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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梅毒成灾,“不是为了传给客人,谁得了花柳病还去上班呢?”

 元导 2024-09-20 发布于内蒙古

一、“艾呀,米娜桑,梅事的,感染几率为淋,疣什么大不了的?”

这两天我在日本媒体FNN新闻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是日本东京都的梅毒感染人数与去年几乎持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今年迄今已经查出超过了2400例感染病例。

截至9月1日,东京今年梅毒感染报告病例数已达到2460例,与去年记录的3701例“大致持平”,且感染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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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梅毒感染者中,70%为男性,30%为女性。按年龄组划分,20多岁至50多岁的男性和20多岁的女性的感染病例增加明显。

一些感染者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因为他们的伴侣已经被查出病来了,而有些病例在感染后几年都没有被发现,这使得梅毒在东京逐渐成了一种常见疾病。

用东京都公共卫生局传染病对策协调主任西塚至的话来说:

“(东京)感染(梅毒)人数近三年来创历史新高。梅毒的一个特点是症状很少,有的人可能没有任何症状。随着梅毒细菌在体内不断增加并感染他人,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他人,或者疾病发展为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有些情况下,感染者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或感染病毒。”

报道提到, 除了在保健所进行梅毒检测外,东京都还在新宿区和多摩地区设立了梅毒检测咨询室,以匿名的方式免费为市民提供梅毒检测。另外,新宿区的检测咨询处也提供全天24小时的网上预约,方便广大市民在周六日进行检测。此外,东京市政府还要求广大市民,如果出现了梅毒症状,哪怕只是最轻微的,也应该尽快接受检测。

FNN新闻网的这则报道把很多日本网民都弄得神经紧绷了起来,在日本最大的新闻门户文章“雅虎日本”上,有位日本网民是这么评论的:

“因为报道中只提到了粗略的统计,所以不知道,即便是大人,在出去寻花问柳的时候也知道,对于风俗店之类的'正规场所’必须严加检查,而且还得定期检查。但在新宿和大久保路上的卖弄风骚的年轻女性,她们恐怕就没有这样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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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网民话是这么说,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口中的“风俗店”等风月场所就真如他幻想的那么安全了呢?

呵呵,怎么可能?

今年3月末,日本知名媒体《周刊文春》曾经在它们的官网上刊登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个乍看之下就很炸裂的标题:《一位“花柳公主”的自述——也就是感染了梅毒、淋病或衣原体等花柳病的女性……在不阻止性病大范围传播的“风俗业”中,危机正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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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个文章标题更炸裂的,则是这篇文章的正文部分所提到的内容:

“即使得了花柳大病也想传染给客人,所以我才会去上班(笑)。”有女性在推特(现在叫X)上这样写道……近年来,日本患花柳大病的人数大量增加,原因何在?为此,《周刊文春》杂志直接采访了现风俗业从业者,同时也是一位兼职作家的佐佐木千华女士,并结合她的最新作品《庆应大学女大学生在歌舞伎町生活的700天》中的一部分摘录,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日本时下备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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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日本的梅毒感染者人数正在急剧增加。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22年7月,日本全国的梅毒感染者人数已超过6000人,是去年同期的1.7倍。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增长,自1999年有相关统计数字以来,首次超过1万人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按照《周刊文春》的编者注:2022年,日本的梅毒感染者人数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万人,2023年也创下了历史最高的感染者人数。

从不同年龄段的调查结果来看,日本男性在20至50岁之间普遍存在感染者,而女性在20至24岁的年龄段中,感染者数量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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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当然是东京。作为日本著名的“红灯区”,歌舞伎町的居民们也对自己可能随时染上花柳大病而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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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年22岁,在歌舞伎町某“外卖服务店”从事风俗业工作的玛朵卡(化名)小姐介绍,虽然很多人都对歌舞伎町的风俗店或泡泡浴店的所谓“卫生标准”心存幻想,但事实是,这里的很多风俗店其实压根就不对从业者做什么认真的性病检查。尤其是在一些收费低廉的泡泡浴店或是“外卖服务店”,店家至多也就是奉劝顾客和从业者“自己多当心点哦”,至于是否感染花柳大病,这个完全是由从业者自己填报的,填了就有,不填就没有。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在网上刷到的一个调侃日本大久保街现状的地狱段子:

