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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莫打枝头鸟 发表于《新疆经济报》 2006年12月06日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除四害运动”，起因于美国鬼子。朝鲜战争美军搞“细菌战”，中国就针锋相对地来了个“反细菌战”，中央防疫委员会指示“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除四害”，那时还没把麻雀算在内。
但到了1955年情况就变了，因一些农民向中央反映“麻雀祸害庄稼”，未经充分科学调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便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从此麻雀被无端列入“四害”。其实当时就有一些生物学家不同意，但阻挡不了这个趋势。
1956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打麻雀”运动。乌鲁木齐因煤烟污染，被口里人讥为：“连麻雀都是黑的”，堪与英国曼彻斯特工业污染的“黑蝴蝶”相媲美。和以往挖蝇蛹、打苍蝇、捉老鼠运动一样，这次乌鲁木齐的“黑麻雀”自然也“难逃法网”。当时我在市十三小上学，运动前我们老师宣布麻雀的几个弱点：胆小，飞不远，飞不高，怕响动，怕红色。
针对麻雀弱点指挥部采取相应对策，全市各单位各学校全部放假一天，所有房顶上都派人。午时三刻，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声鼎沸，那阵势真比过大年还热闹。吓得麻雀满天飞，却无处落脚。我们小学生人人携带弹弓（新疆话叫“叉子枪”），被派到红山顶上的树丛中设伏，等候聚歼。
指挥部的决断极其英明，大批麻雀果然按时逃到红山顶上，有些麻雀甚至累得直接掉到了地下。眼看一只麻雀落在了我眼前的树枝上，也就一米远。正像老师事先描述的那样，麻雀已成惊弓之鸟，在树枝上吓得发抖，喘个不停，其实我一伸手就能抓住，但既带弹弓岂有不施展之理。可惜我平时不够调皮捣蛋，弹弓技艺不精，连发数弹，却怎么也打不中。麻雀吓得光扇翅膀飞不起来，相持半天，待麻雀养精蓄锐之后终于从容逃走。
比我更丢脸的是我的同桌，一位姓屈的上海籍女同学，外号“蛆蚜子”（就像蔡姓同学必然被称“菜包子”一样）。大概她是生来第一次操弹弓吧，倒是第一发就命中，但命中的是自己的眼睛。原来“蛆蚜子”反着拉弹弓，叉子在后，石子在前，也许以为这样石子离麻雀更近吧。而且也学着男生睁一眼闭一眼瞄准，一开弓就惨叫跌倒。幸亏“靶子不端”，再加上“纤纤粉臂”娇弱无力，才算没把眼珠子给抠出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光荣负伤的“蛆蚜子”抬下火线，紧急战地包扎后送往医院。
我在一边直幸灾乐祸，原来这位“同桌的她”平时不顾同桌之谊，动不动向班主任告我的刁状。不知为什么这位男老师偏偏爱听信女生的“恶人先告”。
我们因技艺不精，在红山没什么战果，又转战西公园，仍然不开张。公园里万头缵动，熙熙穰穰，甚至连警察也全体出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但脸上却一个个全像过节似的笑逐颜开。警察端的是一水儿的老七九枪，我不禁想：这威力强大的步枪子弹，起码能穿透好几个人，用来打麻雀岂不高射炮打蚊子？
这时麻雀大概已消灭得差不多了，连威力强大的“七九”也没捞着施展。一名警察干脆瞄准一块土疙瘩过枪瘾。我除了看电影还没见过打真枪，正好开开眼。警察瞄了半天，一声巨响，土疙瘩应声崩裂，警察咧嘴大笑。
这天战斗结束后，我们看见那些精明的单位干部们背着一串串麻雀凯旋而归，好像俘虏了一串串美国鬼子似的自豪。我们除了一名“蛆蚜子”火线光荣负伤之外两手空空，不免丢人败兴。
从第二天起，各报上就陆续登载打麻雀漫画，从摇红旗敲鼓直到背麻雀凯旋。
再后来就是各种麻雀菜谱上报，什么红烧麻雀、黄焖麻雀、油炸麻雀、怪味麻雀，等等。有点像《编缉部的故事》中大萝卜丰收后李冬宝们搜索枯肠登载萝卜菜谱一样。我们没有麻雀肉可烹制，只能看报用想象力过过干瘾。
从此后我痛下决心钻研弹弓技艺，准备在今后的麻雀战中大显身手，大开雀宴。
谁知麻雀不经打，一仗过后，整个乌鲁木齐市麻雀基本绝了迹，练就的功夫竟无处卖弄。技痒到没办法时瞅准邻居的一只母鸡，一发即中“红心”，打得那母鸡一跳老高。
后来上初中，学到鲁迅的《故乡》，详细介绍了捕雀方法及要领。我依计而行，等下了大雪，在院中支好洗衣盆，撒好诱饵，不料竟无一只麻雀上门。一般形容门庭冷落常说“门可罗雀”，这一次却冷落到“雀”都“罗”不来了。
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在院中树上发现一只麻雀，赶快回家取来弹弓，练好手艺的我从容射击，终于打着了平生第一只麻雀。兴冲冲拿回家准备烹调，一想三年前那些雀宴菜谱没保存下来，一时竟不知如何下手。
忽然想起当年朱元璋发迹前要饭时，讨来或偷来一只鸡，没锅可炖。就包了些黄泥扔在火中烤。待当了皇帝后，竟成一道江浙名菜“叫花鸡”。
我也学朱皇帝，给麻雀包了泥扔在火炉中，待烤熟之后，掰开泥团，连鸟毛也随之剥下，干干净净一团麻雀肉。我和弟弟在碗里倒了些酱油，掰了麻雀肉蘸着吃，“叫花麻雀”果然细嫩美味，真不愧帝王名菜，只是略带土腥味儿。从那以后再没吃过这么好的野味。
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央发出的一项专门指示说：“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四害”这一名称正式被确认。
但当时就有有心人，鸟类学家郑作新下农村，采集了848个麻雀标本，通过解剖得出结论：不同季节麻雀食谱不同，总起来，捕食害虫多于啄食庄稼。《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考察成果。但未能阻止打麻雀运动。
直到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说：“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并附有四位生物学家的调研，（），此后，才为麻雀“平反”，在“四害”中代之以臭虫。
但已经晚了，乌鲁木齐很难再见着嘁嘁喳喳的麻雀了，城市不知少了多少生机。看来一个策略如果一开始有点偏差，有时竟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听说有所谓“爱鸟日”，又经多年，麻雀才渐渐回归乌鲁木齐。随着空气质量提高，“黑雀”也渐成“黄雀”，“爱鸟”终见成效。其实古人就有爱鸟意识，曾留下大量爱鸟诗词，唐代白居易有首诗叫《鸟》：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说得多么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唐代诗人庄南杰有一篇〈黄雀行》说：“林间公子挟弹弓，一丸致毙花丛里。”骂的不就是当年我们这些“林间公子”吗？在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说实话我们还不如古人。
回想少年时面对惊弓之雀振翅难飞的可怜样儿，不啻凶残的日本鬼子在吓得发抖叫妈妈的中国婴儿面前一刀没砍着，又继续挥刀狞笑着砍下去一样，实在羞愧得要钻地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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