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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2：收费线上导览服务，每期200元/人，报名加微237091入群。我讲的内容，你在别的地方绝对听不到。 第二期-香港历史博物馆《天地之中 ─ 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广3：新书推荐： 第六期线上导览为山东古代文明，虽然具体时间讲还未确定（因为我年底前这三个月的时间真的不好说），但功课是是要做的，毕竟山东尤其是在史前时期实在是太重要了。以前一直没有时间系统做功课。 今天就先从著名的大汶口文化的定名开始，让我们看看大汶口文化的名字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学术发展史，重要意义究竟是什么。由于篇幅所限，这一部分要分两篇说。 正文： 之前简单查崧泽文化的时候得知，崧泽遗址被发掘后的20年，一直都被归为大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崧泽期这么个复杂的名字。 过了没两天，又有群友问我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不能找到具体讲述学术史的文章，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随便回答的。 因为第六期的内容是山东的文物，所以这次刷馆我在山东的时间占据了整个行程的一半。今天在查阅2000年高广仁，栾丰实两位先生的《大汶口文化》中，第一部分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大汶口文化的学术发展史。 我粗略梳理一下，和大家分享。 大汶口文化得名于1959年发掘的大汶口遗址。但和其他遗址的命名不同，大汶口遗址却不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的遗址。 是不是听着有点乱？那个被抢了冠名权的，就是青莲岗。 1921年，瑞典地址学家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奠定了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出现，同时也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受到西方的影响，彩陶应该晚于黑陶，于是提出了著名的“彩陶西来说”。 中国的历史自然是不能让外国人定义的。 可反驳需要证据。 1928年开始，中研院史语所发掘安阳殷墟。但小屯出土的器物和仰韶差别太大。无法直接联系。 同年，史语所的吴金鼎先生对山东章丘的城子崖产生兴趣，多次前往调查。 1930年11月7日至12月7日间，吴金鼎与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和王湘等人展开了龙山镇城子崖的第1次发掘工作，出土大批黑陶及占卜用的兽骨。当时命名为黑陶文化，后改为龙山文化。  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冈遗址发现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从而从层位学上证明起码安阳地区的仰韶文化要早于龙山文化。 因为两者分布范围一西一东，所以从此时开始，在长达30年时间中，学界主流认知都认为中华文明应该是东龙山，西仰韶两大文化圈二元对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诸多流行黑陶的考古学文化如良渚等都被认为是龙山文化下的一个类型。 1951年冬,华东文物工作队在苏北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位于淮河故道南岸的青莲岗遗址。 1952-53年年，南京博物院两次发掘今江苏徐州新沂市的花厅遗址，清理墓葬20座，这是第一次正式发掘且十分重要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1952年，山东滕州岗上遗址被发现，但由于当时发现的是彩陶陶片，所以一度被认为属于仰韶文化。  1957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发掘了安丘景芝镇遗址。当时已经发现其与花厅遗址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为出土很多黑陶，受当时的认知限制，被归为龙山文化之下。 1956年，南京博物院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青莲岗文化，并在1958年南京北阴阳营的简报中第一次书面提出。但同样因为二元论的限制，当时认为青莲岗文化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交流的产物。 这当然是错误的，这时期对于龙山文化的认知还很笼统，认为龙山文化应该和仰韶同期。但这种观点的出现也说明二元论已经摇摇欲坠。 1959年5月，因为铁路施工，在今山东泰安市宁阳县堡头村西暴露出古代遗物，济南市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组成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发掘工作自6月24日开始,于8月底圆满完成。在54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一百三十三座。因为发掘地点在堡头村，所以当时也被称为堡头墓地。 这事就有意思了，我上周刚去过大汶口遗址，下高速以后正是要走宁阳方向。堡头村也属于宁阳县，但今天得名的大汶口遗址虽然只是一河之隔，却属于岱岳区。  我想宁阳县应该很郁闷吧。 大汶口遗址的发现极其丰富，彩陶，白陶，黑陶，清灰陶，象牙雕铜，骨雕筒，象牙梳，各类武器，精致的玉石武器和工具，玉石饰品等。         以猪为主的大量动物骨骼被发现，其中有些用作祭祀，有些用作陪葬。墓葬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大墓M10面积超过13平米（这比商代早期最大的墓葬还大），随葬器物多达204件。但小墓只有一平米，只有一两件随葬品甚至没有。 出土的陶器中尤其以背壶，地瓜鬶等新奇的器物从不见于仰韶或龙山文化中。 这些发现对当时的学界有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对于堡头遗址的年代很疑惑，有的从墓葬贫富分化的程度认为应该晚于龙山文化，从陶器看又应该早于龙山文化。 总之，在当时没有定论。 后来得知，1960年，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副队长刘锡曾先生曾撰写《大汶口遗址综论》，提出大汶口遗址和龙山文化不同，应定名为大汶口文化，但此文当时未能发表。 1960，64年，南京博物院两次发掘江苏省邳州市刘林遗址，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遗址。 1962年，中科院考古所发掘了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最主要的发现为在晚于大汶口文化墓葬的灰坑中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陶片，从而获得了龙山文化晚于大汶口的层位证据。 1963年，南京博物院对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进行发掘，从层位上明确指出青莲岗（此处指的是北辛文化）、刘林和花厅三个类型，是“青莲岗文化系统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遗存”。 同年10月，山东博物馆试掘了蓬莱紫荆山遗址，开胶东考古先河，并且也从层位上发现了龙山叠压大汶口的证据。 以上几个发现，尤其是曲阜西夏侯的发现对于解决大汶口和龙山的先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为1963年，夏鼐正式使用大汶口文化这一名称。并在次年指出“1960年发掘的江苏北部邳县刘林遗址,实际上也是属于大汶口文化”。 这也意味着，被学界封为主流甚至是限制的仰韶龙山二元论，到此时正式被大汶口文化拦腰斩断了。 由于夏鼐先生的学术地位，即便南京博物院的学者一直到70年代还坚持使用“青莲岗文化”的命名（但并未否定大汶口文化），但大汶口文化经过十余年，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共识，具体我们留作下期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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