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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门心思种地，想着好好过日子，照顾年迈的奶奶。他种地算不上好手，体力和技术都赶不上村里的“老庄户”，但他勤勤恳恳，风风火火，什么活也落不下，我家的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可是好景不长，1982年秋，县工作组到村里“整支”，就是整顿村支部，大概是对村里的工作不满意。全体党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党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了一个多月后，工作组的同志找父亲谈话，说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想叫父亲干村书记。父亲当时就拒绝了，说：会计辞了，我再干书记，嫌官小？我不干！可是工作组的四位同志很有耐心，轮番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到家里拉家常，到地里帮父亲干活，从党的需要、群众的愿望、党员的责任、村子的发展等各个方面，摆事实，讲道理。父亲懂的大道理怕不比工作组的同志少，只是他死心塌地不想干，就说：要说党员的责任，那些年我当会计也算尽责了。工作组的同志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嘛！当时我在场，我从很小就喜欢听大人说话。工作组的同志是个黑长脸，说话前先露出牙花子笑，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蹦，有点像现在的人工智能语音。当时我都有点热血沸腾了，这不正是干事业的好机会吗，为什么不答应呢？母亲说得没错，父亲是个没出息的人。后来工作组主持全村党员投票选举，父亲得票最多，只得同意干这个书记。父亲上任干的第一件事是给全村通电。当时村里没钱，村“两委”研究决定，处理“山环”的槐树林，低价卖给村民，筹备架电资金一万多元，同时解决了村民建房用材问题。供电局派来十几名架电能手，大干几个月，完成全部线路架设，各家各户都通了电，用上电灯，大街小巷安上路灯。一到晚上，万家灯火，村子里到处如同白昼，孩子们出来捉迷藏，女人们去推碾，再也不用等到出月亮了。村里有个“活泛人”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十二英寸的，把红塑料膜贴在屏幕上，充当彩电。一到晚上，村里年轻人和小孩涌到这家看电视。活泛人就把电视机挪到天井里，一人收五分“电钱”。电视里天天放《霍元甲》《血疑》，再也不用盼电影了，盼一两个月才来一回。这电视机，除了影小点，跟电影一样一样的。不夸张地说，通上电是一个贫困落后山村的划时代事件，彻底改变了全村老老少少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是我记忆的分界线，一边是黑灯瞎火，一边是灯火通明。从此，村里出生的孩子，下生睁开眼就是明晃晃的电灯，就是一个明亮的世界。他们再也看不到煤油灯了，月亮不再那么重要了，星星更不重要了。我必须在这里写写煤油灯，我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早，奶奶这辈人用豆油掌灯照明，往后才兴使煤油，那时候叫“洋油”。洋油贵，奶奶家晚上很少掌灯。夏天，在天井里吃了晚饭，收拾一下桌子，泡上大叶子茶，左邻右舍来串门拉呱儿，也不用进屋，拉着拉着月亮就升上来了，亮堂堂的。冬天也不用掌灯，都坐屋里围着个泥火盆，就着火盆点着烟袋，咝咝地吸一口，烟袋锅子的火光越来越亮，随后一下子暗淡下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拉贾宝玉林黛玉，拉花和尚鲁智深，拉诸葛亮，拉岳飞传杨家将，拉狐狸精。拉呱儿就是一个动嘴一个听声，不用掌灯，掌灯费油。想起来有点可笑，我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子竟然上晚自习。家里没有多余的煤油灯，自己动手做。找个空墨水瓶或空药瓶，在铁盖上钻个小孔；再找块铁片卷成细筒，把棉布条塞进去，这是灯芯。把灯芯穿进瓶盖的小孔，倒上煤油，灯就做成了。再用张白纸卷成长筒，罩在灯上，是灯罩。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灯，走出家门，去学校上晚自习。在胡同里遇上小伙伴们，他们跟我一样一人捧一个新制的煤油灯，也戴着高高的纸筒灯罩。我们一起来到学校，比着灯，玩着灯，吵吵嚷嚷。作业还没顾上写呢，灯就一个接一个灭了。有的是没油了，有的灯芯漏到瓶里了，有的灯掉地上摔了，有的灯罩烧了。老师进教室说：放学吧，家去接着写！在煤油灯下写作业，一会抬头看看从灯芯里长出来的静静的火苗，向它微微吹气，它就随着轻轻起舞，使劲一吹，它就来一个前滚翻。各种小飞虫围着灯苗舞蹈，有的扑过来想逗它一下，不料撞进了美丽的陷阱，毙命在它脚下的铁盖上，颤抖着纤细的腿，翠绿透明的小翅烧焦萎缩着。我不禁心生怜悯，现在它知道火苗不是玩的，可惜已经晚了。蛾子仗着实力，朝着孱弱的灯苗横冲直撞，一次，两次，第三次，吧唧一声摔在远处的桌面上，但是有时候它真会把灯扑灭。等我写完作业，一抠鼻子，手指肚乌黑，才知道鼻孔里满是灰。那时候我就喜欢闻煤油的气味，一闻就神清气爽，到现在也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得到一个小台灯，柿红色的灯台和灯罩，装着一根小灯管。一到周末回家，我就钻进小西屋看书到深夜。正值文学繁盛的时代，小台灯陪我读了好多文学作品。我一个懵懂少年，开始思考我应该追求什么，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我要成为怎样的人。如今，我是否辜负了少年的自己？我应该追求的追求到了吗，我要过的生活过上了吗，我成为要成为的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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