有的同学也许填低了……但是那次班主任收上去以后还没跟我们商量，突然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中央通知，废除高考。为什么要废除高考呢？文化革命开始了，要大家闹文革。其实文革早几个月在北京已经闹起来，苏州开始得晚一些。废除了高考，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同学就没事做了，本来准备好要参加高考了，现在一下子没有了。我们留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当然，很快连高二、高一、以及大学的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停课闹革命，不上课，专门闹革命。闹革命的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地方党委，最后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一乱就是整整两年，就是我们高中毕业后又在校园里待了两年，我的高中生涯延伸到五年。前面三年是读书，后面两年是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我也没参加革命，因为我父亲成分不好，我也不敢参加，怕连累他，所以我就在旁边冷眼旁观。那时候对我们这一派有一个名称叫做逍遥派。两年以后，到1968年秋天，江苏省“一片红”的政策出来了。所谓一片红，就是从68届初中生到66届高中生，前后六届学生通通下农村，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1968年深秋，11月初，我背着背包走出苏高中校园，心中感慨万千。五年以前走进这个校园，自以为命运的风帆将从这里升起，没想到五年以后风帆突然降落，我被发配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干什么呢？回到太仓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是种地。因为贫下中农，生产队的老乡，大部分是文盲，他们能教你的，只有种地。那时候种地其实很简单，我们用的农具是镰刀、锄头、扁担，耕地也没有拖拉机，用牛拉犁。那些农具，我后来到南大学习古代文学以后，看了很多古代的图像资料，发现跟宋代农民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千多年来没什么改进。我从此在农村种地，一种十年。刚才说过了，我家庭出身不好，这个名词现在的人已经很陌生了。这是个历史名词，在座的年轻朋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谓家庭出身就是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的母亲是干什么的，甚至你爷爷奶奶是干什么的，你这个家庭原来是干什么的。假如他们是地主，你就是地主家庭出身，他们是富农你就是富农家庭。我的祖父本是贫苦的农民，但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当过兵，抗战时候他在河南老乡读书才读到初二，日本鬼子侵华了，然后国民党军队在那里招兵，说要抗战，号召青年学生加入，我父亲热血沸腾就当了兵。说实话当年假如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经过他的老家，他也会跟着走的。一个年方16岁的年轻人跟着军队去抗日，但是他上错了船，加入的是国民党军队，解放以后，就算是历史反革命。他老人家戴上这顶帽子，就连累我们成为反革命的子女。所以我到农村以后，处境就非常悲惨。在座有我在璜中的老同学，他们都知道，我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那时候知识青年下乡以后，一开始大家都在队里劳动。过了一两年以后，慢慢的城里的工厂来招收一些工人。到了1970年以后，大学也开始招生了，但是不是通过高考来招生。当时是招工农兵学员，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间招生，方式就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不要考试的，领导批准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招生方式。你看我们璜泾公社。璜泾公社第一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全公社一共录取五六个人。其中公社书记的儿子就在录取名单里。第二年又招生，又录取了五六个人，公社书记的女婿又在里面，反正两年都有他家的人，因为是领导决定，由书记拍板，他说招谁就是谁。这样的招生当然没有我的份了。所以我到农村去以后，招工、招生、当兵，一样也走不通。生产队里的记工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也不让我当，我只能老老实实在村里种地。 本来我一直要在太仓璜泾待下去的，但是待到74年，下乡下到第六年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受不了折磨，自杀了。他自杀后我很悲痛，我就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我就找了一个亲戚帮忙，把户口迁到安徽的泗县去了，从农村迁到农村，从生产队迁到生产队。