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葵 著
1948年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撤退台湾的准备开始了。一批文化学术精英成为当时重点转移的目标。最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八十一位院士中,有六十余位选择留在了大陆。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北大、清华的朋友周培源、陈岱孙、钱端升、金岳霖等都选择了留下。中研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完整迁台。 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听着不断传来的炮声,梁思成、林徽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们担心,北平这座举世无双的古城会在战火中遭到破坏,似乎一切已经在劫难逃。然而,就在清华大学解放的第三天,两位解放军干部敲开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门。他告诉梁思成:如果万不得已要攻城时,解放军将极力避免破坏北平古城。他请梁思成在地图上将重要的古建筑和文物标明,并简略介绍它们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梁思成后来追忆:“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梁思成:《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林徽因与梁思成没有想到,在当时的中国,竟然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被深深感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这是他们依据切身的体会得出的朴素结论。梁从诫写道:“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父母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1949年5月,梁再冰随南下工作团进入武汉。女儿即将离开北平时,林徽因不舍地来到南下工作团驻地探望。林徽因带来了毛巾等生活用品,坐在女儿的铺盖上沉默了很久。面对此情此景,梁再冰百感交集,万般不舍之情难以抑制地涌上心头。“看着坐在我铺盖卷上的妈妈,我当时心情其实非常复杂,我担心我走后她的健康,担心参军后与父母的远离,也担心父母无法接受新时代的变化和生活的改变。”一切都是未知。 然而,就在离开北平一个月后,身在武汉新华分社的梁再冰接到了林徽因的来信。她告诉女儿,自己和梁思成已经“穿上制服”,参加了工作。这样的消息,让梁再冰又惊又喜。此时,梁思成已经接受了新政权任命,担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9月29日,开国大典的前两天,梁思成写信告诉女儿:“这几个礼拜来,我们整天都在开会,在机构的组织和人事方面忙着。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疼、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走,紧张兴奋热烈至极,同时当然也遭遇许多人事和技术的困难。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梁思成作为政协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再也想不到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在一次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的会中,我得以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梁思成向女儿讲述了会上讨论时的民主气氛,以及自己在选择国旗图案和国歌中所发挥的作用:“关于国歌之选定,张(奚若)伯伯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制成,而在抗日期间极有功劳的一首歌。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说法国《马赛曲》就是一首军歌,也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词,是历史性的歌词……我们虽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是'做奴隶的人’,但那是历史性的……于是我的主张得以胜利地通过。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梁再冰将父亲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新华社的伙伴们也都挤过来阅读。最后,梁再冰干脆将父亲的长信贴在武汉新华分社的阅览墙上,与大家一起分享。梁思成的来信让女儿感到振奋,梁再冰从父亲的来信中感受到了父亲和母亲从未有过的欢欣鼓舞、奋发昂扬的精神。政治协商会议上那种团结、民主的氛围深深感动了梁思成,使他对共产党敞开了心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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