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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蒋介石连续调集多股力量集结重兵，企图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奈何毛泽东有着近乎神一般的洞察力，对蒋介石的用兵企图了如指掌，率领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在川黔滇一带神出鬼没、飘忽不定，让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头疼不已，根本无法捕捉中央红军的踪迹，他们的部队反倒一直被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走而处处挨打。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英气逼人目光如炬 毛泽东似乎天生就是个军事家，只要一打仗，他就浑身是劲，精力充沛，思维和身体每个细胞都高度活跃，他本来长期患有慢性便秘，往往一个星期才能解一次大便，但奇怪的是，只要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直到后来在延安时仍然如此，只要大家一听说“主席解了大便了”，大家都要欢呼，这潜台词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又要打胜仗了！ 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当机立断，迅速从错误和失败中警醒过来，及时调整战略，果断采取措施进行补救——立即停止与敌郭勋祺部纠缠，带着部队轻装从土城、赤水西进，到扎西待机。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调整战略，蒋介石也立即手忙脚乱地调整他们的战略部署：命何键、刘建绪对付红二、六军团；命龙云和薛岳（这一路包含滇军和黔军）对付中央红军；命朱绍良和杨虎城对付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五军。 蒋介石的战略调整很快就被毛泽东洞察了他的用兵企图，在这些力量中，毛泽东认为只有滇军的3个旅在孙渡的率领下进驻了有利的战略位置，做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算是颇懂得用兵之道。中央红军此时要穿过云南，渡过金沙江才能摆脱数十万追兵，但这就必须和已经占据有利地形且以逸待劳的滇军作战，这种硬拼向来是毛泽东所反对的战法。 那川南呢？川军大部已经云集川南，其余各路正奉命向川南集结，中央红军要想北渡长江也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在这种危急时刻，再次体现了毛泽东神一般的洞察力，他把眼光投向了贵州：黔军分散且力量薄弱、战备松懈，尤其是其领导人王家烈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带着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地回师向东，经川南一角东回贵州，先打王家烈，再设法调出云南的孙渡，乘虚伺机过云南。 毛泽东这一手可谓绝妙：回师贵州打王家烈，这就是他惯用的兵法——避实打虚，既可以避免同孙渡的滇军硬碰硬，又可以把强大的川军甩在川南地区，让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精心构筑的碉堡毫无用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种“先打弱敌”的绝妙战法提炼为十大军事原则之首：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而这一次，王家烈就是毛泽东选中的弱敌。 1935年2月11日，在初春的寒风冷雨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出发了，于2月18、19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红军队伍里很多人搞不懂毛泽东这种飘忽不定的战法目的到底是什么，至于蒋介石则更加如坠云里雾里，一直弄不清楚中央红军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怎么也没料到，毛泽东会在这时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遵义，挺进黔北。他把重兵多集结在扎西附近，要想调兵拦截红军已经来不及了。
二渡赤水（油画） 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趁敌人来不及调兵时，迅速冲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次攻占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中央红军占领桐梓，中央红军突然返回黔北，使坐镇贵阳的薛岳大感意外、不知所措，赶紧一面电告蒋介石，一面匆忙调兵遣将。蒋介石获悉后，判断中央红军向东重返贵州的目的是要继续东进，然后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即急电要湘军在川黔湘边界迎击红军，又电令王家烈北上攻击桐梓。 王家烈认为蒋介石是要借追剿红军的机会吞并贵州，于是为了保存实力，他决定扼险固守。中央红军攻克桐梓的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最终决定把攻打娄山关的这场硬仗交给彭德怀，因为此战关系到遵义之战的成败。娄山关地势险要，王家烈以4个团的兵力扼守要冲，居高临下，尽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 1935年2月25日凌晨，霜风凄紧，红军将士虽然疲惫不堪，但仍士气高涨，一路急行军抢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抵达娄山关，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指挥下迂回包抄猛攻娄山关。最终红军拿下了娄山关，歼灭敌军4个团，残敌逃回遵义。2月28日凌晨，红军一鼓作气全面攻占遵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主力全被歼灭。 娄山关之战还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提前在酝酿和部署后面要进行的战斗了，攻占遵义后不久，一直跟在后面追击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的2个师，星夜兼程直扑遵义，把指挥所设立在距离遵义10多里地的忠庄铺。吴奇伟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嫡系，非常骄横，毛泽东命干部团配合三军团正面阻击吴奇伟部，命一军团一部绕至敌侧翼，一部直插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忠庄铺，成功反击，迅速瓦解了吴奇伟2个师。 吴奇伟见势不妙，赶紧撒开两腿逃命，毛泽东命红一、三军团乘胜追击逃敌，力争将残敌全部消灭。