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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如火如荼开凿的广西平陆运河，是一枚强大无比的楔子，嵌入国家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的最终枢纽。平陆运河，不仅是江与河之间的陆桥，也是江与海的拥抱，更是蔚蓝的梦吹向巴蜀乃至中原内陆的一缕嫣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今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是否关联互通，通过平陆运河可窥端倪。运河的节点部位，正是海洋文化跳跃奔涌西部内陆乃至中原地区的始点区域，也是内陆腹地向往蔚蓝大海的便捷通道。笔者通过她今日对钦江流域和郁江流域的无缝陆桥[01]沟通，回溯这一区域在历史时期发挥过什么样的重要陆桥作用。南中国海北部湾，三座美丽的地级城市向海而立，从东往西分别是北海、钦州、防城港；北海下辖县还有海上丝绸之路首发港合浦。防城港是钦州派生的，钦州、北海是合浦派生的，有建置开始，合浦郡（包括今广东徐闻）的长官就有效治理着这一片山山海海。岭南土著豪强士燮从曹魏集团投奔江东集团，继续留任交趾（今越南中北部）太守后，还推荐自己各位兄弟纷纷担任九真（今越南中西部）、合浦等郡的太守，一时士氏势力熏天，士燮俨然成为无冕的岭南王。
正在建设的广西平陆运河位置示意图 汉唐的岭南除广东、广西外，还包括今越南中北部。为了巩固在这一区域的政治地位，士氏兄弟一再贡献各类奇珍异宝到东吴朝廷。《三国志·士燮传》记载：“（士）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孙权为了对新附实力权贵加以笼络，每次收到贡品“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02]。士燮的兄弟士壹作为合浦太守，瞧准吴国被魏蜀阻断马源，部队战马奇缺之机，为了效仿乃兄忠心，想方设法时不时弄来成群马匹，送到吴都金陵（今南京）。“时贡马凡数百匹”[03]，让孙权大为高兴。古代岭南地域不产牛马羊，早在赵佗割据自称南越武帝时，就有一例。时吕后当政，眼见赵佗“黄屋左纛”，盛怒之下截断其供应。后来汉文帝即位，赵佗上书，就有一句强烈埋怨吕后的话：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馋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外粤金铁田器；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04] 中国古人最大的两件事情就是“戎与祭”，戎是征战，祭是传承，也就是一边要用武力保护或者扩大自身领地，一边要用祭祀祖先来维系血统和统一认知，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会亡族亡国。赵佗委屈中就有实情：吕后太歹毒，听信谗言，把我与蛮夷无差别对待。不仅不卖生产、生活、作战的材料和工具给我，也不卖用作祭祀牺牲的畜生给我；更令人气愤的是，还竟然戏耍我，规定即使要卖马、牛、羊，也只准卖公的不得卖母的。汉帝国对赵佗执行的这一贸易制裁政策，使得南越马牛羊等大畜生不能配种繁殖后代，致使其“祭祀不修”，面对祖先有“死罪”。反之，缺盐的西南夷地区却六畜丰盛，从云南石寨山、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出，早在战国开始即有众多的牛马羊等造型大量出现，制作精美、活灵活现，体现了古滇国时期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初步发达并仅次于农业的畜牧业，由此还延伸出了兽医行业，能保障牲畜健康生长。为此，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汉武帝初开益州郡时，汉军的战利品就“得牛、马、羊属三十万”[05]；成书唐朝中后期的《云南志》也称“邑落相望，牛羊被野”[06]，充分证明西南夷方国部落一幅田园牧歌景象。到了宋代，西南夷地域的马卖到广西更是空前绝后，地处右江边的今百色田东县地域的横山寨博易场[07]，市马盛极一时。朝廷在南宁设有“提举买马司”，“其下则有右江二提举”[08]，专司和大理等国马匹交易，一年买入2000匹左右，最高年份可达3000匹。同时，“蛮马之来，他货亦至”[09]，双方交易活跃，“官吏不敢乞取，商也无他靡费，且无冒禁之险”，成为“人皆便之”[10]的商贸大市场。直到宋理宗宝佑六年（1258）被蒙古军队攻破[11]为止，辉煌近200年。后事证前事，士壹一次就达数百匹的贡马是哪里来的？只有不惜成本从西南夷地用盐、珠贝、琉璃、玳瑁等海产品和舶来品交换购买。可以想见，士壹的商队，卸下远洋而来刚舶岸的奇珍异宝，装满海滩上暴晒的海盐，驮着西南夷民众的匮乏和珍罕，从合浦、钦州一带出发，通过最为近便的今平陆运河等区域，转道郁江溯流右江南宋横山寨后，继续往西到达马源地以物易物。一匹匹昂首的贡马又长嘶着士壹的笑颜和孙权的酷爱，扬蹄去到建康。孙权确实对战马的酷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国志》记载，他一世为敌的曹魏要用战马换珍珠、海贝，他就坚决同意：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12]孙权对马的盼求之态，跃然史书。士壹的表忠心之举，可谓深得其青睐。早于横山寨博易场800多年，士壹就开通了一条市马之路，使得北部湾的物资与西南物资达成了双向贸易循环。