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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考古】震撼!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内蒙赤峰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 文·李富

 赤峰蒙辽风雅颂 2024-09-23 发布于内蒙古

 震撼!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

内蒙赤峰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

文  李富




 震撼!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

内蒙赤峰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

李富

内蒙古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发掘过程中,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及石器等文物,尤其是体量巨大的玉龙,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与宗教信仰的重要实物。这些文物不仅丰富了红山文化玉器类型学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红山文化晚期在工艺技术、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独特面貌。


【请点击视频 ,李富先生拍摄并提供】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社会等级、宗教仪式、生死观念等文化特征,揭示了红山文化玉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承载的复杂文化内涵。石器与陶器的出土,揭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特点,为理解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不仅丰富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也为未来考古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轻点图片可进行滑动,元宝山积石冢遗址现场。李富摄】

元宝山积石冢这一重要文化遗址要加强科学保护、促进文化旅游,实现文化遗址的可持续利用与传承。

元宝山积石冢

元宝山积石冢,坐落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八旗村北部,距离村庄大约1.5公里。这个地理位置的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它可能反映了当时人类对于居住环境、资源获取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作为内蒙古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最大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元宝山遗址无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积石冢作为红山文化的一种特殊墓葬形式,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宗教和技术等方面的信息。而元宝山积石冢的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可以一窥红山文化晚期的真实面貌。因此,对其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更能够揭示出这一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现场。李富摄】

本次考古发掘正是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深入挖掘元宝山积石冢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通过详细的勘探、发掘和记录,能够准确地揭示出这一遗址的布局结构、墓葬特点、随葬品组合以及工艺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细节。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和其他红山文化遗址的研究资料,能够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教信仰体系以及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等重大问题。

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和勘探工作,5月对元宝山积石冢遗址正式启动抢救性发掘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考古发掘,明确该积石冢为一处集墓葬建筑与祭祀建筑为一体的红山文化遗址。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考古团队初步确认元宝山积石冢为一处集墓葬建筑与祭祀建筑为一体的红山文化遗址。在发掘区域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座墓葬和祭祀建筑,这些建筑呈现出独特的结构和风格,充分展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建筑艺术和宗教信仰。

除了建筑遗迹外,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精美绝伦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等各类器物。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活、工艺技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物证。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现场。李富摄】

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迹现象,如人骨遗存、火烧坑和筒形器坑等。这些遗迹现象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葬俗、祭祀活动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不仅揭示了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也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古老文化的魅力和神秘面纱。

发掘成果与收获

本次对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工作可谓硕果累累,令人振奋。在众多出土的珍贵文物中,红山文化玉器尤为引人瞩目。这些玉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充分展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制作的精湛技艺和独特审美。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出土一件长15.8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百年考古以来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玉龙。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是内蒙古第一次发现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兼祭祀为一体的建筑遗存。保存较好的北部圆形积石冢外墙直径23.5米,墙体可见六至七层台阶状,晚期积石堆直径28米。截至目前,累计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座、石堆3座、灰坑1座、祭祀坑1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各类遗物200余件,包括玉器100余件、玉猪龙3件。

通过此次考古发掘,初步确认元宝山积石冢为一处红山文化积石冢兼祭坛遗址。元宝山积石冢的发现意义重大。一、该遗址为内蒙古自治区目前考古发掘的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二、该遗址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次发现的集墓葬与祭祀为一体的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建筑遗存。三、出土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四、一次性出土的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且发现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的器物,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五、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显示出石城建筑、藏玉于墙的文化源流应与红山文化存在传承关系。此外,该遗址出土的大量玉料、钻芯、玉器残件等为探讨红山文化玉器加工技术、玉料来源与使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现场。李富摄】

元宝山积石冢的发现对深入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组织管理、人地关系以及玉礼形成等问题,进一步探讨红山古国文明下的礼制文明认同、文化归属和中国礼制文化的源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玉猪龙造型生动,线条流畅,体现了红山文化先民们对动物的细致观察和精湛雕刻技艺。与此同时,大量无底筒形器的出土也为我们揭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种特殊葬俗。这些筒形器多数无底,且内壁光滑,外壁则刻有繁复的纹饰,显然承载着某种特殊的宗教或礼仪意义。

彩陶器的发现同样令人惊喜。这些彩陶器色彩艳丽,图案多样,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活的新视角。蚌贝器物的出土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红山文化晚期物质文化的认识。这些蚌贝被精心打磨成各种形状,有的还镶嵌有玉石,显然是作为一种装饰品或礼器使用。

本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些石器工具。这些石器工具虽然看似简单,但却蕴含着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劳。通过这些石器工具,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感受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认为,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考古实现多项重大突破,一次性出土的百余件玉器基本涵盖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且发现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器物,佐证了西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深度交流,填补了内蒙古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此外,出土的大量玉料、钻芯、玉器残件等遗物,为中国史前玉器研究再添新证。

