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对中国感兴趣”

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游客

中国人就算到了国外，也常常还是对中国的事物最感兴趣。

一位在英国做导游的朋友说，她接待的国内游客，大体上都算得上是高知、富裕的家庭，大英博物馆通常是必去的景点，但她发现，很多人到了那儿，就只想看中国文物，还都觉得那是从中国抢来的。

更多的人，则是时刻把“中国”当作一把无处不在的标尺，走到哪里都和国内对比，而在这样的田忌赛马游戏中，永远是中国赢。他们周游了一趟回来，就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哪儿都没有自家好。”

这未必只是因为走马观花的粗浅印象，我一位朋友移民加拿大十多年了，今年夏天回国，感叹生活便利、价廉物美、办事效率高，处处都比多伦多好。起初我以为她只是委婉的安抚、奉承，直到她后来不无懊悔地感叹了一句：“要不是为了孩子读书，真想不出什么理由要去那个地方。”

有时候，这种比较甚至不是基于当下的现实，而是某种绝对自信的前景。我不止一次听人说，去完欧美日回来，感觉“那边都不行了”。哪怕前两年这种自信受了点挫，但在很多精英眼里，时间仍然在我们这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到了伦敦、纽约或东京，看到的与其说是风景，不如说是衰败的表征。

那是一群特殊的游客，他们虽然“开眼看世界”了，但说到底是“立足中国看世界”：或是想在海外找到“失落的中国”，或是想在世界的坐标下看待中国，而那最终又是为了印证“风景这边独好”。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也没有真正去看世界。

这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的，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谈起自己所游历的各个城市，但当忽必烈提醒他从未谈到自己家乡威尼斯时，这位大旅行家回答：其实他谈到任何一个城市时，都是在谈论威尼斯。

看不见的城市
（插图：Karina Puente Frantzen）

这想来也是人的本能使然。尤其对传统社会来说，人和故土的联系仿佛植物之于土地，对故土的感情也因此向来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总是能打动很多人的心，相比起来，那种离乡远行的冲动就很难激起共鸣，常常倒是被看作是无根的漂泊，不免有几分可怜。

即便是英国这样近代以来一直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的海洋文明，对外国事物的鄙夷也曾长久占据着人们的心灵。有个著名的笑话说，“从加来开始全是黑人”，那意思无非是说，在大海对岸就是陌生的国度，相比起英国来当然总要差那么一点——有时还不止一点。

尽管现在的英国人觉得“以任何形式公开表示民族自尊，不仅是头脑简单的，而且无论如何是应该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Jeremy Paxman《英国人》），但在英帝国全盛时期，那种沾沾自喜才是更自然的情感。

1895年，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来到瑞士日内瓦，在酒店里看着窗外壮美的湖泊，他对妻子说：

在我看来，这是个相当二流的地方。这里的商店和朴次茅斯无法相提并论，景色跟朴次茅斯港口巨大的老船映衬下的日落也无法同日而语。我再也不要出国了。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人那种自傲还有点不一样，那是一种基于“光荣孤立”的自我认同，倒不是自我封闭，更不是出于自卑感使然；但在后发国家中，这种渴求往往以一种更浓烈的情绪爆发出来。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在1860年代就曾痛心地批评德国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像特赖奇克这样肆无忌惮地以傲慢与偏执的民族情绪伤害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大行其道：

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突然在实际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都免不了这样几种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民族自大狂，倾向于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

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补偿，就像一个出身卑微的暴发户，一旦获得了权力，很难抗拒那种自我陶醉的快感，也正因为原先的那种“自卑”仍然挥之不去，才更需要大剂量的“自大”来加以掩盖。

“宇宙根本就不在意你”

要不卑不亢地看待本土和外来的事物，事实上是很难的，因为没人知道那个合适的尺度在哪里。大部分人毕竟还是生活在本国的土地上，对他们而言，哪怕只是劝说自己相信“我们这儿才最好”，也足以宽慰。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开眼看世界”？

加藤周一在他的自传中曾写到，1920年代末“留洋”的那些日本人，从在欧洲港口上岸的第一天起，必然会被日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所震撼，然而，到三十年后的1950年代初，一个东京长大的日本人，至少在衣食住行方面，会觉得巴黎没多大差别，第一印象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差异性，而是相似性，“让我感到惊讶的不是制度上的根本差异，而是认识到同一种制度具有不同的运作方式而已”：

我第一次见到巴黎的街道时，以为世界上的大都会都差不多一个样子，大同小异，我还打算一年后就回东京。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这个国家的文化有一种深刻的底蕴，为了测量一下这个底蕴的深度，我发现一年左右的时间只能算预备期。我毫不犹豫地又延长了滞留时间。从第一年起我开始意识到，对方的底蕴简直是深不可测，一旦进入，就好比踏入深渊，一下子就看不到出口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几乎伴随着眩晕和战栗感。当一种文化已经浸透到我体内、遍布全身，然后再去接触另外一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时，只要后者依然是我的观察对象，我就可以随时返回原来的老窝，而且本来的体质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就像马林诺夫斯基去特罗布里恩群岛那样。但如果第二种文化不单单是观察对象，而是会影响观察者本人，改变他体质的话，这个过程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就会出现没有退路的情况。

他说得很对：“我在西方的生活改变了我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对日本文化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开眼看世界，因为“世界”可以是一种方法，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所熟知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进而审视自我，而那将通向心灵和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