正因为士壹盐马之路的开通，东吴才能通过士燮与西南夷首领雍闿暗通款曲，当吴蜀交恶，士燮即“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13]，成功造成蜀国后方纷乱，逼迫诸葛亮不得不劳师南征。因为缺乏，岭南地区对牛马等牲畜更为崇拜。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马道枢纽所在的广西灵山县，发现有中国八大型铜鼓之一的灵山型铜鼓，它和冷水冲型、北流型等，被称为桂系铜鼓，八桂大地古代民族从汉代延续到唐宋都在使用。笔者在灵山县博物馆发现馆藏03号铜鼓，就是一面特殊的灵山型铜鼓，一侧耳下方足部立二骑，内壁赫然铸有一条健壮之牛，这是他们对灵性动物喜爱和崇拜的自然流露。远隔千山万水的巴蜀，也发现有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的踪迹，其“奔跑”之远，可见一斑。宜宾兴文县博物馆有一面兴2号铜鼓，1951年出土在该县曹营乡（今珙县曹营镇），被命名为“曹营鼓”，《兴文县志》描述为：鼓高34厘米，鼓面直径52厘米，足径54厘米，重17.1公斤。鼓面有四只顺向分布上下左右的铜蛙。鼓面单弦十一晕，胴部双弦十晕，腰部单弦八晕，足部单双弦七晕。注明是冷水冲型铜鼓[14]。但是，笔者传照片请广西铜鼓研究学者蒋廷瑜先生审看，他认为就是灵山型铜鼓。不过，位于长江支流南广河上游的曹营镇地域，也确实出土过一面冷水冲型铜鼓。笔者在该地调查，《曹营镇志》编撰者之一的李国燕告知，就出土在镇里鹿鸣村二组小地名撮箕田的村民陈安吉屋侧。无独有偶，冷水冲型、灵山型铜鼓在川滇黔交界处不止一处发现，以曹营为中心的不远处，西面的宜宾叙州区有[15]，南面的云南威信县有，东面的古蔺县也有。古蔺县位于赤水河左岸，所出铜鼓现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该县马蹄镇中学教师胡在勋告知，这面铜鼓是1950年代在马蹄河（赤水河支流）岸边发现的，出土地点与赤水河直线距离不超过1公里。村民发现后，交由当时的白沙区（今古蔺县双沙镇）供销社马蹄分销点废旧物资门市工作人员何能模收购，恰遇重庆有学者考察，遂被征集到重庆博物馆。笔者在重庆博物馆了解，赫然见此面鼓系着红绸展陈于大厅。该馆研究馆员杜芝明介绍，馆藏编号为41567，即1950年代从古蔺县地域征集而来。与曹营相距不远的昭通威信县旧城镇，原名“落角利”，成化四年（1468），明帝国为了削弱都掌人势力，从戎县（后改为兴文县）划出归于芒部（今云南镇雄、威信）[16]。该县文管所原所长林庆民告诉笔者，1980年，旧城村民马文超在小地名大茶树的田土里犁地，犁出一面灵山型铜鼓，卖给旧城供销社后，被县文物工作人员李世贵征集，收藏于县文管所库房；另外还有一面冷水冲型铜鼓被发现后，收藏到昭通博物馆；他还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出土有一面类似冷水冲型或灵山型铜鼓，但流失在外，未曾见到。铜鼓是南方古代铜鼓民族的重器，象征身份与地位，一般不轻易示人，只有在征战、祭祀、庆典、诅盟等重大事件中才使用。“上者每一面值牛千头或八百头，次亦不下五百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明军一次性就缴获都掌人铜鼓93面，“择其有声者六十四面，分天地人三号以献”。被俘的都掌首领阿大重新见到这些铜鼓，即泣曰：“今已矣！”[17]铜鼓在川南的史料至迟在北宋就有记录，真宗、神宗两朝，
泸州、叙州（今宜宾）以南的少数民族被讨伐后，“以铜鼓，器甲、水牛等衔草乞命投降”[18]，以示臣服。笔者在广西百色一带调查，铜鼓在壮族地区，被称为“拈”（音），传说与之对立要相互打架、打仗的水怪为“额俄”（音）。争斗一般发生在夜晚，铜鼓自动飞出去找“额俄”打，第二天只要见到其身上沾了水草（壮族称之为“莫”），就知道它又一夜辛苦。为了防止铜鼓晚上偷跑出去寻找水怪，人们就把它用铁链锁住，还用山羊角绑在铜鼓耳上，寓意为山羊不能也不敢下水、下海，自然就与奋不顾身的铜鼓形成反力。这些防范措施完成后，大家还不放心，还要把它藏起来设法不让它飞。蒋廷瑜就为我们拍有一幅生动的照片，人们怕铜鼓“飞奔”下水，抬着它过河时，竟在鼓耳上拴上了羊角[19]。传说铜鼓一般打不赢水怪，不是被打得伤痕累累，就是被水怪所捉。铜鼓在壮乡的上述流行传说，折射出的史实应该是：民族迁徙与争斗，在迁与斗过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也反过来有通道侧影暗含其间。研究过川南僰人的四川大学教授刘复生，就明确认定包括兴文、珙县、威信在内的川滇黔边一带泸夷[20]中的都掌蛮，不是秦汉时期的古僰人族属，是僚人入蜀时期的“产物”，都掌称谓本义难以稽考，但系壮侗语民族的语译则是可以肯定的[21]。他们和其他支系的僚人，都是古代百越民族。这个三角形地带出现众多桂系铜鼓，乃其岭南徙来的证据。携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的族属，其中即有来自汉代合浦，包括今日北海、钦州、防城港一带的瓯骆-乌浒之民的后裔。一批桂系铜鼓“奔跑”到达蜀地的同时，地名也相应迁移而来。刘复生就有趣地统计到，从壮侗语地区普遍使用的地名，在泸州、宜宾等川南一带也频繁出现。他细数了《新唐书·地理志》“泸州都督府”下14个羁縻州56个羁縻县中，地名有或者接近“思”“都”“罗”“洛”“落”字之音的占有约三分之一[22]，现今川滇黔边诸如落角利、罗星渡、史坝、斯坝等地名还星星点灯，而这些字音就是两广、越南壮侗语遍布各地的地名音译。特别是广西众多“那”字地名，本为田土之意，并不时被转换为“南”字发音[23]，它们漂移入川的最北点，就在长江干流沿岸，如南井（属宜宾江安县）、蓝田（属泸州江阳区，古称南田寨[24]）、纳溪（泸州下辖区）等，与桂系铜鼓北传地域高度吻合。