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三十年，11个出题角度及答案

2024新传考研初试中的“互联网”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的64KInternet信道开通，标志着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了国际互联网。30年过去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让世界瞩目，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以及最活跃的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创新生态。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贯穿几乎全部社会活动的基础设施，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更是为我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可能性。

1.互联网交互产品中对用户体验产生影响的设计因素。（北京师范大学334）

2.互联网时代大众传播的新形态。（中央财经大学440）

3.互联网发展对新闻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334）

4.互联网时代用户地位变化。（陕西师范大学711）

5.互联网时代下，你对算法驱动的互联网可见性逻辑的认识与理解。（浙江大学440）

6.互联网时代媒介基础设施的表现与价值。（厦门大学334）

……

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互联网不仅彻底变革了新闻传播的生产模式和思维理念，对传媒格局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不断挑战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既有假设以及学术想象。那么本期聚焦于中国互联网30年，话不多说，上干货！

互联网的Web1.0阶段在我国经历的时间较短，是20世纪末至2004年前后的时期，核心产品是将数字化信息或数字化的传统媒体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聚合与检索，也被称作“第一代互联网”。“门户网站”组成这个时期的网络化平台。“门户”一词，兼具了技术上资源集成的Web应用框架与传播上面向大众的意涵。

Web1.0时期，网站编辑承担了重要角色，选择、整合、发布、更新网页内容供网民浏览检索。这一时期的传播形态主要以静态网页为主，内容涵盖了财经、天气、体育、娱乐、科技等分类领域。1997年，《人民日报》网络版创刊，开启了传统主流媒体上网的进程。人民网、新华网、中青网、北青网、中国经济网等纷纷上线。超链接是Web1.0阶段的核心技术之一。它以超文本标记语言为主要格式，支持网民通过点击实现文本和网页间的自由跳转，开创了传统文本非线性、网络化的阅读方式，不仅顺应了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效整合了碎片化的信息，极大增强了内容聚合的程度，从而实现了信息与信息、人与信息的连接。

Web1.0的出现对新闻传播产生的较大影响就是“数字化”。一方面，在新闻业务上，流行专题化、垂直式的新闻编排范式。新闻编辑作为策展者，围绕特定的新闻主题，在海量的资源中进行筛选和重组，形成新闻专题的静态网页。数字化同时也带来了多媒体新闻报道的新形态，包括信息图表、电子杂志、特稿式融合报道、多媒体混合式报道等。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中，反思数字时代下技术和平台对新闻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全新领域——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建设开始萌芽。

Web1.0通过“跑马圈地”的方式，依靠中国较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用户基数，初步形成了互联网的基本模式，实践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是这些形式方面的优势，也与影响深远的弱势直接相关：数字化浅尝辄止，互联网企业、媒体及相关领域用简单的内容和服务忙于收割人口红利，未能重视数字化方面的投入和耕耘。这一时期的传播模式还是以点对面的、中心化的、集中控制式的大众传播为主，呈现“发布→浏览”的单向特征。此外，门户时期的内容同质化程度较高，很难针对不同的用户实行个性化的内容定制，这就使得用户画像千人一面。

经历了Web1.0的内容聚合与数字化，中国互联网的Web2.0阶段主要强调了由用户主导参与、交互、分享与生成内容的时期。社会化媒体成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传播平台，以用户生成的内容（UGC）为典型的互联网内容生产方式和产品模式，充分体现了用户赋权的显著特征，实现了“可读+可写”。用户跃升为互联网的主体，不仅创造内容，还可以通过关系连接传播聚能，兼顾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

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社会网络服务）是Web2.0时代典型的应用，实现了人际关系数字化。接续发展的还有包含微博、微信、微视频以及客户端在内的“三微一端”新媒体矩阵。算法推荐是Web2.0时代标志性的技术与应用之一。2012年，今日头条在中国创新性地将算法推荐应用到新闻资讯类场景，依据用户过往的浏览时长、阅读类型、年龄职业、社交关系甚至所处的环境特征等数据，挖掘其潜在隐性的阅读偏好，推荐符合用户阅读兴趣的新闻内容。至2016年，中国所有的门户网站全面实现了算法化，这一年曾被称为“算法元年”。