本次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独特面貌和丰富内涵,也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不仅丰富了红山文化玉器的类型学研究,更为我们深入探讨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工艺技术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这些文物的发现也进一步证明了内蒙古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华文明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历史根基。

玉器研究

本次考古发掘中,玉器的出土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这些玉器不仅类型多样,包括玉龙、玉猪龙、玉鸟、玉蝉等多种形态,而且工艺精湛,展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每一件玉器都仿佛是匠人心中灵感的凝结,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貌。

从类型学角度来看,红山文化玉器在造型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玉龙作为红山文化的标志性玉器,其独特的C形造型和栩栩如生的神态,彰显了红山先民对于龙的崇拜和想象力。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玉器也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红山文化丰富多彩的玉器世界。

除了造型上的特点,红山文化玉器上的纹饰和图案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些纹饰和图案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例如,一些玉器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可能代表着红山先民心中的神灵形象,反映了他们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和祈求。通过这些纹饰和图案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红山文化的精神内涵。

玉器在红山文化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出土情况来看,玉器往往与高等级墓葬相关联,这表明它们在当时社会中具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作用。同时,玉器也广泛用于宗教仪式和生死观念的表达。例如,一些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能作为随葬品,陪伴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体现了红山先民对于生死的理解和态度。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现场。李富摄】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通过对这些玉器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工艺技术等方面的独特面貌。同时,这些玉器也见证了红山先民对于美的追求和创造力的迸发,成为我们今天探索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石器与陶器分析

出土的石器和陶器构成了本次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篇章。这些珍贵的遗物,如同历史的碎片,为我们拼凑出红山文化晚期的生动图景,不仅揭示了当时的工艺技术面貌,还折射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

石器方面,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流。这些石器,经过精心的打磨和制作,显得锋利而实用。其中,斧、凿、锥等工具类石器尤为突出,它们无疑是当时人们日常劳作的重要助手。想象一下,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人们正是凭借这些石器,砍伐树木、建造房屋、打造家具,一步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用于祭祀的特殊石器,如石质的神像、祭坛用具等,这些石器则承载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红山文化晚期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

 【红山文化专家杨晓明(右)在现场进行介绍。李富摄

陶器方面,同样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彩陶器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精美的图案而著称,展现了红山文化晚期陶器制作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情趣。这些彩陶器上的纹饰,有的如波浪般起伏,有的似花朵般绽放,既具有浓厚的装饰性,又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寓意。而无底筒形器则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实用性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们可能作为盛放物品的容器或用于某种特定的宗教仪式,为我们揭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活的更多细节。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石器和陶器的出土,为我们深入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特点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这些遗物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探究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社会经济组织形态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建筑布局与功能

元宝山积石冢的建筑布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空间结构和组织逻辑,这不仅反映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建筑技术和规划理念,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布局,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

【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内蒙古红山学会理事,内蒙古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赤峰市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邵国田在现场进行介绍。李富摄】

该遗址的核心区域由多个墓葬建筑和祭祀建筑组成,它们按照特定的顺序和方位排列,形成了一个完整、有机的建筑群体。墓葬建筑作为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布局和形制充分体现了古代先民对死者的尊重和缅怀之情。同时,祭祀建筑的存在则表明了宗教信仰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是人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更是连接人与神、生与死的神圣空间。

在建筑布局方面,元宝山积石冢展现出了高超的规划能力和空间利用技巧。各个建筑单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通过巧妙的空间设计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布局方式不仅保证了建筑功能的充分发挥,还使得整个遗址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此外,遗址的建筑风格也独具特色,充分体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艺术成就和审美追求。

在功能方面,墓葬建筑和祭祀建筑各自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墓葬建筑作为死者的安息之地,不仅承载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怀念,更是古代先民生死观念、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体现。而祭祀建筑则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它们不仅是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更是古代先民精神生活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通过对元宝山积石冢建筑布局与功能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先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追求,更为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华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红山文化特色与贡献

红山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引领作用的中国考古学文化之一,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开端。自1921年安特生于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发现红山文化彩陶以来,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走过百年历史。今年,恰逢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70年来,红山文化发掘与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内蒙古赤峰与辽宁朝阳两地发现各类遗址1100余处,对探讨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红山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展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深远的贡献。其独特性不仅体现在精美的玉器、复杂的墓葬和祭祀遗址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独特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以及工艺技术等多个方面。

在社会结构方面,红山文化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大型墓葬往往伴随着众多精美的玉器,显示出墓主人高贵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结构的特点,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图片。李富提供】

宗教信仰方面,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和出土文物揭示了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敬畏。玉龙、玉猪龙等玉器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宗教仪式的重要道具。这些玉器上的纹饰和图案,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也为我们理解红山文化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线索。

在工艺技术方面,红山文化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磨制石器的精湛技艺、玉器制作的独特手法以及陶器上的精美纹饰,都展示了红山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些工艺技术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也为后来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