又如宜宾长宁县老翁镇罗赶庙，供奉的“罗赶神”非道非佛，但却栖身寺观之中。笔者一研究百越地名的广西友人邓正甜认为，“赶”与“甘”都是民族音译，“罗赶”意为“有岩洞的山弄”，可以明显地看出与广西众多甘桑、甘必等相同的齐头地名发音相同，都是僚人从岭南跋山涉水带来的地名留存。该庙尚存的300多块明清碑刻，可以隐约地还原古代百越人信仰“布洛陀”的遗痕，他们以自己的民族崇拜，植根内陆汉人的宗教系统，入乡随俗，得以在异土他乡生生不息。四川长宁县罗赶庙供有罗赶神，为古代僚人入蜀遗存。笔者（左一）考察后认为，乃百越民族布洛陀崇拜在巴蜀地区的反映。右一为巴蜀文化研究者陈伟平，右二为厦门大学教授梁勇，右三为厦门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徐若然。 何川文 摄印度佛教传播中国之初，没有寺庙，传播载体就是胡人，伴生物有莲花、狮子等。笔者调查，从南海到巴蜀这条线路充满若干早期佛教元素考古文物出现，时间集中在西汉至东汉三国。合浦发现有莲蕾，它的盛开却在巴蜀大地。泸州有一朵东汉后期的莲花，出土时嫣笑在一礼佛的陶俑座下，有学者评价是中国本土莲花与佛教伴生的第一朵[25]。莲花沿途轨迹，以及狮型器物，从合浦到梧州、贵港、兴义、黔西、合江、泸州，一路北向，串联成线。特别是合江县先市镇赤水河边，也发现一东汉画像石棺棺盖上，左右两侧分别镌有3枝莲花，以及各2枝莲蕾、莲蓬。这14枝被墓主精美镌刻在视死如生的葬俗中，深刻表明他受佛教教义影响深刻。因而，循此传播路线，不断有从巴蜀启程的僧众，莲袂飘飘，通过钦州扬波西走。唐初乃西天取经高峰，玄奘长安陆行之后，巴蜀僧人又从钦州海行，此乃历史时期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事例。义净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5名今成都籍法师明远、义朗、智崇、义玄、会宁，分三批从从蜀地“振锡南游”，然后或从交趾、或从乌雷（今钦州）等沿海港口船行到天竺（今印度）[26]。义净在那里亲见的“支那寺”，默默诉说着早于他500多年，就有20多名从“蜀川牂牁道”而来的中国僧人故事：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 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诚可叹曰：虽有雀巢之易，而乐福者难逢。心若心存济益，奏请宏此，诚非小事也。[27]分析此则记录，有义净当时所见“蜜栗伽悉他体娜寺（鹿园寺）”；也有听闻“古老相传”并“至今可五百余年”的支那寺。两寺相距不远，虚实参半。但是既然支那寺“砖基”确确实实是义净目睹存在，当地传闻则有相应依据。只是那批“唐僧二十许人”所去的时间，究竟是不是“五百余年”前的问题。如果是，按照500年前和义净武后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寺东归[28]推算，当至少在公元185年以前。此时属于东汉中晚期，结合东汉中后期巴蜀早期佛像元素大量出土的考古学证据，再揆度义净此句前所言“准量”一词，其非“估计”，确有精准考证.笔者认为还是应尊重义净亲见材料的记闻，这“二十许人”僧人似为“汉僧”[29]，应是“由牂牁道自四川走贵州”[30]浮江至岭南，他们是行走在古代西部陆海新通道上最早奔赴印度取经的中国佛教徒。从北部湾合浦到珠江干流浔江梧州、支流郁江贵港，再到紧邻桂西北的贵州兴义、兴仁，一路穿越黔境北上巴蜀，穿越巴蜀北至陕西汉中，都有上述莲花、狮型器、海龟、戴三角帽胡人等元素出土，在巴蜀更是蔚为大观，形成国内独特的巴蜀早期佛教文化现象。它们出现的时间依次递减，即沿海出现的时间早，越往北越迟。义净所闻汉僧和所录唐僧能跋山涉水抵达西天，表明所行包括牂牁道沿途，虽然民族不一，但礼佛一心，皆乐善好施，有为其提供斋宿的信众与设施，僧人方得化缘而行。义净笔下的“蜀川牂牁道”怎么理解？笔者认为，就是古代巴蜀通达南海的牂牁道，对于它的走向，笔者曾在所著《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31]一书中认为，是北接川黔，南通滇桂，节点在牂牁郡郡治故且兰（今安顺）[32]。如果继续往南到达钦州海边，就需要跨越南盘江，进入右江上游支流驮娘江或者西洋江，到达今南宁左右江交汇处宋村半岛，或折左顺邕江，或折右逆左江，在扶绥至横州之间的江段，继续西南进或者东南进，翻过十万大山或六万大山山脉，与出海的钦江、茅岭江等相伴而行，到达茅尾海边的乌雷港。中国商人与交趾商人在钦州互市的史实，凡是参观过钦州平南渡口的游客，皆不能忘怀。南宋周去非《岭南代答》里，记有位于西渡口附近江东驿宋代钦州博易场[33]，博易场上上演的“国际商战”的精彩、趣妙，跃动着往返蜀、钦之巨商大贾们如梦如幻的“舞影”：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各以其货互缄，逾时而价始定。既缄之后，不得与他商议。其始议价，天地之不相侔。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为小商以自给，而筑室反耕以老之。彼之富商，顽然不动，亦以持久困我。二商相遇，相与为杯酒欢。久而降心相从，侩者乃左右渐加抑扬，其价相去不远，然后两平焉。官为之秤香交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其征之也，约货为钱，多为虚数，谓之纲钱。每纲钱一千，为实钱四百，即以实钱一缗征三十焉[34]。宋代蚁聚钦州交易的各类袅袅之香，被时人称为“钦香”[35]，多达数十种，其中沉水香之类“香价与白金等”[36]，深受富贵人家喜爱。