Web2.0真正实现了互联网从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转型，并促进了用户导向的理论与现象研究。一是对“群体极化”问题的关注。二是对社会资本、社交倦怠的研究。三是对“数字劳工”的审思批判。与Web1.0的技术创新扩散相比，Web2.0更多是思维和产品的转型。互联网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技术引发变革，而是成为一种容纳社会参与式文化的机构，不同类型的价值、期待和愿景的开放空间，以及一种社会性的连接纽带与社会运动的发起平台。

Web2.0的基础是信息的数据化。数据化基于Web1.0的数字化，需要将尽可能丰富的数字化信息结构化。Web2.0虽然具备了交互性的用户产品思维，但是对于用户而言，积极贡献内容与个人数据，却无法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收益，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数字劳工”。此外，零散的用户内容缺乏生态性、整体性的平台部署，在数据化的整体搭建和云化的逻辑方面尚未足够清晰。Web2.0一定程度上受到Web1.0数字化思维局限性的影响，对互联网的其他要素识别与使用尚不充分，难以形成良好的生态格局。

中国Web3.0的发展方兴未艾，主要是指以区块链、数字身份识别等为底层技术架构，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物联网等协同适应，形成万物互联、虚实相融、价值共创的数字经济系统和互联网生态。在该阶段，人与物交互、全面互联、精确感知、智慧解读。

“数智基础设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也涵盖了人工智能、算法等应用部分的“软基础设施”。2020年，国家发改委将信息基础设施纳入了“新基建”的范畴，更加突出了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以数据中心、云计算、智能计算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数智”一词不同于数字，而是数字化的智能转型与优化。数智化综合融入了数字身份、数字交流、数字使用、数字安全、数字素养、数字智商、数字权利等多个维度，能够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为数据创造价值，将数字技术融合在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全面帮助人们实现数字化的生存与生活。

相比较Web1.0的内容导向与Web2.0的用户导向，Web3.0更加凸显了基础设施导向，包括了有形的通信系统、无形的通信协议、可见的接口界面、隐形的平台算法等在内，以及关键的内容：数据。它以技术确权的方式，旨在促进虚拟与现实的高度互通，从底层搭建人与物质世界的信息性实践关系与深度媒介化实践的传播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大语言模型能够帮助新闻从业者进行多模态、海量化的新闻素材检索；智能生成新闻标题、新闻导语等内容，并进行中英文新闻编译；以聊天机器人的角色向用户智能推荐新闻，即时获取用户的阅读反馈，从而赋能新闻业。

Web1.0时代的基础技术以PC互联网技术为主。该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静态网页，其中网页信息由创建者提供且不对外编辑，用户通过浏览器进行网页浏览和信息获取。Web2.0时代一般指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技术的互联网第二代服务阶段。这一时期，网速快、带宽宽但时延相对长，互联网技术的重心发生迁移，社会性网络元素是其标志，社交成为时代关键词。Web3.0时代的基础技术主要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扩展现实、人工智能等，从技术演进角度看，该阶段可视为互联网技术集成应用与创新迭代的新阶段，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个人数据资产的技术属性，因而具有安全可信、传递价值、新型激励系统、全真互联等优势。

面对海量数据和本地设备的数据储存与数据处理能力不足且设备要求较高等现实，大数据技术架构逐渐从集中式向分布式、云计算等方向发展。其中，大数据关注实际业务，云计算关注技术基础架构迭代与数据处理能力升级，二者共同推进海量数据的实时分析与价值深挖，形成以数据为依据、以量化为手段的数据分析逻辑并影响社会知识生产，最直观的体现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崛起。

5G技术的数据传输优势与可扩展性和区块链技术中信息保护、防篡改和可追溯的优势形成互补，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后，能够搭建一个数据容量大、数据传输快且低延迟、数据安全程度高的分布式物联网框架，从而真正实现物理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实时互联与信息流动，打造万物互联的智慧社会。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可划分为缓慢发展期、全面发展期与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在缓慢发展期（2004年以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多停留在学术交流与政策引导层面。该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成果集中于基础研究。在全面发展期（2005—2022年），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成果从基础研究、自动化研究转向更加多元的专用人工智能研究。在加速发展期（2022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热点转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国内外AI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并呈现出单模态、多模态到跨模态的交互技术进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自1997年10月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从62万增长到11亿。2006年以来，手机网民开始初具规模。受到智能手机兴起、3G商用、手机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2009年是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增长最快的一年。此后，手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16年12月，占全体网民比例已超过95%，标志着我国全面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向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能够使其在使用互联网产品时获得愉快的体验，这对服务经营非常有利。由于互联网产业本质上属于初始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甚至为零的规模扩张型产业，良好的用户体验能够增加用户留存率、提升用户转化率、培养品牌忠诚度等，有助于企业快速达到规模引爆点或保持较好的用户规模状态。