我在太仓不管农村怎么艰苦，毕竟是鱼米之乡，是吃白米的。我迁到了泗县，那个地方的口粮是三分之一的小麦，三分之一的玉米，然后三分之一的山芋干，是非常艰苦的。我在泗县一直呆到1978年春天，前后在农村一共呆了将近10年。1974年在南京中山陵在这十年中间，我没有中断学习，我还在求学，但是这个求学完全变成了自学。我下乡以后，很多人对我说，你这辈子不可能上大学了，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还看什么书呢？好多好心人劝我说，你不如学个编篮子的手艺，挣点零钱，你读书学习有什么用啊。但是，我实在是喜欢学习，我实在是想读书，我就一直没去学那些手艺。下乡之初，苏高中的同学还都在学习。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准备在农村自学。但是过了一两年以后，我们发现，在当时的农村，要想自学理科的知识，几乎不可能。第一，你找不到教材。大学的高等数学、物理学教材没地方找。书店里也不卖。第二，一碰到难题，碰到一道坎，没有人指点，就过不去。当然，我相信，假如你把牛顿，把爱因斯坦放到农村去，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指点，他自己也可以跨过去，但是我们是一般的素质，一般的智商，遇到坎就过不去。所以我下乡到了第二年，我就断定理工科是学不下去了。我就果断的把离开苏高中时候搜罗到手的，临时买到的一些数理化的书，包括后来看得滚瓜烂熟的几本小册子，物理的有《万有引力与圆周运动》，数学的有《极大值和极小值》，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叫做《一笔画和奇偶点图上作业法》等书，通通当废纸卖给了废品站，从此跟数理化再见了，这辈子不再学习数理化了！在农村种地很辛苦，但是毕竟有农闲的时候，还有下大雨不能下地的时候，我干什么呢？我当然还想读点书。说实话，那时候的知青生活是比较艰苦，精神上也很苦闷。当然有的知青会谈恋爱，有一首歌叫做《小芳》：村里的姑娘叫小芳，我们村里真有姑娘叫小芳，但小芳根本不爱我。我是非常孤独，非常苦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读书，借书来安慰自己。还有，由于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反倒激发了我的志气：我一定要完成自我高等教育，我要学习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家高尔基，他的自传三部曲，第一本叫《童年》，第二本叫《在人间》，第三本叫《我的大学》。当然，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写，他到喀山去想进喀山大学。实际上他没有钱交学费，根本进不了大学。他只是到喀山大学里去卖面包而已。但是高尔基在社会上磨炼多年，后来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文豪，他是读的社会大学。我当时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完成自我高等教育，我非要自修成大学的文化水平。所以后来我的读书是带着一股情绪的，这样一来，我反倒改掉了原来在中学里不够用功的习惯，变得刻苦起来。但是，尽管我在精神上想刻苦自学，实际上却是无所作为。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书，是无书可读。我看现在的图书馆，窗明几净，里面那么多的藏书，图书馆还欢迎你们来读书。那时候哪有啊，那时图书馆都贴上了封条。书店里也买不到什么书。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看过，那时候新华书店能买到的人文方面的书籍，只有六个作家。这六个作者的名字我说一个字大家就知道是谁，马、恩、列、斯、毛、鲁，没有第七个人，只有这六个人的书。当然这六个人的书很好，我也喜欢读。说实话，我在苏高中里停课闹革命的两年里，以及下到农村的头几年里，还真的认真读了不少马列著作，马列原著中相对冷僻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哲学的贫困》我都从头到尾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简直读得滚瓜烂熟。但是问题是你光读这六个人的书是不够的，是吃不饱的，我还想读其他的书呢，对不起，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书？没有书。所以我在农村，不管在江南还是淮北，最大的困难就是无书可读。为了借书，我求神拜佛，到处打听，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到处问，也只是偶然借到一本书来看，借不到就束手无策。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读书是没有选择性的。只能等命运之风把哪本书吹到我手里，我就读哪本书，我不能说我想读什么书，对不起，没有！有一次，我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就读了一本书，那本书是《气象学教程》。我并不想学气象学，但是当时就借到那一本书。我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天气谚语，都是那个时候读来的。我在农村的十年读书生涯就这样过去了。