自然吸引一批又一批蜀商接踵而至。蜀商活跃的身影，早自宋代以前即有大量闪现，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37]。其中，与岭南的交贸更是异常活跃[38]。著名的蜀布和邛竹杖销到大夏（今阿富汗），有部分就是古代四川运到南越再海上转销印度而去的[39]。在钦州，他们长途贩来的蜀锦也是立万扬名，历史悠久。2021年中央电视台直播三星堆考古现场，距今3200年前的丝织物惊人眼球[40]。双方商人在钦州接洽，虽然开始漫天喊价，中间互不理睬，但谈判时“侩者”两面沟通，终于价格悬殊不大，“相与为杯酒欢”后做成生意，各踏归途。好一场惊心动魄的“博易”，犹如交谊舞比赛，男主女主或紧或松，或远或邻，或上或下，或俯或昂。看似停下来，璇即又远去；看似要分开，俄尔又贴近。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这个让商人“舞姿”蹁跹的博易场，动用的资金巨大、交易的方式灵活、谈判的技巧狡黠，流通的物资丰富、官方的保护有力、税率的额度合理、来往的线路平稳、中转的周期固定，亦庄亦谐，颇有妙趣。透过蜀商背后，一条暗含今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历史路线，跃然纸上，稳固地支撑有宋一代钦州这座国际贸易大都市的繁荣兴盛。宋代蜀商在钦州以锦易香，是因为钦州距离海外产香之国近便。宋王朝开设的三个博易场也只此有海道相通，永平寨[41]和横山寨都只是陆道，不方便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42]、交趾等南洋产香之国商人前来交易。此外，钦州盛产两种优质材木，其中乌婪木特别适合做可容数百人的“木兰舟”[43]之柂（舵）。《岭南代答》评价甚高：钦州海山，有奇材二种：一曰紫荆木，坚类铁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为栋梁，可数百年。一曰乌婪木，用以为大船之柂，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柂。他产之柂，长不过三丈，以之持万斛之舟，犹可胜其任，以之持数万斛之蕃舶，卒遇大风于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钦产缜理坚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如以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此柂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温陵，价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长，甚难海运故耳。[44]金庸小说里有一门绝技就是“凌波微步”，掌握技巧后，自由穿梭敌阵，来回游戏高手。宋代钦州乌婪木作舵，不仅能真实在海上“凌波”，还是御风降浪的“微步”，远涉重洋的风险有效降低，深受包括番禺（广州）、温陵（泉州）等海内外商人喜爱。他们既可以在钦州博易，又可以在钦州买船，一举两得，趋之若鹜，自然乐此不疲。眼见钦州得海陆之优势、中外之厚爱，因此，蜀商宁可自己吃亏长途而来，也要把“钦香”博易回去。他们年复一年的辛苦蹉跎，一条香锦之路便气贯长虹。这条香锦路，与前述一心求佛的巴蜀僧人进入岭南一样，应该都是从蜀川牂牁道蜿蜒。要南向到达钦州海滨，最为便近就是到达郁江右岸支流八尺江、平塘江（沙坪河）等上游水尾处，翻越山岭，再顺势进入平行入海的钦江、茅岭江上游凤亭河、大寺江、小董江、九州江、青坪江等，乘船而去。钦州的海盐等物资则反向随香北走，沿途销到缺盐地区。只要翻过大山峪口的各类“陆桥”，就可以相互连接通航。崇祯十年（1637）八月十七日，徐霞客路过横州江口村，就记有数笔：舟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小水自南岸入江，名南江。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钦州盐俱从此出。[45]
地名的陈步江就是今横州江口，平陆运河的起点；江名的陈步江即今沙坪河[46]。可以说，宋代香锦路，就是历代盐路，从士壹所贩到霞客所见，山川地理没有变化。没有机械动力作为运输工具时代，行舟水道之上是古人最为惬意的选择，人畜货既省力，又可大宗长距离位移。从钦州往北能行船到达各水尾码头，今日遗存无数盐埠就是当然的证明，证明都有水陆古道把横州、南宁、扶绥等地与钦州海港紧密相连。其中，灵山县烟墩镇正北10公里的红崖山“天梯石道”就是典型一例。烟墩镇直线距离横州地域仅4公里，爬山需绕行约7公里。这段“陆桥”山路，一直到晚清都在大规模修缮，道旁摩崖刻有指示牌似的“横州城内”四个大字，大字下面还有次大之字：“林中杰修整桥路，福有攸归。同治甲戌春重修。”[47]明代才子解缙过此赋有“横州便出钦州去，十日藤舡往复还”诗句，表明从横州代表的郁江流域到达钦州代表的海道之间，既交通方便，又可舟行为主；他应该就是走的这段“天梯石道”，因而感叹“万里南交指顾间，不应取路镇南关”[48]。今天大力打通郁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举措，把平塘江与旧州河巧妙相衔，我们不得不说，实际上就是科学运用了古代交通中，不断有陆桥连接水道的原理，把古已有之的邕钦古道明晰化、现代化、大型化和水运化，省去古人陆行之苦，可轻松一航到底。中国地势的第二级台阶到第三级台阶之间，关联密切并能迅速通海的地域，无疑是今日西南诸省与两广地区。历史时期，向往蔚蓝的内陆，一波波迭拥而下；仰望深翰腹地的海洋文化，随阵阵东南季风吹拂而入，交流频仍，文化互融。