从互联网技术实践可以看出，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往往能够带来用户权利的扩展。

Web1.0时代，门户网站与搜索引擎极大提升了用户的信息获取权，博客等形式则使得部分用户成为既可以消费内容又可以生产内容的“产消者”，但内容变现路径不清晰，用户的经济权利难以得到实现；

Web2.0时代，用户生产的内容能够通过平台进行价值变现，用户权利的构成进一步扩大，但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中心的平台生态使得用户处于劣势地位，在数字身份权、私人信息数据权等方面受制于平台，同时内容变现程度受平台流量制约且利益分配不均，经济权利虽然实现但并不平等；

Web3.0时代，将基于区块链等技术实现用户权利的根本性扩张，形成以用户为中心、共建共享的网络生态，用户能够独立拥有并管理自己的数字身份和自身数据，并与网络生态中的其他节点共同享有一套经济激励机制，从而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

1994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接入服务商瀛海威信息通信公司创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运行开启，本土企业家开始探索互联网相关企业的商业创新之道。

一是免费商业模式。免费商业模式是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通过免费提供产品或服务给用户，吸引用户注意力和增加用户黏性，从而通过其他渠道或方式实现盈利的商业模式，其本质特征是数字产品的低边际成本、注意力经济与网络效应的共同作用。

二是长尾商业模式。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理论认为，销量不佳或需求不旺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在流通渠道和储存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和那些20%的产品占有差不多的市场份额，甚至有时候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是O2O（OnlineToOffline）商业模式。该模式将线上的互联网平台与线下的实体店面或服务相结合，以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易。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线上交易、线下体验、平台推广效果可追踪，主要适用于需到店消费的行业，如餐饮、电影、医美等。

盈利模式的核心是价值创造问题，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价值是用户资源。因此，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可以分为用户资源直接变现与用户资源间接变现两大类型。用户资源直接变现的盈利模式包括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的销售。用户资源间接变现的盈利模式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中更为流行，受免费商业模式影响，中国消费者的整体网络付费意愿不强，也有部分领域如音乐行业的用户付费接受程度相对较高。而智能互联网时期，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赋能广告精准投放与高效管理。如芒果TV在《我是歌手4》中使用智能广告系统“灵犀2.0”，基于智能跟踪与识别节目中明星、物品的运动轨迹，添加带有相关品牌信息的一键购买链接，实现视觉空间的营销内容触达与消费意愿培养。

搜索引擎是根据用户需求与一定算法，运用特定策略从互联网检索出指定信息反馈给用户的信息检索应用。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甚至智能互联网早期，搜索引擎的应用创新主要停留在内部技术与用户体验的创新迭代，而非应用模式与内在逻辑的创新。2022年以来，GenAI问世，在提高信息检索效率的同时，还能够基于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实现对搜索结果的概括总结或要点提炼，从而提升信息检索的行为价值，被视为下一代搜索引擎。

即时通信是与电子邮件等延时通信相对的即时性在线信息沟通方式，它可以让受众随时得到对方的回应。据CNNIC数据，中国网民对即时通信的使用率高于电子邮件，不少社交媒体也具备即时通信功能，但主要以趣缘为纽带进行互动交往，匿名性较强，无法达到与微信媲美的用户规模、功能丰富度以及社交网络的关系黏性。此外，社交媒体如微博、小红书也呈现出独特的社会交往形态，成为网络空间公共交往的重要渠道。

（三）网络娱乐：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直播

相较于互联网的实用功能，娱乐功能具有天然的用户吸引力，应用也更为普遍。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网络娱乐的代表性应用一直以来都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且网络娱乐应用的规模增速整体稳定。目前，网络娱乐应用也在技术创新的加速扩散中呈现出新的应用形态，如VR设备对网络视听体验的升级、智能算法对网络游戏机制与功能的优化迭代等。

1999年，中国第一家电子商务网站8848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的起步，阿里巴巴等企业也于同年成立，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电子商务元年。作为互联网应用产物，电子商务自诞生起就快速迭代创新，深层原因在于基础通信技术尤其是移动通信技术、用户规模、资本等因素的驱动。此外，在线支付、快递、外卖等上下游应用也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得以飞速成长，应用成果也已领先世界其他国家。