大概到1974年，就是我将要迁到安徽去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把我所能借到的中文书全部读完了，怎么也借不到新的书了。实在没办法，我就开始读英文书。英文书读得很慢，一本英文书里面生词很多，一边查词典，一边阅读，阅读速度就很慢，不像中文书那么快。也就是英文书比较经读，可以延长阅读时间。我就开始学英文，我在最后几年的农村生涯中主要是读英文书。1975年的英文摘抄笔记这里要说一说我的学科转向。我的学科转向完全是被迫的，偶然发生的，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第一个转向是，我在农村读中文书，一开始是漫无边际的，后来才慢慢的收缩到古典文学这里来。怎么会收缩到这里来的呢？不是我特别想读这些书，而是这些书特别耐读，这些书你多读几遍没关系。你说《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不像小说一样读一遍、读两遍就算读完了。这种书你读十遍、一百遍都不嫌多，你可以反复读，你可以去咀嚼，去体会。我对这些书读的次数特别多，反复阅读，一个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把文本背诵出来了。所以我在农村背诵了大量作品，比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我是从头背到尾的，屈子的《离骚》也是从头背到尾的。这两个作品对我来说还起到了计时器的作用。我插队在璜泾镇的东边，离镇大概五里左右。我每次从插队的那个村子走回镇上来，我没有手表，我怎么计时呢？我就一路走一路背作品。我后来很清楚，这段路正好可背三遍《离骚》，或者是背一遍《孙子兵法》。作品背完，我就走到镇上了。加上那个时候农村没通电，镇上已经有电了，但乡下没电，到了晚上就黑灯瞎火的。有人也许会说，你可以点灯。对不起，煤油是定量供应的，每个月一家人家凭户口本买一斤煤油。我一个人也是一家人，每月可买到一斤煤油，用来点灯读书，一星期就点完了。所以大部分的晚上是黑灯瞎火，没有灯光。我后来就被迫设计了一种读书法：白天趁着天光还亮的时候使劲背诵，天黑后就躺在床上回味这个作品。这样勉强把晚上的时间给用起来一点。 我的第二个转向是从读中文书转到英文书，这与我生命中遇到的一位贵人有关。我下乡以后的读书应该说是很孤独的，因为周围的人都不读书。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就是读书无用论。所有人都认为读书毫无用处。看见你读书，就说这个人傻，还读书，有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就是上大学，也不要凭读书，凭领导说了算，领导让谁上大学谁就上，要读书干什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还要读书，周围很少有人理解我。有时我从家里走到生产队，一路上有好多人讽刺我。我有时候手里提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几本书，有人当面说我“还带着点书，倒好像是去上大学，都当了农民还看什么书。”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好在我只当耳边风。 但是，我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一个贵人，他鼓励我读书。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顾树柏的舅舅。顾树柏家在沙州，现在叫张家港。改革开放以后，顾树柏是张家港最好的中学梁丰中学的特级数学教师。他是我在苏高中的同班同学，他下乡后也一直在自修，主要是自学数学。顾树柏有个舅舅叫徐学明，徐学明先生在解放前是复旦的学生，后来跑到苏北去投奔新四军，解放以后当了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但是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内定右派”，虽然不戴帽子但还是右派，校长就没得当了，老师也不许当，回到家里种地，但总算没有被抄家。所以他家里有大量的藏书。他听顾树柏说我很喜欢读书，又借不到书，他就开始借书给我。他家里有特别多的英文书，还是英文原版书，我从他那里借了好几本英国的诗集。还有一本非常厚，像砖块一样的书，是伦敦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名著》英文版。他不但借书给我读，他还指导我学习英语。那年我开始自学英语，辗转的借到了《大学英语》。这套书一共八册，我没借到七、八两册，只借到第一册到第六册。我就一边读课文，一边做习题。做了习题以后，写在一张纸上寄给顾树柏，他再拿给他的舅舅，请他帮我批改。批改之后再寄还给我。这种远距离的函授教学持续了两年，他一分钱都不收，完全是义务。他就是看见我喜欢读书，就想鼓励我，支持我。这件事情又引出第二个鼓励我读书的人来。几年以后我迁到安徽去了，我把户口迁到安徽泗县，我有一个姨妈在那个县里工作。我姨夫是解放军的军官，转业到泗县去工作，姨妈跟随前往，在泗县银行当会计。我迁到泗县就是求他们帮忙的，他们找了一点关系，帮我把户口落在一个生产队里，农忙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到公社的农具厂里做工。安徽淮北农村的农业劳动跟我们江南不一样，我在江南插队，江南农民的劳动从大年初一干到年三十，一年到头都要下地干活。淮北那儿是懒种田，麦种撒下去以后没有多少田间管理，到时候拿着镰刀去割，所以有大量的农闲时间。