四川盆地南缘，被由西向东的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巫山阻绝，云贵高原及其东延部分，就在这些大山前面强势隆起，直至五岭的西延山脉，形成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从岭南沿海北向巴蜀的道路，需从第三节台阶先逐步攀爬高原并在其上寻路前进，然后顺大山而下方能通达。相反，从西南内陆到南中国海，也要越过众多山地，才能在今日两广、越南一带濯脚大海。这样的地势决定了古代道路通达虽然极为困难，但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没有现代交通条件的古代，已有若干史实证明。当然，还有更多的例证，也可以例举。从文献上看，越裳氏三象重译献白雉[49]，卜人以丹砂[50]，杜宇、鄨灵北进成都平原[51]，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52]，滇王入朝[53]，东晋广州刺史邓岳击夜郎、兴古[54]，唐开步头路、筑安宁城[55]，交州刺史李道彦北伐黔中[56]，随狄征侬[57]等，都是古代南方中国从南而北发生关联的典型事例。从北向南影响的事例更为可观，有僰侯[58]南逃今越南建立安阳王朝[59]，司马错伐楚[60]，常額筑五尺道[61]，寡妇清大开丹汞“以财自卫”[62]，巴子五兄弟流入五溪[63]，秦军“塞镡城之岭”[64]，蒟酱流味番禺之乡[65]，唐蒙巴符关通夜郎[66]，西汉帝国开凿西南夷道[67]，张骞“四道并出”[68]，诸葛亮南征[69]，南中子弟远征交州[70]，渝州人侯弘仁开道交桂[71]，天宝战争[72]，南诏南侵[73]，蒙元滇桂斡腹攻宋[74]，明代平播[75]，清代丁宝桢川盐入黔四岸[76]等，或从巴蜀而南，或从滇云而南，其影响从内陆一直发散到南海。可以看出，岭南与巴蜀没有受到地势迥异的台阶阻隔，关联的历史悠远，关联的程度密切。孙中山因此认定西南概念除有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外，广西全部以及广东、湖南两省之一部也是[77]。从古至今，该区域连同中南半岛越南、老挝、缅甸等地整体相连、声息相通，云卷云舒，气象万千，共同构成西部陆海新通道历史时期的线型文化。西部陆海新通道划定了东、中、西三条线，分别起于四川盆地内的成都、重庆，皆达于南海北部湾。这三条主线对应以上历史事实，可以大致勾勒出其中走向：东线。系重庆顺长江到达枳邑（今涪陵）转溯乌江唐时黔州都督府（今彭水），分别经今重庆彭水县郁山镇上古盐道、贵州沿河一带，进入酉水、辰水、潕水等五溪地域，利用沅江及支流渠江水上通道，翻过“镡城之岭”进入柳江上游支流寻江上游林溪河，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与东北来的古称刚水的都柳江交汇后，形成古称潭水的融江-柳江，顺柳江在广西象州县转顺黔江-浔江，进入南、北流江天然构成的航道，直航南海之滨合浦。也可入下述中线线路，经南宁至钦州湾出海。中线。以侯弘仁开道线路，从僰溪（今綦江）以入，翻过大娄山进入贵阳，经过牂牁诸部落东谢、西赵地域，即今黔北、黔中，其一进抵安顺，翻过关索岭，顺北盘江进入南盘江，渡江进入右江上游驮娘江顺航南宁，在广西桂平汇入黔江；其二从东谢地域陆道径南至今独山，到达广西南丹、河池，右转翻越大明山镆铘古道等处路径进入南宁地域[78]，再或由邕江转入八尺江支流至那陈，或由平塘江支流入旧州，皆可接茅岭江、钦江出海。西线。从成都分别顺岷江、沱江抵达宜宾、泸州后，宜宾处可分别逆朱提水（今横江）秦五尺道、符黑水（今南广河）汉南夷道到达滇东、黔西，至北盘江与中线合路。泸州处则以巴符关（今合江）为起点，逆巴符水（今赤水河）至叙永赤水镇进入黔西滇东，与宜宾南向之路相合；宋代中后期，也可以从纳溪寨永宁河入江口逆航江门寨，在今叙永起旱翻过雪山关到赤水镇。孙中山先生早在100多年前就拟定，把钦州建成我国南部仅次于广州的出海大港，理由是“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该港是“直接输出入贸易”的“最省俭之积载地”[79]。把钦州与西南内陆的物流关系作了高屋建瓴的概评，平陆运河的贯通，更加可证孙文先生的高瞻远瞩，更加升腾西南人民奔拥蔚蓝的希望。本文作者长期关注古代西南交通的研究，图为作者应邀在重庆作《“西部陆海新通道”历史时期走向蠡测》交流后，与部分听众合影留念。今天，笔者拟通过开凿当代江海联运这一宏大抓手的历史背景，探究古代海洋文化发散西南内陆的方式和路径，还原西部陆海新通道历史时期的文化概貌与物流功用，助力于我们在蓬勃开展的西部大开发中,勠力一同、信心充足。笔者对广西平陆运河所经区域，在历史时期发生过推动交通的上述梳理，是基于较长时期对古代西南与沿海人流、物流与信息、文化互动研判的结果，拙文还挂一漏万，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全面。不过，平陆运河的开凿，是打通历史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陆桥，是钦（州）北（海）防（城港）沿海地域与古代巴蜀滇黔内陆的关键链接，既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换站，更是新时代我国大陆腹地眺望以北部湾城市群海洋文明的瞭望哨。可以毫不置疑地说，平陆运河开通后，不仅仅是西部水陆互通的肇始，“乌江-沅江运河”和“沅江-柳江运河”也因山川形便，必将打通（另文再述），从成都、重庆径南直航钦州不再是祈祷。届时，或可化用秦观八桂大地所吟之词表达心情：椰瓢共舀，春色又添多少？广大人间小[80]。（本文撰写过程中，广西区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唐中克、四川遂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骆忠军、钦州市钦南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陈同泽、钦州市博物馆馆长林卫峰、兴文县博物馆馆员陈介刚等同志提供了相应帮助，特表谢意）
