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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疑案——国史之狱 白马公崔浩作为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的老臣，为北魏制度建设和统一中国北方献计献策，功勋卓著， 为此，他赢得了三任帝国元首的高度信任，特别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太武帝，对他更为倚重，须臾不可离。
这位英明果断而又残忍暴戾的君主对崔浩可谓推心置腹，他曾经真诚地嘱咐后者： 你知识渊博，才智无双，先后三朝为官，忠心耿耿，所以我特意将你安排在我身边，以备随时咨询。 你应该尽心尽力，进谏不怠。我当时即使发怒，或者不予采用，但过一段时间，我会认真地思考你说的每一句话。 尽管太武帝如此真诚，但崔浩并没有得意忘形，在太武帝面前，他始终谦恭谨慎，如履薄冰，因为他太了解这位君主喜怒无常的性格了，他不想因为一点微小的失误，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崔浩以书法闻名，当时许多人请他代抄普及读物《急就章》。从少至老，崔浩抄写了数百篇。 每次抄写，他总是不忘把文中的“冯汉强”改换成“冯代强”，因为拓跋鲜卑的早期国号为“代”，自己出身汉族，他不希望给北魏君主留下“身在代营心在汉”的印象，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君主的宠爱信任，还有自己的恭恪谨慎，都没有保证崔浩善始善终，公元450年，崔浩惨遭太武帝杀戮，为他殉葬的，还有崔氏满门以及与他有姻亲关系的所有中原大族。
事情起因于崔浩为北魏王朝撰写国史。崔浩修史，始于公元429年。 当时，即位只有五年时间的太武帝，恢复已被废除的史馆，命令崔浩、崔览、高谠、邓颖等汉族士人撰修北魏国史。但是，十年过后，修史没有什么进展。 公元439年，太武帝再次下诏，命令崔浩主持修史，而且要据实撰写。又过了十年，史书终于修成。但是，迁延数十年修成的史书，不仅没有给崔浩带来相应的荣誉，反而惹来了灭门之祸。 修史令太武帝如此震怒失态，以致绝情寡义地将崔浩满门抄斩，主要是由于史书“备而不典”，也就是如实描写了太武帝祖上在汉人看来不堪人目的丑事。 太武帝的曾祖是献明帝拓跋寔。拓跋寔并没有做过皇帝，公元371年，他为保护父亲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被叛贼杀死，年仅二十二岁，相貌漂亮的妻子贺氏成为遗孀。 几个月以后，贺氏生下了北魏的创业始祖拓跋珪。据史学家研究，这位贺氏并没有守节在家，而是嫁给了公爹什翼犍，并生下了秦王拓跋觚。 拓跋觚的出生，令这个家庭的辈分变得复杂起来，他既是拓跋珪一母所生的弟弟，又是一母所生的叔叔；他还是什翼犍名义上的孙子，实际上的儿子。
客观地说，这种辈分错乱的关系，在拓跋鲜卑早期的每个家庭中，屡见不鲜，因为与中国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拓跋鲜卑也有父死而妻后母，兄死而妻嫂的习俗。 汉人婚姻，最重辈分，而当时的游牧民族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什翼犍之后，拓跋珪还娶了亲生母亲的妹妹，也就是他的亲姨母为妃，一直到北魏晚期，以汉化改革著称的孝文帝还娶了祖母的三个侄女。所以，什翼犍的做法在鲜卑族的早期历史上，实在算不得出格，无关荣辱。 但是，太武帝时代，北魏帝国已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礼法人伦开始成为衡量道德的准则，这时再来看什翼犍的行事，未免给人等同禽兽的感觉。 崔浩将什翼犍的行迹，也许还有其他与此相似的事件一一记录于史，这当然是太武帝的奇耻大辱。 无论太武帝过去与崔浩关系多么密切，对他多么倚重，在处理国史案件时，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实际上，崔浩并不是因修北魏国史被杀的第一人，四十多年前，一位名叫邓渊的汉族官员即邓颖的父亲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深具历史感的开国君主拓跋珪在他的晚年，想从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中借鉴一点经验和教训，便命令邓渊撰修国史。拓跋鲜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主要靠编成歌谣的《代歌》口耳相传，《代歌》是拓跋先世历史的真实记录，邓渊受命修史后，便以《代歌》为依据，修成了《代记》。 但是，邓渊的错误在于他过于诚实，没有对《代歌》中的内容进行删减，昭成帝与贺氏的关系随《代记》的诞生逐渐被人了解。 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拓跋珪接受的事实，更何况，晚年的拓跋珪已经变得喜怒无常，杀戮无节，于是，邓渊的悲剧命运便无法避免了。 公元407年五月，邓渊被赐死。拓跋珪不想让外界了解真相，他给生性谨慎，从未忤旨的邓渊加了一个追逐虚名、生活奢侈的罪名。 邓渊修史被杀，在汉族士人心中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国史的修撰因此陷于停顿状态。一直到公元429年，太武帝才重开史馆，编修国史。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太武帝故作姿态，将邓渊的儿子邓颖也纳入到修史的队伍中来，但是，这反而会令史臣联想到邓渊事件。