我的身份还是农民，户口还是在生产队，在生产队分口粮，但是人呢在那个农具厂里当车工。农具厂发给我的工资绝大部分都交给生产队，每个月返还给我8块钱。我在农具厂干活，有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晚上有电灯，我晚上可以就着灯光读书。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我那天上大夜班，干到下半夜两点，才下班回到宿舍里。那天我的英语作业没有写完，上一课的英语作业经过舅舅的批改，已经寄还给了我。我一直跟着顾树柏称呼徐学明先生为舅舅，从未叫过徐先生。下一课的作业我还没写完，我想快点写完了寄过去。所以我虽然是上大夜班，两点钟才下班，但我回到宿舍里吃了一个馒头，就开始写下一课的英语作业。我埋头在灯光下写，外面大雪纷飞，窗上的冰溜子有一尺长。我们农具厂的隔壁是公社的卫生院，当晚有一个医生在急诊室里值夜班。农具厂跟卫生院中间有一道围墙，但是围墙塌掉了一块，形成一个大缺口，两边可以通行。这个医生姓熊，是全卫生院惟一的大学毕业生，安徽医学院毕业的。熊医生在那里值夜班，他透过围墙的缺口看到农具厂这边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光。下半夜两三点钟，又是大雪纷飞，怎么还亮着灯光，他觉得好奇，他就冒着大雪从那个缺口走过来，来看个究竟。他走到窗口一看，我正在灯光下埋头写作业。他站在外面看了一会，也没吱声，就悄悄地走了。第二天，熊医生来登门拜访，说我昨天夜里看到你下半夜三点钟还在看书写作业，这个年头还有人这么勤奋地学习，你真了不起！从江南到淮北的十年中间，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鼓励我读书的人。熊医生热爱文学，他有一批小小的藏书，我在他那里也借到了一些书。总的说来，我在农村的前面几年主要是读中文书，后面几年主要是读英文书。当时的读书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处呢？基本上等于零，许多人都嘲笑我，说我是傻瓜蛋，明明出身不好，这辈子绝对进不了大学，还要读什么书。但是我就是喜欢读书，我还觉得读书迟早会有用的。先说读中文书的用处。我在农村背诵了不少古典作品，到了1979年，我以安徽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本科生的身份，投考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我不但是提前考研，而且是跨专业。我报考南大的研究生，五门考试课程中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南大的“古代汉语”卷子，出的题跟人家的题路不一样。一般的古代汉语的试题总是给你几段文言文，叫你翻译成白话文。南大是反过来，给你几段白话文，叫你翻译成文言。我一看考卷上的几段白话文，我马上就猜出来这一段源于《孟子》，这一段源于《史记》，这一段来源于《左传》，这一段是《礼记》。它们都是我在农村背过的段落，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就把那些背过的段落写上考卷，这是标准答案啊。所以我虽然从来没读过一天中文系，但是我的“古代汉语”考了98分，差两分就满分了，然后我就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具体过程待会再说。我读英语书又有什么具体的用处呢？主要是帮我解决了高考报名的难题。我在农村呆了十年，我是苦苦的盼着形势会有变化，让我能离开农村。终于等到了1977年。大家算一算，我1968年下乡，到77年，已经是第10年了。终于邓小平复出了。邓小平复出的当年，立马拍板恢复高考。1977年的高考是冬天进行的，共和国历史上只有那一届高考是在12月举行的。我参加高考，真是命运多磨难，报名时候又碰到障碍。按道理说恢复高考了，而且中央的精神是说不论家庭出身，所有的青年都可以报考。但是1977年的大学招生是分省进行的，不是全国一盘棋。因为来不及组织全国统一命题，统一印刷试卷，统一的只有考试日期。各省分别组织报考，江苏给江苏考生命题，安徽给安徽考生命题。那年我老伴正在南京，是在南京服装厂踩缝纫机的一个工人，她就在南京参加了高考。我以农民身份在安徽参加了高考，我们同时考进了大学，都成了77级的大学生，是恢复高考让我们走到一起了。我俩在高考前一个在种地，一个在缝衣，我们是典型的男耕女织。那年十月，我听说可以报名高考，非常高兴，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不管我的家庭出身是什么，我都可以报名了。我立马跑到公社去报名，结果一看安徽省的那个招生简章，关于考生报名有一个年龄规定，说考生年龄一般不得超过25周岁，个别学有专长的考生年龄可以适当放宽。当时我已28周岁，按照那条规定，我就没法报名。我非常的委屈，我想，又不是我自己要耽误这么多年才来高考，以前一直不让我报名啊！再看补充条例，学有专长可以放宽年龄。我就使劲想，我有什么专长呢？我没有专长。原因在于我在中学里各门功课比较平均，都学得还可以，没有哪一门课特别突出。当然，其实我是太老实了。后来，我进了大学之后，才知道有的同学就是随便报一个专长，比如物理，也就报上名了。我不敢瞎编有啥专长，我就没法报名。天无绝人之路，有好几个公社干部看到我束手无策，就比较同情我。在那个公社里，像我这样年龄的老高三的知青还在农村的，只剩我一个人，其他人都招工、招生走掉了。他们说这个人平时老老实实的，一直在劳动，也蛮喜欢看书。