红山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更在于其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线索之一,红山文化为后来的夏商周等王朝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红山文化的玉器、陶器等文物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红山文化以其独特的特色和深远的贡献,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红山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的风貌和精神世界,更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汲取智慧和力量。

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

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共同构建了这一古代文明的独特风貌。宗教信仰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

在宗教信仰方面,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信奉着一种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在出土的玉器、陶器等文物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玉龙、玉猪龙等玉器,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用于祭祀的礼器,寓意着对祖先和自然的崇敬。此外,一些无底筒形器、彩陶器等也可能与宗教仪式有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祈求。

这种宗教信仰对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宗教领袖在当时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负责主持宗教仪式,还可能是社会中的决策者和仲裁者。这种宗教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得宗教领袖成为了社会上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宗教信仰也影响了社会分工和阶层划分。例如,专门从事祭祀和宗教活动的人员可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与宗教相关的手工业,如玉器制作、陶器制作等,也可能因此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专门化的职业群体。

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还表现在家族和部落的组织形式上。从考古发掘的墓葬和祭祀遗址来看,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家族和部落组织。这些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共同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并在宗教信仰的指引下维系着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结构特点使得红山文化在当时的古代文明中独树一帜。

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这一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通过对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红山文化的历史面貌和文化底蕴。

元宝山积石冢历史与考古价值

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发现,无疑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与考古领域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一重大发现,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以及工艺技术等多个层面的独特面貌,更为我们提供了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线索。

从历史价值的角度来看,元宝山积石冢的发现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更加完整、生动的红山文化历史画卷。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出土文物和遗址,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红山文化晚期人们的生活状态、社会结构以及他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红山文化本身的认识,更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而从考古学的角度,元宝山积石冢的发现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这一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考古资料库,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证据。这些证据不仅能够验证和补充我们之前对红山文化的认知,更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新的研究领域,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过程本身,也是一次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实践。在这次发掘中,我们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提高了考古发掘的效率和精度,更为我们今后进行类似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图片。李富提供】

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发现,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考古学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红山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更为我们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启示。未来,随着对这一遗址的深入研究和不断发掘,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历史真相和文化遗产被揭示出来,为我们理解和塑造中华文明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石。

元宝山积石冢内涵初步分析

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揭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对红山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考古发掘方面,元宝山积石冢的细致勘探与科学发掘,不仅确认了该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晚期重要祭祀与墓葬中心的地位,更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物质文化遗存,为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的工艺技术、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图片。李富提供】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详细分析,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红山文化在玉器制作上的卓越成就。玉龙、玉猪龙等代表性玉器的精湛工艺与独特造型,不仅展示了红山文化高超的琢玉技艺,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信仰。同时,石器与陶器的类型多样与功能各异,也反映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建筑布局与功能研究上,元宝山积石冢的精心规划与严谨布局,体现了红山文化时期对于祭祀与墓葬建筑的极高重视。这不仅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礼制建筑与空间布局提供了宝贵案例。

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不仅极大地推进了红山文化的深入研究,更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独特面貌与丰富内涵。这一发现的历史与考古价值不言而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让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触摸到远古时代的文化脉动与历史记忆。

【元宝山积石冢相关联的内容图解,李富供图】

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复杂性和时间限制,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范围尚未完全覆盖整个遗址区域,部分潜在的文化信息可能尚未被揭示。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发掘范围,以更全面地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其次,本研究虽然对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在某些方面如工艺技术、材料来源等方面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未来可通过引入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文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揭示更多关于红山文化晚期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时,我们期待通过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进一步拓展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研究领域。例如,可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此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未来可利用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对元宝山积石冢进行数字化重建和虚拟展示,为公众提供更直观、生动的文化遗产体验。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推动红山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增强其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

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的研究仍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潜力。通过不断深入挖掘和探索,我们有望更全面地揭示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深厚底蕴和历史价值,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巴彦淖尔市北疆文化研究院专家)

作者简介

犁夫,本名李富,文学学士学位,作家、记者、评论家、剧作家、词作家、编导,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特邀评论家,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我阅读草原》《父亲》《中国首部旱作农业诗典》《辽都往事》《大辽契丹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瓜川是故乡》等多部作品。

犁夫先后在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十月》《散文》《草原》《青年文摘》《微型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天池》《小小说选刊》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台湾《台湾好报》美国《侨报》等海内外800多家媒体上发表作品,500多万字。   

2020年,犁夫被评为“中国闪小说十大新锐作家”,获得“蒙古马”全球征文一等奖,获得中国西部最佳美文奖。

2021年,犁夫的文艺评论被评为中国闪小说十大热点事件,摄影作品获得中国航展摄影大赛奖,获得“大美松山”全国摄影奖,散文诗获得建党百年征文一等奖。

2022年,犁夫获得深圳文艺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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