智能助手是人工智能技术与互联网软硬件结合后提供个性化智能服务的私人助手。智能助手的应用落地依托于语音识别技术的突破，伴随智能语音识别能力提升，2010年苹果公司推出了人工智能助手Siri，将智能助手这一技术应用带入公众视野。而智能助手与医疗、交通、家居等多个应用场景的有效结合，也切实提升了场景智能水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用户的行为习惯。

升级伴随互联网的持续发展与应用普及，传统产业开始借助互联网进行数字化转型。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不仅提升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也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互联网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扩散创新，将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向纵深。

在赋能传统产业的同时，互联网技术应用也催生出一系列新的产业形态，例如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以CCTalk为代表的在线教育，以及远程医疗、电商物流、社群经济等，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更便捷的消费体验，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拉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互联网技术还直接催生出全新的数字内容产业，例如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文娱消费体验。

互联网平台对产业类型的包容程度加剧了传统产业边界的模糊，并直接助推产业间的跨界合作与融合创新。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也通过智能体服务打破翻译、转译、在线办公等数字服务行业的边界，正在创建一种以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助手为核心产物的智能体产业，带来新一轮互联网产业的破界创新。

互联网兴起初期常被称为虚拟空间或赛博空间，在其中的活动也往往被称为虚拟化生存或赛博生存。人们在各种Newsgroup、BBS、聊天室中的交往，便是虚拟化生存的开端。人们的身体受到现实空间的约束，但精神活动却脱离了现实空间在赛博空间自由游荡，即使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并不一定获得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现实资源，但自由的精神活动本身也可以给人们带来满足，它也成为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的日常生活。

尽管早期的互联网往往被认为是虚拟的代名词，但实名制的社交平台逐渐普及后，人们的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多直接关联与互动，社交平台这一媒介成为日常生活自我展示的主要舞台，这种展示也是为了塑造有利于现实发展的自我形象，积累现实生活中所需的社会资本，它反过来也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移动时代视频应用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屏幕或工作在屏幕，媒介生活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视频直播就是最典型的体现。在视频直播中，直播者会选取自己的特长或个人生活的亮点呈现在屏幕上，但他们也会从观看者或公共的视角来审视与调节，并可能根据观看者的需要来设计直播的内容，也就是设计自己屏幕上的生活。无论是否能获得经济上的收益，直播都成为一种屏幕上的劳动。直播既是主播进行自我展示、表演的“媒介化生存”，也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对于有些人来说甚至是谋生的方式。

传统媒体只是作为公共传播的基础设施而存在，但今天的互联网不仅是传播的基础设施，还进一步演化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应用普及之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越来越多需要借助互联网，某些时候，离开这一媒介，人们的日常生活会举步维艰。与以往的媒介不同的是，网络媒介对技术的依赖性更强，技术门槛更高，在这样的前提下技术的可获得性与技术应用能力对生存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互联网发展来看，早期的共同体主要表现为相对松散的网络社区，而发展到后来，一些社区中的成员形成了较强的群体意识，具有较强的群体归属感，也有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这些社区也可以视为“社群”。一些社群甚至会进一步发展成具有更紧密社会网络结构的圈子。

在互联网早期，对于异地的亲密关系维系来说，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等是主要工具。它们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也降低了联系的成本，使身处异地的恋人、家人之间的交流有了质的提升。微信等平台的视频聊天功能，充分激活了摄像头的能量，迎合了家人、恋人关系下的全方位交流需求。但视频聊天也使得亲密关系之间的自由空间被压缩。摄像头中暴露的一些“秘密”，也可能对亲密关系造成伤害。

准社会交往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但网络时代的拟亲密关系有时并非完全是单方面的。一些偶像会利用粉丝见面会、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直播等方式对粉丝做出回应，即使是有限的回应，也使粉丝获得了激励，这也是他们继续投入情感、时间与精力甚至财力的动力。

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应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传播又回归到“以人为媒”的传播网络，即社交平台中的关系网络，但这些网络的规模远远超出传统的人际传播网络，人际关系网络不再只是大众传播网络的延展与补充，而是成为大众传播的基础设施。