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又不让他报名，大家帮助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报名。有一个干部脑子比较灵，说我到农具厂串门时好像看到他拿着一本很厚的英文书在那里看，他不是专长英文吗？其他人说，对，你就填专长英文不就行了吗？我说可以吗？他们说这怎么不可以？简章上又没有说需要什么证明。我就在那个表格上填写专长英语。实际上我并不专长，就是一般的英语水平。但我还是填了。填了专长英语，志愿就必须填外语专业了。1977年我在安徽高考报名的时候，回想到11年以前的往事。陆游有一句诗叫“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他早年老想要收复中原。11年以前我在苏高中的校园里填高考志愿的草表，真是“早岁那知世事艰，清华北望气如山”，当年我真的是气壮如山。但是11年以后，我在安徽泗县汴河公社的办公室里填志愿时，我已经人穷志短，哪里敢填清华、北大？家乡江苏的南京大学也不敢填，我只想求稳，只敢填安徽的大学。我就填了第一志愿安徽大学，第二志愿安徽师范大学，第三志愿宿县师范专科学校。三个学校都是填的外文系。我想随便哪个学校录取我，读几年毕业，至少可以当个中学老师，可以变成城镇户口离开农村。填完志愿就是考试，我就考进了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78年在安徽大学1978年春天入学以后，我就在安大外语系读书了。安大外语系那一年的英语专业招了150多个学生。外语系分班的规模比较小，因为要上听力课，所以150个学生分七个班，我是在7班。本来我就想在安徽大学外语系一直读到毕业，将来的专业就是英语。我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长远的努力方向。因为顾树柏的舅舅借给我的书中间，有很多英国诗人的作品，都是原版，《拜伦诗集》《雪莱诗集》都有。我还喜欢上了一些在中国不太有名的英国诗人，像丁尼生啊，华兹华斯啊，布朗宁和布朗宁夫人啊，布朗宁和布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我非常喜欢。我就想现在我努力地学英语，学好英语以后，将来做英诗译成中文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一开始是想老老实实的在安大外语系把四年本科读完。但是到了1979年的春天，大学二年级的上学期，又刮来一阵命运的风，就是考研之风。我们英语专业一共七个班，其中6班是快班，快班里面有几个尖子生，英语水平特别好。他们原来是北京知青、上海知青。这几个尖子生就向学校要求，要提前报考研究生，学校一开始不同意，说要本科毕业才能报考。他们说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再读四年太晚了，我们水平也是可以的，要求报考。学校本来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使劲去磨，后来校领导就松口了。于是他们就得到了提前报考研究生的权利。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我无动于衷。因为我觉得我的英语水平也不够，我想读完本科再说。结果我们班的同学听到以后，也来劝我去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的同学都认为我读书很多，说6班的那几个同学学问还不如你，他们都考了，你为什么不考？他们来劝我，我则不为所动。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我的态度就改变了。 新的因素是什么呢？是经济因素。我进安大后一直靠助学金生活。我在农村当了十年农民，也当了几年“亦工亦农”的临时工，收入一向很少，我口袋里的积蓄从来没有超过100块钱。进入安大以后我不工作了，就没有收入。国家发的助学金，每个月18块钱，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吃饭勉强够，再理一次发和买一块肥皂，钱就花完了。当时我看中了一本新出版的《新英汉词典》，要5块钱，我买不起，就一直没买，经常借别人的用。有人来劝我说，你为啥不考研究生呢？我告诉你，研究生助学金是每个月35块。我一听就来劲了，经济因素确实是最大的动力。我想假如考上研究生，每个月有35块钱，那就太好了。我就决定也要提前考研，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因为我们7班是普通班，不是快班，居然也有人要提前考研，就成为一个新闻了。 我报考什么专业呢？当然是英语语言文学。我还决定要考南京大学，为什么呢？也是偶然因素。因为我读的安徽大学是1957年大跃进时候创办的，当时为了要支持它，从南大调一部分老师过去，从复旦调一部分过去。我们外文系的老师有三分之一来于复旦，三分之一来于南大。我熟悉一个南大调来的老师，他经常说南大的英语专业非常强。范存忠教授、陈嘉教授，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英国文学专家。既然我要考研，我当然要瞄准这个目标。所以我想报考南京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考范存忠、陈嘉他们的研究生。我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老母亲，母亲说那很好，你外公外婆都在南京。你考上南大以后，我到南京去看外公外婆，还可以顺便来看看你。我就决定要考南大外语系的英语专业了。