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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43夜 在《读书》杂志众多回忆文章中，有的重在记述老师生前每个细节，有的想要总结一代学人的生平思想，有的感情浓烈，有的平淡克制。这些回忆者中，有30年代、40年代的“老学生”，建国后跟老师因为各种原因鲜有联系，动笔时自己也是暮年。有些是恢复高考以后的年轻学人，身份、年龄、经历、交往的差异这些都会对回忆文章产生微妙的影响。有的人纪念老师会捧成“神”，有的人会把老师写成“人”，这里面就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辈学者们留下了长长的身影，不同的学谊故事被记录下来，也寄托着学生后辈独有的情感与思考。谷林以《师表》为题，介绍了《励耕书屋问学记》一书。（1984年05期）陈垣先生在特殊时期以高龄辞世，1980年正值他诞辰百年，及门弟子举行纪念活动，将十余篇文章编集成书。在1982年08期的《读书》，苍生就已经预告此书的出版，并引用邵循正挽辞“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讎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把纪念老师的文章编辑成册的情况还比较少少，不仅有着拨乱反正的意味，也是一种尝试与开拓。
该书由白寿彝作序，最后刘乃和辑录陈氏《已刊论著系年》。本书虽名问学，但记录内容不止于学术，许多事例如陈垣在抗战期间为了前往尘封蚊聚的老书屋翻阅《嘉兴藏》，每次都要提前服用奎宁；撂断汉奸王克敏电话；团拜会上陈诚妄言沦陷区民众没有抗战意识，让陈垣愤然离席。老师去世后，弟子们相聚编辑师者生前言行，本是中国古代师友传统的延续，但该书主体为回忆和评述文章，又不同于传统。此书至今仍是了解陈垣学术思想、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料。2006年，《励耕书屋问学记》一书由陈垣后人陈智超做了新的版本修订。熊十力（1885-1968）、顾颉刚（1893-1980）、钱穆（1895-1990）张中行《关于吾师》一文，题目化用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1993年02期）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对师者的回忆，更多是对曾经北大读书期间的两位老师——钱穆和顾颉刚的批评。此文发表时谈到的老先生都已作古，据说引起了部分后人后学的争议。对于钱穆，20世纪30年代张中行曾听过钱穆一年课，抗战后两人失去联系。张中行读到钱穆1979年出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感觉到钱穆晚年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态度多有赞美之辞，引发了自己的看法。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君主立宪，决不能称为君主专制，因为“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份，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又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围绕权力的血腥争斗、政治倾轧、手足相残，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史。钱穆如此片面的表述，显然是张中行无法认可的。
对于顾颉刚，张中行曾经加入过禹贡学会，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联系相对更多。不过建国后两个人也只见过一面。从这个角度上讲，过去的师生关系，在毕业后有着很高的门槛，这与今天师生交往，无论是否毕业，多要靠微信群聊或朋友圈点赞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顾颉刚后来重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重版前言中进行了自我批评，明显受到了当时“儒法斗争”政治运动的影响。顾氏不得不改变早年的学术主张，对于这种学术让步于政治做法，也让张中行非常不满。用张中行的话说“两位都错了，钱先生是在治学方面，顾先生是在为人方面”。张中行的批评是从维护学术自由的立场，实际上他为钱穆解释了更多，对顾颉刚的态度较为严苛。客观地讲，钱穆在港台生活，讲学环境相对宽松；顾颉刚晚年留在大陆，面临的政治压力，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相较于钱穆和顾颉刚，张中行则有意突出了熊十力的形象，虽然在学术上不能完全理解，但就其为学为人的气节，自始至终高山仰止。在北大红楼，张中行曾旁听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不过由于讲课内容晦涩，选课的人不过一二。建国后，唯物主义观念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熊十力的学说被视为唯心主义而广受批判。即便如此，熊十力见到学生也会手指胸膛，告诉大家“我可还是唯心论”，自己并没有向政治和世俗妥协。借用点评曾经的三位老师，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以说是张中行文章的真切用意。