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终稿
注释： [01] 2019年11月，笔者在广西调查时，针对南流江、北流江各自上游水尾处的桂门关（俗称鬼门关）古代交通作用，与广西学者张思宁、黎之津、郑维宽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蒙黎之津先生提示陆桥概念。讨论中共同认为，古人山一程水一程的出行过程，必以水道为主，转山转岭都会行于水上。因此，我们将连接两水通航点位之间的短暂陆道；或同一河流因上下游滩、峡等隔绝，另外开辟一短暂陆道绕行后继续水行，称为陆桥。 [02]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94页 [03]《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第1194页 [04]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3851页。 [05]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2011年7月第5次印刷，第267页。 [06] [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卷四《名类》，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29页。 [07]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9月第1版，2012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第193-194页。 [08]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86-187页。 [09]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3页。 [10]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4页。 [11]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15页。 [12]《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第1140页。 [13]《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第1192页 [14]兴文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兴文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588页。诚谢该志副主编、四川兴文县博物馆陈介刚先生惠书。 [15]胡文强：《巴蜀铜鼓文化研究》，四川省社科院201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第31页认为：宜宾、泸州及下辖县区博物馆所藏兴文青联鼓（兴3号鼓）、宜宾双龙鼓（宜宾1号鼓）、宜宾横江鼓（宜宾2号鼓）、泸州5号鼓、珙县琉厂鼓（珙县1号鼓），以及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51-1135号鼓、C/9262号鼓、C/4887号鼓等，都属于冷水冲型铜鼓。 [16] [明]王廷相：《与胡静庵论芒部改流革土书》，[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九《王氏家藏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1486页；又[明]雷礼撰《国朝列卿记》卷一一四《程信传》，明代传记丛刊名人类（7），中国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039-193页；又[明]瞿星聊《皇明臣略纂闻》卷六《讨》，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587页。诚谢四川兴文县博物馆陈介刚先生惠告。 [17] [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又《明史》卷二一二《刘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21页。 [18]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169页。 [19]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 [20]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第282-283页：宋代习惯把泸州与叙州（戎州）之间的非汉民族群总称为“泸夷”，即“泸州夷人”之省，或成为“泸南夷人”。