“艾(滋)呀,梅(毒)事的,感染几率为淋(病),(尖锐湿)疣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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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不是为了传染给客人,谁会得了花柳大病还去上班啊?”

甚至,还有风俗业从业者在推特上开玩笑说:“即使是得了花柳大病,也想传染给客人呢,所以才会在这种情况下还去上班的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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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朵卡表示:“我从未听说过任何风俗店会对客人进行性病检查的,日本的风月场所对性病的检查真的非常宽松。”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对花柳大病持无谓态度的、以“精神松弛”而著称的风俗业相关从业者。比如,自称“花柳公主”的某位Ins小网红,她是在川崎某泡泡浴店上班的,她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毫不避讳,直接就在Ins上开诚布公,说自己“可能得了梅毒”“现在淋病、衣原体和梅毒都确诊了”“我都这样了,应该也算是花柳公主了吧?”

尽管如此,“花柳公主”也依然会按时回到原来的泡泡浴店上班,这一情况让身为她同事的另一位女子感到瞳孔放大,因为“花柳公主”发到Ins上的那条帖子她也看到了。这姐们的松弛感不仅震撼了川崎一带的风月场所的从业者,也震撼了那群不知廉耻、只会用海绵体来思考问题的日本男人的扭曲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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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浴室的另一位女士向店内确认时,发现她在发帖后仍然继续上班。她的存在不仅震惊了风月场所的从业者,也震撼了男性顾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些风俗业从业者会因为患上花柳大病而被她们原先供职的风月场所扫地出门,但这不是什么大事,她们干不了这家,自然会立即转到别家去讨饭吃,无论是风俗店还是泡泡浴店,就算这行干不下去了,她们还可以去夜总会混饭吃,要不然就是自己去社媒平台上找“爸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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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公园街景一览

以前面提到的“花柳公主”为例,她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原来的泡泡浴店混不下去之后,她就一再转战别家。先是到东京都内从事“外卖服务”,然后是“酒店服务”,后来连“酒店服务”都做不下去了,她就干脆去干很多风俗业从业者都不愿意接单的、所谓之“面向中国人的外卖服务”。

“花柳公主”每次转战下家,都会在社媒平台上广而告之,她完全不担心被人踢爆之后会混不下去,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到底。当然,现如今日本风俗业每况愈下的风气也给了她这么干的底气,很多皮条客明知道她一身是病,却还是会把她介绍给风俗业店铺,抑或绑不紧自己裤腰带的男人。如此一来,和这一行沾边的人患上花柳大病的风险自然就高。不仅仅是在歌舞伎町、川崎和吉原等地,现据说在港区地区梅毒也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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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会把现在日本梅毒泛滥的问题症结归咎到女性的头上,但其实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梅毒的日本男人也不在少数。用佐佐木女士的话说:

“要想遏制日本梅毒的继续蔓延,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制风俗业从业者和消费者提交他们最近一个月的性病检查情况。但如果这样做,日本风俗业的营业额肯定会下降,所以店家普遍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可如果现状不改变的话,感染花柳大病的日本人肯定还会继续增加。”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多年前在《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上时常会看到的名字——李小牧。

李小牧,原籍中国湖南,1986年赴日留学,然后就在日本待了下来,逐渐成了一个完美符合我们今天所有刻板印象的“日式男人”。

李小牧原先梦想着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在国内,他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最终,他却成了日本的一名“案内人”。