作为媒介的人，其另一个含义是，人的大脑是一种内容接收、存储、转发介质，或者说内容的中转站。作为网络节点的个体与其他节点的连接越多，需要接收、存储与转发的内容也越多。人们在不断获取，也在不断遗忘。

今天的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物，已与人形成如影随形的关系，这样的人体变成了“赛博格化”的身体，也就是人机共生、耦合的新生命体。赛博格化的身体将存在于人体内部的“自我传播”部分外化，物质化身体的多维数据，可以通过智能机器被感知、量化，人的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的对话、人的反身性控制也在增加。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互联网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连接逻辑，由此也将其划分成了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各自具有不同的连接模式、发展目标和媒介化使命。具体来说，互联网上半场以纵向连接各社会层次、要素层次的外连接逻辑为主，重点在于将既有社会结构裂解和碎化成不同层次的要素，并通过作为重要信息渠道的中介方式打通这些不同层次要素之间的壁垒，实现各层次要素的互联互通。由此互联网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内容网络、人际网络以及物联网络三大网络。

当互联网上半场完成了随时随地与任何人的连接之后，互联网下半场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们要在随时随地进行任何信息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在任何场景下“做事”的突破。此时互联网之于社会不仅仅是作为中介的渠道工具，更是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以深度媒介化的方式重新连接一切并成为社会结构化中更基础性的建构力量。此时规模化扩张已经走出“流量红利”期，互联网企业转向生态圈建设模式，旨在纳入所有相关要素资源来打造闭环式的动态结构系统，形成一体化价值网。

用户流动包括其主体身份、时空场景、关系嵌入的流动，由此推动媒介定义与媒介消费研究向“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为尺度”转变，带来两个主要的研究议题：用户视角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生产研究。

用户流动也带来了研究方式之变化，首先是传统的传播效果研究更聚焦到用户体验研究上，其次是测量方法也升维到更易捕获流动性和瞬时性的认知神经测量方法上。由此，新闻传播与认知神经科学范式的交融，为瞬时性的体验式效果研究带来了集生理与心理测量于一体的“工具箱”（包括脑电、多导等），研究议题包括在具身体验的沉浸场景中测量人脑认知的瞬时效果，探究用户对媒介以及内容做出的反应机制（外显抑或内隐）、反应强度（脑机制活跃程度）等。

围绕传播生态系统延伸出三个微－中－宏观的新研究议题：用户的行为传播学探讨、传播系统的再组织方式探讨、传播系统的治理模式探讨。其一，用户作为复杂传播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适应性主体，理解其行为特点与模式是理解整体传播系统的出发点，这打开了行为传播学的研究空间。其二，对传播系统再组织方式的探讨涉及对互联网新连接方式的深入研究。其三，传播系统的治理模式倡导建立以宏观原则为指导的复杂性治理思路，治理者必须秉持“大道不直”的治理逻辑——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看似是捷径，但社会操作中如江河行地的九曲十八弯才是其最有效的实现路径。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复杂性研究卷入的学科复杂性作为一个多学科的共同论域，对互联网连接模式和传播系统的研究也凸显出多重侧面，并暗含着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开展合作研究的可能。研究必须重新重视传播学科的“十字路口”特征，这意味着它在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应当处于独特的战略地位，研究应当积极吸纳其他学科视角来解释新传播问题，以多学科（包括传播学、数据科学、网络科学、行为经济学、行为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法融合为统一的方法框架，从而使传播学超越学科界限而成为“超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

上半场的重心是拓展人类的纵向自由度。从打破精英内容霸权和层级社会结构，到开放交流表达平台，互联网上半场旨在将个体从那些纵向的社会禁锢中解放出来，让人类愈加具备突破“物质个体”限制的能力，使个体在社会层次中流动穿行成为可能。

而下半场的重心是拓展人类的横向自由度。从游戏与元宇宙的虚拟世界架构，到ChatGPT、Sora等生成式AI的大量介入，互联网下半场旨在借助机器智能力量，来赋予用户更便捷、更平等利用和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拓宽个体活动半径，使用户不仅可以随时进入熟知场景，也可以触及未知场景；在场景中不仅可感知可体验，也可操作可实践；且所有传播活动不仅可基于本我能力，还可基于AI辅助的超我能力。