1979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所有的材料都是书面材料，你要报考研究生，到哪里去查目录呢？就是到安徽省教育厅去查。那天早上我离开安大校园，跑到省教育厅去查全国各个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各校的目录都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清华一本，北大一本，南大也有一本。我一查目录，果然有南京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指导老师是陈嘉他们。再一看考试科目，心一下就凉了，五门课程中有一门是第二外语，规定在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中任选一门。安徽大学英语专业的第二外语要到大二的下学期才开。我那时候才是上学期，第二外语还没开，我连字母都不认识，那我怎么考？再看其他大学的英语专业，也都要考第二外语。五门课中有一门课没法考，照理说只能打道回府。我都想回去了，再一想不对，我要提前考研的消息，我们班的同学早就宣布出去了。我要是名都没报上，就灰溜溜的回去，太损害我们班的集体荣誉了。我要维护7班的集体荣誉，我当场决定，今天非考不可。这个专业不能考，我就换一个专业试试。然后我就在南大的招生目录上往前翻。外语系的前面就是中文系。一翻翻到中文系，一看有一个科目叫做中国古代文学，招生的导师是程千帆教授，研究方向是唐宋诗歌。再看五门考试科目，并没有第二外语。因为中文系的研究生招生不考第二外语，只要第一外语就行。一看那五门课，我觉得我可以对付，当场我就报名了。早晨我去的时候还是要报外语专业的，中午回来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同学，我已经报名了，但是报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刚才我说了，我是考霸，我最不怕的事情就是考试。报名后一个半月就开考，根本没多少时间来复习备考。三天连考五场，每场三个小时，强度较大。现在每年高考，家长往往让考生住在离考场较近的酒店里，还要加强营养什么的。我是个穷学生，赶考的准备就是早上在学校食堂里买两个馒头，再带上一个水杯。考场设在合肥二中，我提前一天去观察过，知道有开水供应。我乘坐七八站的公共汽车，再步行10分钟，就能赶到考场。上午考三个小时，中午就着开水吃两个馒头，趴在桌子上睡一会。下午两点再考第二门。两天半下来，英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唐宋诗歌专业知识、政治，一门一门的全都考完了，我自己感觉考得还好。我进南大后，才知道那年程先生总共录取三个学生，我的五门总分是416分，领先第二名50分。8月底接到南大的录取通知，我考上南大的研究生了。安徽大学外语系77级7班师生合影当年9月我离开安徽大学，到南京大学报到，从此就进入中文系，进入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但是凭良心说，直到我到南大报到的时候，我的专业思想还是不坚定的。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就要在古代文学学科里干一辈子。因为我原来是想学英语言文学，最近几年的兴趣也都是英国诗歌。现在虽然考到了中文系，但是专业思想不是很坚定。但是当我见到白发苍苍的导师程千帆先生以后，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的想法慢慢地变了。我后来的45年一直耕耘在唐宋诗歌这块田地上，从来没离开过一步，完全是受程先生的影响，受他人格的感召。我下面就说说具体的细节，影响我转变的还是偶然因素。我在安徽大学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程千帆是什么人，因为我从未听说过他。我想这一定是南京大学的老教授，一直在南京城里研究古代文学。到了南大一了解，原来他不是一直在南大。原来在1978年的夏天，程先生还是武汉的一个街道居民。他怎么会是街道居民呢？他在1957年当了右派以后，发配去劳改。等到文革以后摘帽，他已经60多岁，武大就让他退休了。他把户口从劳改的沙洋农场迁回武汉街道，就成了街道居民。1978年8月，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从武汉街道上把他聘请到南大。第二年他招收研究生，正好我要报考，又临时改了专业，就考到他门下了。我们两个人成为师生，真是前生的缘分。不管哪个人的生命轨迹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我们就不会相遇了。1982年在程先生书房承训我说我与程先生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我进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并不是我深思熟虑的主动选择，是命运之风把我刮到那里去的。其实程千帆先生也是如此。程先生1932年在南京考大学， 考上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的一半前身。什么叫一半前身呢？我们南京大学是民国时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个学校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是一个教会大学，美国的教会来华创办的。