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北方长城防线的形成始于战国秦汉时期。在北京地区的北方地带，则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始创长城。《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至秦代，燕长城被继续利用，故这一长城被连称燕秦长城。经考古学考察与研究，燕秦长城遗址尚存，大致在今内蒙古多伦、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敖汉一线。[1]从自然地理特征来看，燕秦长城的位置，是设在了燕山山地的北部，也有在燕山山地与坝上高原的交接处。总的形势是，燕山山地基本被包括在了长城之内。    在中古时期，随着北方及东北方民族的同时壮大，北京地区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空前的，所谓“东威九夷北制胡”。“九夷”是形容东北部民族群体之多样，例如同罗、奚、契丹、室韦等。 北齐时期，虽然筑起长城，但形势依然是紧张的。如河清三年（564）秋九月乙丑，“突厥寇幽州，入长城，虏掠而还。”闰九月乙未，突厥复入塞，侵扰幽州地区。[4]（此期间，在蒙古高原地区，突厥已然取代柔然。）北齐幽州刺史斛律羡率兵却敌，进一步加强长城的防御设施，“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5]按幽州刺史治所在幽州蓟城，长城防线的强化必然连带地推动蓟城及周围地区的军事化。 蓟城地区的军事化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在隋唐两朝，以统一王朝的强势，对北方及东北方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其中“近古未有”之辽东之役，使幽州蓟城这个经略东北方向的唯一战略基地也出现了近古未有的军事态势。 隋朝，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兴辽东之役，“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6]这是一条具有军事意义的大渠，它在北京地区的出现，预示了一个大时代的来临。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永济渠至涿郡。大业七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7]大业八年（612）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8]可以想见，当时北京地区的军事盛况是何等壮观！在举行了盛大誓师仪式后。“癸末，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亙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9] 隋代征伐东北的战略被唐代继承。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诏发幽州等各地兵十余万，分海、陆两路伐辽东。陆路大军仍集于幽州，军需物资亦沿永济渠达于幽州。《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记载：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三月壬辰，上发定州，……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因大饗六军以遣之。”但辽东之役并非一帆风顺，十一月，兵还幽州。唐太宗于蓟城内东南隅建悯忠寺，以祭悼阵亡将士。[10]蓟城之内因此出现了一个永久性的战事纪念物。悯忠寺后改名法源寺，今仍在，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 幽州蓟城的军事性质持久不衰。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天宝元年改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统领九军，共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治所在蓟城。蓟城内驻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11]这几乎成为幽州蓟城的常态。幽州地区的军事意象已深入社会认知，唐代诗人贾至在《燕歌行》中写道：“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  这里所称的“特区”当然不是“顶层设计”的区域，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突出特征的社会区域。自安史之乱至五代前期，幽州一带在军事枭雄掌管之下，一直保持巨大的军事优势和军事独立性，这种军事优势与独立性是比较纯粹的，即在政治上并无前景。尽管有些军事首领有进一步做皇帝的野心，但并无这个条件，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些节度使之间的关系是既互相勾结，又互相牵制。在对抗朝廷时，他们一致行动，在无朝廷威胁时，则相互厮杀。这种状况在转入契丹统治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些军事首领在强大而又近在咫尺的契丹人面前，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力量。例如称霸一时的赵德钧，只能辽太宗耶律德光面前俯首。 对于中原一方来说，幽云十六州的转手，意味着一个重要军区的丧失。但对于北方的契丹人来说，则是一个重要政治区域的获得。也就是说，幽云十六州在契丹人眼中，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幽云十六州正式割让契丹的天福三年（938年），辽太宗立即升幽州为幽都府，立为南京，为陪都。这种迫不及待，反映了契丹统治者早已具有了的一个发展战略，即跨越燕山，向南扩展。（太祖耶律阿保机即有此目标，希望把幽燕与草原连结在一起。） 幽云十六州的转手，是意义极其深远的历史政治地理大事件。它使北方游牧民族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地理机会，这一地理机会符合北方民族南下发展的历史大方向。他们以长期治理而不是短期占用的理念对待幽州地区，对于北方民族来说，这是一项进步。他们不失时机地将幽州地区立为陪都南京，是极其正确的选择。在对华北大片汉地的经略中，契丹统治者获得了很多正面的历史经验，如辽太宗耶律德光所表达的“三失三得”，“三失”是：“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15]“三得”是：“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16] 按幽云十六州地区以及契丹人往来的其他华北地区，并不是一片单纯的“土地”，而是有着历史深度与文化深度的社会区域。这一地区携带着强大的华夏基因（传统），其对契丹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上古时期燕国的长期开发，“幽州”已进入《周礼·职方》“九州”的名单，获得了正宗的“华夏”地位。《职方》的“九州”与《尚书·禹贡》九州不同，为：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并州。（《禹贡》“九州”有徐州、梁州，而无幽州、并州。）幽州之所以获得这一名誉，其实际社会发展水平也的确是相当高，如燕国的督亢之地便天下闻名，秦王曾为之心动。这些深厚的华夏社会基础，加入契丹国家体系后，在推动契丹等民族吸收中原文化、提升自身社会发展水平、进而融入中华民族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契丹人曾施行著名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制政策。这说明，在地理结构上，由于在国家体系内拥有了一部分华夏传统地域和“税土”人口，北方民族政治统治者必将进行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或新的制度构建，其结果必然是一种融合体制的产生。这种融合体制，有利于双方的共同认同。例如在后来的南北王朝对峙中，一些华北汉民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南方，而对契丹统治的区域已然有所好感。[17] 作为城市，辽南京以陪都身份持续运作近二百年，城中拥有大量中原王朝体制的官府衙门和为皇帝服务的建筑。契丹人建立了北面和南面两套官制，北面官管理契丹故地，行宫帐、部族制度。南面官则基本沿袭中原旧制，管理幽云地区，有刺史、县令。这种“一国两制”的做法，并不是截然的两分，而是容许相互融入，获取融合两方的政治积累。例如，契丹最初有“以汉人治汉地”的策略，后来以契丹官员治汉地的情形日益增多，如南京留守一职，据《辽史》《续资治通鉴》等记载的三十名南京留守中，有十一名汉人，十九名契丹人，且汉官多在早中期。[1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丹人政治管理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汉人参与大辽朝廷事务者，也大有人在。在社会基层，越来越多的汉人出现在契丹故地，契丹“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19]这些汉人主要来自幽、云地区。 / 注释 / 排版：尹润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