有些回忆文字会略显单薄，如赵萝蕤《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本是应陈子善的要求所作（1989年Z1期）。一方面，回忆本就有些难度，原因在于1944年后，受限于政治环境师生二人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书信的联络。赵萝蕤与丈夫陈梦家长期在北京生活工作；而叶公超在台湾从事政治，甚至叶氏1981年在台北病逝的消息还是赵萝蕤到访美国从费正清那里得知。另一方面，赵萝蕤的回忆内容，有些不痛不痒。比如叶公超总是买到最新的书，看书一目十行，文艺理论丰富，却没有列出什么具体轶事。文章想要突出叶公超的“少爷”风度，不过是说起他与夫人在前铁匠营胡同的家庭生活：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两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再谈到自己与与陈梦家结婚，叶公超赠送的礼物：可作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矮矮的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这些细节的确可以看出，他们优渥从容的生活趣味，不过对于刻画人物精神，尤其是学生的角度回忆老师似乎是不太够的。也许是因为叶公超生前曾是台湾地区的高官，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影响到了文章的创作与呈现？刘小枫在《湖畔漫步的美学老人》将二十世纪的学者分为“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1988年01期）历史自走历史的路，一介书生们的价值追求，历史自有评价。回忆宗白华，就离不开散步，但刘小枫并没有过多着墨于老师的生活。而是带有思考的，注意到了宗白华旅欧后学术思想的转变，类似的情况如马一浮、钱锺书，这一点值得深思。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今天的人出国留学，就很难有这样的思想转变。◉ 1982年7月7日下午，朱光潜（左）、茅以升（中）、宗白华三位老学者在朱光潜家会面谈心 记录师生之间的谈话，内容涉及艺术和美学的大问题，如对晋人之美、儒家人格的看法，甚至有了一点《歌德谈话录》的味道。相较于其他忆师文，这一篇的理论色彩相对突出，有了些“读书体”的味道。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回忆，而是涉及到了对于老师宗白华，以及五四时代学者的思考。甚至对于老师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异议。最终抛出了有趣的问题，当西方文化形而上学、理性——理想主义以及反对前两者的后现代主义，三种文化精神一股脑儿进入中国，处在思想解放后的中国人该何去何从？在今天的回忆重述中，80年代的时代画像相对清晰，但是90年代即使是亲身经历者却很难把握。葛剑雄《悠悠长水——怀季龙先师》颇有实录色彩。（1993年09期）简略地讲述了谭其骧早年的进步立场，如遇夏丏尊一起见过鲁迅。不过根据谭其骧本人对暨南大学的回忆，他与鲁迅一同吃过饭，谈话的内容早已遗忘。文章的重点放在了谭其骧晚年生活的种种细节，也是葛剑雄亲历亲见的部分，如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耗尽心血，为帮助中青年学者将平生积蓄捐出，不回避自己研究中出现的失误等等。与前面回忆宗白华的文章不同，葛剑雄重在记述，刘小枫重在评论，这应该也是纪念文章的两大思路。◉ 1941年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编辑的《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刊载谭其骧文章《播州杨保考》讲到谭其骧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记述了一件往事。在1989年12月18日，复旦大学“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谭其骧顶住压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我的脑子里，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一定要讲这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曾长期持续发展，汉族之所以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吸收各种文化，兼收并蓄，不排斥其它优秀文化。 谭其骧反对全盘西化，但也反对将传统文化同等于儒家文化，反对提倡儒学。他讲如果提倡儒学，回不到孔子那个时候，还是明清程朱陆王那一套。那么中国会回到明清时代，回到《金瓶梅》《儒林外史》那样的社会。这让当时在场的葛剑雄都捏了一把汗。那么，重温三十多年前谭其骧的发言，在传统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是不是有着另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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