程先生考上金大的时候，他要想读什么系呢？他要想读化学系。他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化学老师。他非常崇拜那个老师，自己也爱上了化学，所以考金陵大学也是想读化学。那个时候的教会学校，报名的时候十分宽松，就是新生可以自由转系。报到那天，程先生来到金大。那时候大学的招生规模都比较小，金陵大学一年就招几百个学生。几个老师坐在一张长桌子前面，各个系的新生来报到，交学费。程先生一看化学系学费很贵，要100个银元一年。程先生家境清贫，交不出100银元的学费。他就问管报到的老师，我能不能选一个学费便宜点的系来读。老师说中文系学费最便宜，程先生当场决定改上中文系。这一改就改出了一个国学大师。要不是程先生当年从化学界转到中文系，要不是我从最早的理工科转到外语系再转到中文，我们俩就不会成为师生了，这是我们的第一重缘分。第二，程先生当了右派以后，被发配到离武汉两百华里的沙洋农场去劳动改造。他在那里最主要的劳动就是放牛。前天上午我在苏州书展上参加《程千帆全集》第二版的发布会。他的全集有两个版本，第一版是2000年出版的，是我主编的；第二版，就是去年年底的这一版，也是我主编的。第一套全集500万字，第二套全集700万字，我作为主编，曾经仔细校对全文，因为这是老师的书，必须认真编纂。我在苏州书展上说，大家现在看到煌煌十二巨册的《程千帆全集》，大家一定误以为这个老先生一辈子都坐在书房里面写文章。其实不是，程先生晚年有一句名言，他说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做学术研究的时间都被放牛放掉了，他壮年的时候一直在放牛。我们俩成为师生以后，有一次我陪他在南京的玄武湖公园散步。我们两人一起走啊走，前面出现了一块草地。程先生点点头，自言自语的说，嗯，这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他放牛太有经验，他知道这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我听了以后点头说，嗯，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们生产队有6头耕牛，我也有点放牛的经验。我们师生两人都曾经长期从事农耕，这也是一种前生的缘分。 前天在苏州书展上举行的关于程先生全集的发布会名叫做“一生求索，九死未悔”。屈原有句诗说“虽九死其犹未悔”，程先生就是这样，他被打成右派后真是九死一生，挨批挨斗，劳改放牛长达18年。右派分子我也见过不少，等到改革开放，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待遇，大多已经五六十岁了。很多先生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安度晚年了。但是程千帆先生不是这样，他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大时已经65岁了，但他在晚年竟然创造出余霞满天的学术辉煌。原因就是他不肯放弃，他晚年的20年是把整个生命都放在学术上，放在教学上。所以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硬是使我们南大的古代文学专业上了一个台阶。本来我们已经落后于同城的南京师范大学，是程先生在南大发愤工作，才把南大的两古学科建设成国家重点学科。我跟从程先生学习以后，觉得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那种热爱是沁入到生命深处的，他不是一般的欣赏式的热爱。跟着程先生读研，从硕士读到博士，前后五年，我的专业思想就变得坚定了，我就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就坐在这张冷板凳上，再也不离开了。我1979年考进南大，从此不再东张西望，到今年2024年，45年来我一步都没离开过古代文学。我决心终老于斯了！ 此外，跟着程先生读书以后，我在农村初步养成的发奋读书的习惯是保存下来了，而且得以发扬。程先生教学生非常严格，对我要求尤其严格，因为我的起点太低。我先当他的硕士生，然后又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我毕业以后他才招第二个博士生。我攻博的三年中，整个南大中文系就我一个博士生。程先生一个人指导我还嫌不够，他又请了三个教授做他的助手，一起来指导我。现在我的博士生有时诉苦说，压力太重。我说你们的压力重什么啊？我一个人管你们十几个人，那时候四个教授管我一个人，我的压力才重呢。程先生对我说过，我看你在农村劳动那么多年，身体还蛮棒的，加点压力也不会垮，你就抓紧读书吧。我以前没有读过中文系， 所以要恶补，要从基础的典籍从头读起。我的研究方向在入学的时候就确定了，是唐宋诗歌研究。但是程先生给我开的经典阅读的书目，全部是唐代以前的书。《论语》《孟子》算一部书，《老子》《庄子》算一部书，然后是《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一共八部经典，都是为了夯实基础。我花了一年时间认真把八部经典读完，然后开始写博士论文。我读得比较快，我还是有一点拼搏精神的。1984年女儿周岁合影在读博的第二年，1982年，我结婚了，第二年我的女儿就出生了。等到1984年，我博士答辩的时候，女儿正好一周岁。那时候的物质条件很艰苦，我家住在妻子单位分到的那间房子里，一共8个平米，我有一张小书桌，头顶上方拉了很多根绳子。那时候小孩的尿布都是要洗要晾的，没有现在的一次性纸尿布。阴雨的日子里，我的书桌上方都晾着女儿的尿布。