“案内人”这个称谓是李小牧自己给自己起的,全称“歌舞伎町案内人”。

翻译成人话,意思就是他就是在歌舞伎町拉皮条的,“案内人”就是皮条客。

虽然只是个拉皮条的,但是李小牧却对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异常地自信且自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来到日本开始算起,到2010年代以后,李小牧在歌舞伎町的这皮条一拉就是20多年,拉到后来哪怕他其实已经有其他谋生的手段了,比如开了家饭馆,还成了畅销书作家,根本就不需要靠继续给人拉皮条谋生了,但是李小牧却依然乐于此道,而且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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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是连拉皮条都能被视作是正当职业,这样的国家还是趁早毁灭了吧

提及对皮条客这份工作的自豪感,2011年12月,日本新华侨报网曾在一篇采访李小牧的文章中如是说道:

“他正在用这个品牌推销自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成为世界最知名的皮条客和皮条作家。”

嚯,合着拉皮条拉成世界第一在某些人眼里也成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情了是吧?

而谈起这份工作,李小牧本人也是毫不避讳:

“我每天都在演戏,当过演员的经历帮助了我很多,让我能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越是优秀的演员,越是可以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讲成千上万种话。案内人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用我的身体在体验,在采访。”

嗯,我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能把拉皮条说得这么天花乱坠的,难怪这碗饭他能一吃就是20多年,可能他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

在10多年前的中国主流媒体——注意,我说的不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而是主流媒体。在《环球人物》《中国网》还有《南方人物周刊》这样的主流媒体上,有关李小牧的人物文章比比皆是,你像什么《李小牧,在红灯区“看懂”日本》啊、什么《拉皮条在日本是正当职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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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文章对李小牧和李小牧口中的歌舞伎町和日本的描绘,大多还都是偏“正面”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不是在看一篇介绍皮条客的文章。在当时那些文章里头的李小牧的个人形象,知道的知道他拉的是皮条,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拉的是金条呢。

而说到过去那么多介绍李小牧的文章,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得数《南方人物周刊》在2005年刊载的这篇文章——《李小牧:东京边缘客》

这篇文章的开头两个自然段就写得极其炸裂,以至于虽然都过去这么些年了,我还是一想起来就感觉头皮发麻:

“接到父亲噩耗的那天,李小牧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5分钟,李小牧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省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要服务吗?’”

一联想到就这么个玩意也是从湖南出来的,我就觉得嘴里像是吃了只死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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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到2024年,这一晃眼都快20年过去了,我终于没有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看到李小牧这种人对着他那套“卑鄙就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歪理邪说侃侃而谈了。从《南方人物周刊》到《周刊文春》,从《拉皮条在日本是正当职业》到《一位“花柳公主”的自述》,这是日本的风俗业和李小牧这样的皮条客沉渣泛起又沉淀的20年,也是中日两国的国力、国运和国势发生惊天扭转的20年。

透过今天FNN和《周刊文春》的报道,我想我确实是在歌舞伎町的灯红酒绿里“看懂”了日本,那个日本宛如一朵开得正妖艳的花,只不过那不是日本人最为崇尚、象征纯洁与绚烂的菊花或樱花,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时常会拿来开玩笑的、象征着艳遇的桃花,而是一朵梅花,还是有剧毒的那种梅花。

20年过去了,我到现在终于有勇气说出我当年在国内媒体上看的那些介绍李小牧的文章时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的话了。

“如果连拉皮条都能被视作是正当职业的话,那么这样的国家还是趁早毁灭了吧。”

不知道《周刊文春》里头提到的那位名震日本风俗圈的松弛姐“花柳公主”,现在又去哪儿高就了?是川崎呢?还是吉原呢?还是歌舞伎町呢?

如果是歌舞伎町的话,没准她还有机会和李小牧成为商业合作伙伴。为了把“花柳公主”介绍出去,李小牧还可以把他当年那套话术重新拎出来再用一次。

“李小牧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5分钟,李小牧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省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要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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