吴奇伟逃到乌江边，不顾薛岳“不得撤回乌江南岸”的命令，在少数侍从的保护下匆匆逃至南岸，吴奇伟其他还没来得及过河的1800多名部下被红军追到乌江边无路可去，只好全部缴械投降。从2月24日至3月1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接连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多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毛泽东在指挥这次战斗中，安排了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作为奇兵，故意在良村和温水一带虚张声势，有效拖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3个旅兵力，等到他们发现这支队伍不是红军主力，转而再去追击红军主力时，娄山关和遵义已经被红军攻克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显示他出神入化的用兵艺术，在他的指挥下，部队轻松自如地迂回穿插于大股敌军之间，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完全牵着蒋介石部队的鼻子走，蒋军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处处挨打。
中央红军攻打娄山关（剧照） 一直犹如置身于云里雾里的蒋介石，这时急得团团转，只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下一步围追堵截：命郭勋祺3个旅和黔军向遵义东北进攻，周浑元纵队3个师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吴奇伟纵队主力为策应周浑元部而集结于刀靶水地区，同时在乌江沿岸也作了周密部署，因为蒋介石预判中央红军仍有可能东渡乌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面对蒋介石的部署，毛泽东命主力部队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伺机迎击周浑元部。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毛泽东的洞察力有多，也让全体红军将士对毛泽东彻底服气了。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致电前敌司令部建议攻打黔北重镇打鼓新场，因为只有王家烈的残部在这里镇守。张闻天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此事（遵义会议后，每逢重大作战行动，张闻天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决定），除了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反对，几乎所有人全部同意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打鼓新场打不得，滇军主力正在向打鼓新场一带推进，如果红军执意攻打，不但将面对滇军和黔军，而且周浑元、吴奇伟、孙渡、郭勋祺等部也会迅速合力杀过来，红军必定会陷入重围。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巨大风险，但大家还是没被说服，毛泽东情急之下说，如果你们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那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撂下这句话，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这赌气一走，事情反而更加恶化了：与会者竟然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还迅速拟定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了林彪的作战方案！但毛泽东不愧是伟人，伟人就有伟人的胸怀和气度，他回去后越想越不放心，觉得这样会出大事，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还是仔细考虑一下，暂缓发出给林彪的作战命令。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被委托为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他的态度在党内和军内都有举足轻重，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访成功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在会上又说服了大家。周恩来意见的转变，终于促使大多数人也跟着转变，由此，中央军委发出指令，收回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军事行动虽然还只是停留在建议和方案的阶段，并没有付诸真正的军事行动，但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这无形中是让中央红军在鬼门关一来一回地走了一遭，如果不是毛泽东以神一般的敏锐洞察力，超前预判出“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军事行动蕴含的巨大风险；如果不是毛泽东态度坚决地反对和阻止“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决定，等待中央红军的几乎是毫无悬念的灭顶之灾。
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此后，全体红军将士对毛泽东终于彻底服气了，但毛泽东从这场风波中又极其敏锐地洞察出中央红军存在的问题：眼下天天都处于军情紧急的战事之中，每当重大军事行动就要召集20多人来讨论决定，哪有时间整天争来争去呢？他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重组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以便高效行使战争中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更有利于作战。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3月12日，宣告成立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这就标志着从此毛泽东不再是“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军主帅，军事指挥上的最高首长，也是红军的最高首长。从这以后，毛泽东如同下山的猛虎和出海的蛟龙，终于可以在军事指挥上完全放开手脚，施展他那神鬼莫测、光芒万丈的军事才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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