有时我妻子说弄块干尿布来，我就随手一拉，拉到一块就扔过去。当然更多的日子我是住在南大的集体宿舍里，三个人一间，幸亏两个室友都是理科的，白天都呆在实验室里。我埋头苦读了三年， 等到1984年10月，我就参加毕业答辩。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文学博士论文答辩，所以我就成为第一个文学博士。当时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都到答辩现场来录制节目，第二天还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我答辩的那几天里，系里不少人都在为我忙，因为那场答辩会特别隆重，旁听者多达300人，答辩委员中有5位先生是从外地请来的，所以系里有好几位老师都在那里忙。当时负责指挥的是系副主任许惟贤先生。答辩结束后我向他道谢，说对不起，这两天为了我一个人的事情，搞得系里面这么忙。许先生说这没关系，只要你以后好好地给我们干活。果真，我答辩刚结束，系里就给我派活，马上备下学期的课。我10月22日答辩，第二年春天就上课，从那时开始，我40年来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讲课，直到2023年才上完最后一课。我也算是终生扑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上了。下面再说说我做普及工作的情况。程千帆先生一辈子的学术活动，包括学术研究和普及工作两个部分。他一向很重视普及工作。他有一个想法， 他说我们研究唐诗宋词，写了很多论文论证唐诗怎么好怎么美，宋词怎么好怎么美。但是如果唐诗宋词没有能走进千家万户，没有被社会上广大读者所接受，这个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他认为学术不应完全是象牙塔里的事情，应该走出象牙塔。所以他从50年代开始，就跟他的夫人沈祖棻两人合编一本《古诗今选》。这个选本到现在为止已经再版过8次，深受读者欢迎。在80年代初期最有名的那本《唐诗鉴赏词典》，程先生也参加了编纂，序言也是他写的。我留校任教后一开始的活动全部在校园里面，我给本科生上课，后来给研究生上课，都在南大校园里。后来我开始走到其他校园里，我中年时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凡是南京的大学，只要是学生会和团委来请我去做讲座，我一概答应，绝不拒绝。南京有70个大学，我大概已经去过30个。南大的同胞兄弟东南大学，有一次在一学期内我接连去讲了10场。但是我的活动还是局限在大学校园之内，从未走到社会上去。我走出校园去做普及工作，也是被命运之风偶然刮去的。2001年，南大庆祝百年校庆，校庆办的老师想借百年校庆时稍事宣传。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工具当然是电视，于是校方与央视联系，由“百家讲坛”栏目组到南大来录制几个老师的讲座。中文系有三个老师入选，我也在其中。为了配合校庆，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在南大的逸夫馆以《杜甫的文化意义》为题做了一个讲座，听众基本上都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讲完以后还有几个回合的现场问答。央视的编导来录了像，后来分成两讲在“百家讲坛”播出，这是我与“百家讲坛”结缘的开始。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去讲唐诗，我当场谢绝，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严肃，南大的学生总说我不苟言笑，不适合上电视。但央视的编导找南大党委宣传部的老师出面相劝，我不好意思拒绝，就冒冒失失的走上了“百家讲坛”。我前后共讲了三个系列，第一个是“诗歌唐朝”，第二个是白居易系列，后来又讲了一个杜甫成都草堂。成都草堂讲得不多，只有四讲，没有成书。前面两个系列的记录稿分别编成《莫砺锋说唐诗》和《莫砺锋评析白居易》这两本书。走上央视百家讲坛，是我走出校园做普及工作的始点。后来我又开始到各地图书馆做公益讲座，讲得比较多，有多篇记录稿收进了刚出版的《莫砺锋演讲录》。我做普及工作也是受到程先生的精神引导，我想仿效程先生，在学术研究做到一定程度以后，要把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转到普及工作上去。 我今年75周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我手头还有9个博士生没毕业，我经常催他们，说你们再不抓紧读，哪天我突然死掉，就没人管你们了。除了指导这几个博士生，我现在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普及工作上，还想在有限的余生多做点贡献，就像程先生晚年一样。岳飞说得好，“莫等闲白了好年头”。我的少年头已经完全白了，我这辈子的求学路是弯弯曲曲的，坎坎坷坷的。好几次转向，都是受命运的摆布，不由自主。我就像一朵花瓣随风飘荡。现在回忆平生，没有成就，虚度光阴。但是我也能原谅自己，我在主观上并没有想要躺平，没有想要放弃，我还是一直在努力的。我本是一个中等资质的人，又遇到不太顺利的外部环境，这辈子能做的事情也就这些了。我向大家的汇报到此为止。谢谢大家。（陈榛熙录音，沈章明整理，莫砺锋审阅。将刊《博览群书》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