没有人愿意走邓渊的老路，所以，十年过后，修史一事毫无进展。 和祖父一样，太武帝也是一位喜欢历史的国君，为了促成国史尽早修成，这位国君任命有地位、有担当、有能力的大臣崔浩任总编，表示一旦出现问题，由崔浩负责，不会牵连任何一位史臣。 为解除史臣的后顾之忧，太武帝又特意下达诏书，一定要据实撰写。 有了太武帝的宠臣崔浩负责，又有了太武帝据实撰写的诏书，史臣们可以放心著述国史了。十年以后，北魏的第一部国史终于问世。 对崔浩而言，公元429年第一次受命参修国史，他肯定和其他人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在他只是撰修人之一，身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可以和一般人那样，拖延时日，敷衍塞责。 但是，他和太武帝的特殊关系，最终使他由撰修人之一成为撰修总监，这是一个要负全责的职务，可以想见，崔浩接到这个任命，肯定是不寒而栗，甚至邓渊的影子也开始在他眼前晃动。 不过，太武帝特意要求“务从实录”，可能又使他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些，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言而无信吧？况且，当初太武帝之能够成为国家储君，自己是主要推荐人，以后相处十几年，自己不但没有任何过失，而且功勋卓著，国君对自己也是青眼有加，总不会因为修国史而让自己走上邓渊的老路吧？ 崔浩在一种极为复杂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这个后来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总监职务。
在崔浩的监修下，这部负载太武帝太多希望的国史十年后终于修成， 但是，严格说来，道武帝拓跋珪以前的历史，是以邓渊《代记》为蓝本加工而成的，国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与崔浩没有太大的关系。 崔浩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删去这些令太武帝及其他鲜卑人颜面无光、备感耻辱的真实记录。 更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接受邓渊的教训，而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大概觉得自己执行“务从实录”的最高指示相当成功， 当一批奉承拍马的小人将国史镌刻在大石之上，并将其矗立在交通要道，供过往之人观瞻时，崔浩竟然默许了，而这个忘乎所以的做法，使崔浩及其姻亲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崔浩最让人感到痛惜的是，作为从政几十年的高级官员，他过于诚实，竟然轻易相信了国君“务从实录”的诏令，并且不打折扣地执行了最高指示。崔浩不明白，在一个并不民主的政权下，国君怎么能允许史学家暴扬祖上丑事？ 崔浩自认对国君忠诚无比，但却居然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国君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使任何一个自认忠诚执行最高指示的人死无葬身之地。
退一步说，太武帝的“务从实录”即使发自内心，也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不虚美，不隐恶”，“不虚美”可以，但要求领导人接受暴露其家中丑事的“不隐恶”笔法，有点过于天真。 崔浩在政界摸爬滚打了多年，竟然如此幼稚，他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只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公元450年七月五日，崔浩这位为北魏帝国驱驰奔走多年、历仕三朝、功勋卓著的老臣，被太武帝杀害，时年七十岁。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几十名鲜卑卫士将小便浇在这位老臣的头上，这位老人呼声嗷嗷，两旁行路之人不禁为之动容。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与他一同修史的秘书郎以下的官员。而 他的同族以及与他有婚姻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名门望族都受到连累，惨遭灭族之祸，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国史之狱”。 不过，这场血案也存在令人不解的地方，单纯因为修史，竟然使如此众多的家族受到牵累，惨遭诛戮，似乎过于不合情理。
当时与北魏对立的江南刘宋对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大意是说，崔浩与刘宋勾结，意欲反叛北魏，太武帝发现后，恼怒至极，兴起了这一大狱。 但是，这个记载似乎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从崔浩在北方行事来看，他没有任何背叛北魏的理由。退一步说，宋人记载的都是事实，但是熟悉内情的魏人为何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的记载呢？魏人完全没有必要为崔浩的反叛隐瞒遮掩。 也许这个血案与崔浩要求区分姓族、尊崇门阀有关。 崔浩是一个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汉族士人，他对出身高贵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公元417年，东晋将领王慧龙投奔北魏。王慧龙是北方一等高门太原王氏之后，他到达北魏后，引起了崔浩的兴趣。崔浩的弟弟听说王慧龙的家世后，马上将女儿嫁给了这位降将。 成婚之际，本来对这位侄女婿的身份有所怀疑的崔浩，见到王慧龙后，高兴地说： 确实是王家的后代。太原王氏相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每人都长了一个特大号的酒糟鼻子，江南人称王氏为“齄王”。
