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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怒，让战区长官蒋鼎文严查，一查却发现，凶手是戴笠的心腹赵理君。 赵理君和王天木、陈恭澍、沈醉被称为“军统四凶”，属于戴笠的嫡系班底。1942年春，戴笠为了加强军统在河南的力量，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军委会华北督导团”，委任雷鸣远为主任，赵理君为副主任。 这个督导团，名义上归第一战区长官长官部管辖，实际上由重庆的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雷鸣远并不管事，督导团的大权由赵理君把持。为了便于赵理君工作，戴笠又给他运作了第一战区少将编练员的头衔。 赵理君此人贪财好利，到任后指使督导团的特务往来各地，倒卖枪支、贩运鸦片，大搞走私生意。 这年冬天的一天，督导团行动大队长曹银屏，带着十几个手下，用毛驴运着几大车的鸦片经过豫东时，被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韦孝儒的保安武装拦住并缴械，连人带物送去豫东专区行署审问。 曹银屏见势不妙，途中找了个机会逃回洛阳，向赵理君报告了经过。此前，对督导团特务的走私活动，沿途的卡哨因不愿招惹军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了，这也助长了赵理君的气焰。 骄横跋扈的赵理君，见韦孝儒一个地方专员，竟敢扣他的人和货物，火冒三丈，写了一个要求放人归还货物的纸条，派人交给韦孝儒。 韦孝儒是河南籍的老同盟会员，他为人正派，在几个县当过县长，期间都是颇有官声。全面抗战爆发后，韦孝儒利用声望，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不到一年就和日军大小数十战，一度收复几个县城。在时任第一战区长官程潜的推荐下，韦孝儒被任命为河南十二专区（豫东）的专员。 嫉恶如仇的韦孝儒，在专区内对贩运鸦片惩处的很严，这次军统撞到枪口上后，他勃然大怒，亲自审问抓捕的十几个特务。 正当韦孝儒审问之时，赵理君的手下送来了纸条。韦孝儒看后，火气更大了，下令将十几个特务押到专署门口示众后枪决。 赵理君见韦孝儒敢杀他的手下，心中杀心大起，由于韦孝儒兼任专区保安司令，掌握着好几千人的武装，硬碰硬的话，赵理君不是对手，他暂时隐忍，等待机会进行报复。 转眼到了12月，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洛阳召开大会，要求各专区的专员、县长除特殊情况外，必须参会。 韦孝儒带着副官、秘书、电台长到战区长官部报到后，住在了洛阳复旦中学的宿舍。赵理君得知韦孝儒到了洛阳，且一行只有四人后，召来曹银屏商议后，决定趁机动手。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曹银屏带着十几个手下，突然闯入韦孝儒住的宿舍，将一行四人嘴上塞上毛巾后捆绑。听到动静的校长郭兆曙、教导主任南西光赶来查看时，也被一并捂嘴绑缚。 曹银屏和手下将韦孝儒等六人用汽车运到了洛阳机场南郊的一个废弃的枯井旁，将六人扔入后用土将井口封住。 第二天，得知韦孝儒、郭兆曙等六人失踪消息的蒋鼎文、李培基大惊失色，派出大批人员四处搜查。 韦孝儒和陈果夫、陈立夫有一定交情，复旦中学的教导主任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是中统的骨干分子，此案引起了陈氏兄弟的重视，下令中统在河南的调统室配合第一战区长官部，全力侦查，限期破案。 老奸巨猾的蒋鼎文，看出此案背后的水很深，便将案子交由岳烛远牵头查办。岳烛远的身份很特殊，同时担任军统河南站长、中统河南调统室，具有军统、中统的双重背景。 岳烛远带着军统、中统、洛阳警局、保安司令部、宪兵团的人员到处搜寻韦孝儒等六人的下落，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毫无头绪。 就在岳烛远一筹莫展之时，案子出现了转机，洛阳航空站的工作人员在路过南郊枯井时，发现被填埋了，感觉不对劲，便报告了站长张明顺。 张明顺将情况上报岳烛远，岳烛远和洛阳专员李杏村亲自带人清理枯井，挖到井底后，赫然发现了六具被绑缚的尸体，经找人辨认，正是失踪的韦孝儒等六人。李杏村和韦孝儒交情匪浅，见好友遭此下场，气得大骂不止，发誓要揪出凶手正法。 岳烛远分析案情后，将怀疑目标锁定到了赵理君身上，他一面派人暗中监视赵理君及其亲信曹银屏等人，一面向蒋鼎文汇报。蒋鼎文听后，让岳烛远在一个月内务必找出证据，以免夜长梦多，并叮嘱在案子告破之前，不要将调查情况告知戴笠。 岳烛远、李杏村随后从赵理君的身边人入手，在抓捕审问了几个督导团的特务后，掌握了有力的证据。听到风声的赵理君、曹银屏逃到了四川老乡、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驻地。 当岳烛远拿着蒋鼎文的手令去抓人时，李家钰见赵理君、曹银屏犯的事不是他可以袒护的，便将人交出。 赵理君、曹银屏被抓后，参与杀害韦孝儒等六人的其他特务也都落网。赵理君自认为有戴笠为后台，被抓后满不在乎，放狂言说：“蒋鼎文配判我的死刑吗？” 赵理君粗估了形势，蒋鼎文是老蒋的“五虎将”，铨叙二级上将，非戴笠可比。蒋鼎文去电老蒋，要求将“韦案”的犯人全部处决，老蒋回电“就地正法”。 在李杏村的亲自监刑下，赵理君、曹银屏等人在复旦中学操场被枪决。心狠手辣的赵理君，在行刑时吓得浑身哆嗦，丑态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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