逻辑上，互联网上半场以粗放式连接为主，媒介化使命是去组织化，即完成既有社会结构的裂解，使传播系统能卷入尽量多的传播要素；下半场以精细化连接为主，媒介化使命是再组织化，即完成微粒要素的再组织和再聚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和传播规则。互联网演进也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以规模扩张和集成经济为主的开放连接到以闭环价值和生态圈建设为主的价值变现。

1.实现各类技术标准互联互通，打通互联网基础设施底层逻辑

三网融合开启了电信网、计算机网、有线电视网的物理合一与高层业务应用融合的进程。从3G、4G再到5G通信标准的协议转换与技术集成。未来，针对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应当加强不同高新前沿技术标准的互联互通，达成节点、网络、算法、数据的对齐，降低审核成本。积极融合创新不同互联网技术的优势要素，实现“端→网→云”的布局转化和标准化建设，形成互联互通的生态圈。

2.增强高质量数据可获取性，积累互联网基础设施生产要素

数据是构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底层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虽然我国的数据资源总量大，但是互联网数据却存在着壁垒、系统性偏差等障碍。2023年，我国正式成立了国家数据局，旨在加强数据基础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建设，统筹数据产权、数据资产、共享开放、授权运营等资源整合共享以及开发利用，打通数据孤岛，完善相关流通规则，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同时，也要防止数据垄断的资本控制，以数据要素为抓手，优化信息内容秩序，从而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中国建设。

3.拓展互联网技术应用场景，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中国互联网正在经历着从数字化向数智化的转型。其中，“智能应用”是关键。目前，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实现了全国各大城市交通站点与网络的覆盖；基于传感器的物联网参与了包括智能家居、智慧交通、智能医疗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随着5G网络的大带宽与低延时，未来，可充分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将现实世界中的实体以及物理资产映射到虚拟世界中，进一步打通虚拟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连接入口。在信息网络提速增效的基础上，丰富和创新互联网技术的智能应用。

4.完善互联网安全保障机制，筑牢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防线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以“知情同意，最小必要”为原则，明确用户信息的使用范围以及知情权利，对以AI换脸、人工智能视频生成等新兴技术带来的信任风险问题，应当予以积极防范。将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网络信息的数据加密与监测，构建智能化的互联网安全监控平台，尤其强化对算法的数据使用、模型机制等方面的风险监测。切实提高互联网的信息安全保护力度。

中国互联网三十年的技术迭代与应用普及，以丰富前沿的实践背景为新闻传播学注入了新的想象力。数字化、用户化、智能化的思维激荡着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范式日益呈现出学科交叉的鲜明特色，广泛融合了包括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伦理学、哲学等在内的学科思维与研究方法，洋溢着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以人机传播为例，近年来，智能体的涌现、日益增强的多模态人机交互实践，使得学界逐渐意识到机器不再只是传播渠道和传播工具，而是具备了传播能力的主体，在互联网平台中发声，逐渐演变为媒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畅想Web4.0的发展趋势，有望从外在表层的技术加持深化到人体生物的内部。“赛博格”将有可能成为新兴的传播平台，以机械有机体的方式，通过人类与机械的混合相融，人与技术的互嵌，开辟人内传播的模式，促使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相互融合。但与此同时，在日趋后人类化的数字社会中，我们也应当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底线，警惕互联网技术的反驯与规制，推动科技伦理、智能素养的与时俱进。

1.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启了连接世界的新纪元。30年后，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化的巨大网络生态系统。

2.“互联网真正的革命性影响并非源自商业，而是来自其自由开放、平等的核心价值观。”

3.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在高科技领域立足，必须遵循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核心技术进行战略资源的投入，而不是依赖于过去的成功模式。

4.未来我国还会涌现出新一代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将在价值观、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达到新的高度。这需要我们更好融入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需要从文化、理解和沟通上加深彼此的理解。

5.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面临着语料不平衡的挑战。当前，90%以上的语料为英文，而中文语料占比极少。这种不平衡将直接影响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也面临着重大调整。

7.30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互联网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信息领域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网络惠民便民红利充分释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

8.三十而立。我们敏锐把握住时代机遇，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依赖到自立自强，中国开始大踏步赶上并引领信息时代。

9.2024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会上强调，“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互联网这一关必须要过”。

10.1994年4月初，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代表中方向美国主管互联网的机构重申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双方终于达成共识。美方负责互联网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沃夫回忆说：“我们静静地打开闸门，等待中国接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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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互联网三十年，11个出题角度及答案｜押题训练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