而这位侄女婿恰恰也长了一个大红鼻子，所以，崔浩一见，便不住赞叹 ：“真是贵人的后代。” 以后崔浩还经常向一些鲜卑王公称赞王慧龙门第高贵，搞得这些鲜卑王公很是不快。司徒长孙嵩为此还告到了太武帝那里，说崔浩赞叹佩服南人，有讥讽鄙视大魏尚未开化的意思。 太武帝当然不会因此要了崔浩的命，但却十分不高兴，把他召来申斥了一通，崔浩没有办法，只得向太武帝脱帽致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降的宋人带回消息， 王慧龙只是南方太原王氏王愉家的一个奴才，是僧人与别人私通所生，崔浩既搭上了一个侄女，又落下了笑柄。 崔浩的祖先在魏晋时期都是高级官员。而与他同宗的崔赜、崔模，家世相对较低，为此，崔浩对两人颇为轻视，有时甚至侮辱欺负二人。但是，崔浩与二崔关系不睦，却保全了后者的家族。太武帝诛杀崔浩之时，听说他们与崔浩的关系后，特意赦免了这两家。
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后，崔赜的后代代替崔浩家族，成为北方最有名望的家族。 重视门第出身虽然会引起鲜卑贵族的不快，但是，这毕竟是崔浩个人的事情，还不会引来太多的麻烦，但是，崔浩还想把门第高下作为国家制度固定下来，永久不变，这最终惹起了众怒。当时，他的表兄卢玄为此劝阻，认为改制革新要等待时机，目前这种形势下，没有几个人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告诫崔浩要三思而后行。 崔浩是一个相当固执的人，他当时没有表示异议，但实际上最终并没有接受卢玄的建议 。当然，崔浩改革的具体情况怎样，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崔浩被杀，与这个行为很有关系。当然，也可能是崔浩对佛教的敌视态度最终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崔浩是一个执著于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外来的佛教极端鄙视。当时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法，据说他曾拜高僧玄高为师。 后来，太子受到了太武帝的怀疑，不知如何应付。玄高施了佛法，太武帝梦到父亲和祖父对他大加训斥，警告他不要听信谗言，怀疑太子。
太武帝惊惧异常，告诉公卿大臣，自己准备颐养天年，将朝中大权交给太子。 但是，当时崔浩、寇谦之深受太武帝宠信，太子即位，意味着两人的失势。 于是崔、寇进言，认为是太子与玄高结谋，通过道术使先帝降梦。如果不杀掉玄高，日后必定造成更大的祸难。 太武帝闻听大怒，于公元443年九月将玄高诛杀。 公元444年正月，太武帝又发布了一道诏书，严令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一律不得私养僧人，家中有僧人的，要报送官府。二月十五日以前不报，僧人处死，主人灭门。公元445年秋，关中爆发的盖吴民变，将灭佛事件推向高潮。 太武帝在出征途中，经过长安的一座佛寺，发现一群僧人正在饮酒。随从官员进入内室，发现藏有很多兵器。太武帝认为寺庙僧人与盖吴通谋，有作乱嫌疑。 进一步搜查的结果，更令这位国君恼怒之极，寺庙中藏有许多北魏官员和富人寄存的财物，而且僧人们还建造了一座藏匿妇女，专恣淫乐的地下室。
本来，在此以前，崔浩就屡次请求太武帝除去佛教，现在，崔浩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建议太武帝杀掉全国的僧人，毁坏佛像。 在盖吴民变的敏感时刻，寺庙私藏兵器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令生性多疑的太武帝能够放心的一件事情，他接纳了崔浩的建议，首先杀掉了这座寺庙中的僧人，焚烧了佛像，然后下令平城的留守机关通令全国，按长安灭佛的标准，在全国进行灭佛。拓跋焘还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书， 大意是说，佛教流行，使政教荒废，礼义制度破坏。 现在要消灭与佛教有关的一切东西。从此以后，奉事胡神或建造佛像的，一律灭门。并命令中央部门通知各地军政官吏，焚烧佛像佛经，僧人无论年龄大小，一律诛杀。 太子拓跋晃屡次劝阻，但是，长安僧人的不检点，实在让太武帝动了真怒，劝谏没有任何效果。无奈之下，太子只能暂缓发布诏书，派人通知各地的僧人。 这样，大多数僧人得以逃匿，避免了杀身之祸，甚至大部分佛像也被收藏起来。只有无法搬动隐藏的寺庙被全部毁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灭佛。
严格说来，这次灭佛，崔浩不是主谋，他只是一个鼓动者。但是，在此以前，他毕竟鼓动太武帝杀掉了太子的老师玄高，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肯定令太子十分恼怒。 以后，国史事件发生，崔浩惨遭灭门之祸，太子可能和崔浩在灭佛中扮演的角色一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修史大臣高允在太子的极力保护下，逃过一劫，而崔浩却满门被杀，似乎确实反映太子与崔浩之间暗藏的矛盾，不过，太子在这次血案中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由于史料缺乏，已经不得而知了。 不过，以崔浩重视门第、排除佛教来解释国史血案，也同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这些都没有隐瞒的必要，而且株连如此之广，也令人费解。 也许是以上所有因素，共同促成了这桩大案的发生，总之，由于史料过分缺乏，这件大狱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悬疑莫明的谜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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