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当地“僰夷葛僚”和“乌蛮”的合称。也就是说，宋代的“泸夷”是对具有多种成分族群的合称。 [21]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第282页。 [22]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第281页。 [23]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在僮语，这那字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田。第137页：这那字有时写为南字；两广有很多南字地名，是不能作为南方二字解释的。第137页：那字全部，纳字全部，并南字罗字拉字的一部分，乃是“田”的意思。 [24]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44页。 [25]何志国：《西南丝绸之路早期佛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7页。 [26]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2004年北京第三次印刷，第67-76页、68页、72页、249页。 [2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03页。 [2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页。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10-111页。 [30]吴焯：《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31]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 [32]张合荣：《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89页。 [33]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6页。 [34]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6-197页。 [35] [南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36]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241页。 [37]李后强：《蜀地散聊——关于30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 [38]周永卫：《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张荣芳、周永卫、吴凌云：《心寒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页。 [39]吕昭仪：《对两汉时中印交通的一点看法》，《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 [40]中央电视台2021年3月20日－23日：《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又段渝：《三星堆：神权与文明的内涵》，《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0页。 [41]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5页。 [42]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241页。 [43]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216页。 [44]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219-220页。 [45] [明]徐宏祖撰、朱慧荣校注：《徐霞客游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48页。 [46] [明]徐宏祖撰、朱慧荣校注：《徐霞客游记》（上），第551页。 [47]大王滩国家湿地公园人文景观调查研究组：《大王滩国家湿地公园人文景观调查研究报告》，内部资料，2023年8月。诚谢主笔人黎之津先生惠赐电子文档。 [48] [明]解缙：《解学士文集》卷三《钦州》，嘉靖四十二（1563）年遵化古松段刊本。 [49]《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348页。 [50] [西汉]刘向：《逸周书·王会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5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3页。 [52]《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 [53]《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7页。 [5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一《邓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1页。咸康三年（337年），“遣军发夜郎，破之”；又《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72页；又[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百九十一；又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简史编撰委员会》编：《珠江水利简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第76页：邓岳之所以能成功，有效运用交通通道调集重兵当为关键。分析其从广州进军云贵的线路应是走水路，最能致远和顺当的航线，就是“沿西江，右江”进发。 [5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5280页。 [5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71页。 [57]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2021年6月第2次印刷，第54-60页。 [58]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5页。 [59]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66页；又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文存》，第341、345页。 [60]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页。 [61]《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秦时常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 [62]《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第3957页：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63]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94页。 [64]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289页 [65] [梁]萧统编：《文选》卷四《蜀都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6页。 [66]《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9页 [67]《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68]《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6页。 [69]《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70]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08-309页。 [71]《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6168页 [7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传》，第5280页 [73]《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传》，第5280页 [74]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14-216页。 [75]李良品、李思睿、余仙桥：《播州杨氏土司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5页。 [76]周询：《蜀海丛谈》卷下（卷三）《丁文诚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香港：文海出版社，1948年，第465页：（光绪三年，丁宝桢）在泸州设立（川盐）官运总局，将贵州边岸及近边之叙永、永宁（县）、泸州（本州）、纳溪、合江、江津、綦江、南川、涪州、江北、巴县、酉阳、秀山、彭水、黔江各厅州县，额行之边，计水引一万四千零三十五道，陆引一万三千一百六十一道，尽归官运局办理。又将边岸分为四岸，盐由永宁入黔者，曰永岸；由合江入黔者，曰仁岸；由涪州入黔者，曰涪岸；由綦江入黔者，曰綦岸。省内各邑，则统名计岸，各岸皆设分局。 [77]孙中山：《建国方略》，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78]黄宁、张思宁主编：《回首白云低：读懂大明山 读懂广西历史》，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30页。 [79]孙中山：《建国方略》，第196页。 [80][北宋[]秦观撰、徐培均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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