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败经》出自晚清重臣曾国藩之手。该书是曾国藩对“败”这一人生课题的深刻剖析与独到感悟的结晶。全书共分为十八卷，每一卷都蕴含着作者对失败本质、原因及应对策略的深刻思考。它不仅揭示了失败背后的普遍规律，更提供了从失败中汲取力量、重振旗鼓的宝贵启示。 卷七 疏败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细务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干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诸葛忠武为相，杖罪以上，亲自临决。晋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此身体力行，治国者之典范，程功立事，目见为效。疏阔失察，事业不成。自古成大业的人，都是刻苦勤奋，从小事做起来的，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干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诸葛丞相，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杜慧度为政，治理国家好像管理家族。身体力行，是治国者的典范，程功立事，目见为效。做事疏阔失察，事业不成。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敢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依臣的愚见，希望皇上可以坚持圣意，以众人的奏折为考核人才的根据，不要有废弃的想法。如呈报的内容雷同，真相大抵如此，不必再议；如反对声音太多，就先不做决定。除此以外，坚持此法只有益处，还看不出坏处。人的本性都是保守的，做事瞻前顾后，就算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大臣的过失，如果皇上不再三诱导他们说实话，谁敢轻易举报，惹您不悦那？像是布政使、按察使上朝奏事，道员准备奏折，虽然有规矩让汇报实情，却很久没有人遵行了，如果不是皇上再三逼迫他们讲出来，谁又肯首开异端，去触犯督抚长官的怒气那？臣也知道，朝内朝外，大小官员，所有奏言一起呈上来，这里面不免会夹杂轻浮虚伪的人。然而没有根据的事，顶多谎报一次，不可能一直进言，皇上圣明，怎么会发现不了他们！如今要想测试九卿是否贤明，只需要召见他们，用时事问之，看他们的应对如何；要想看科举选上来的人才是否贤明，就让他们在京做官三年，考察他们的办事能力如何；想考察司道（隶属于巡抚的专设机构）招募的人才是否贤明，根据督抚的评语就可以了。如果让人人都可以建言，再把他们话对照比对，相互为证，岂不是更能看出实际情况了吗？臣所说的考察之法，就是这样。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中养福。凡是可以获取名声、利益的事情都要和人分享，不能独占。居高位的人，首要职责就是能识别人才，通晓事理。知人善用非常不好学，通晓事理则可以通过增加阅历勉强学会。通晓事理以后，无论别人是自己想的一样，都可以耐心开导，与对方达成一致。不晓事就会固执己见，怀有私心看不到自己的错误。高明由天赋决定，精明可以通过学问习得。我们兄弟虽然占据了高位，但是天分都不高，全靠努力学习，有了几分精明。对待问题，要细细探究，好像买来显微镜观察事物，钻研学问，要层层递进，就像一遍遍舂米，三四遍后才能得到上等精米。总归需要心如明镜，才能口出断言。搞清楚状况后作出的决断称之为英断，不问是非就下的决断叫做武断。要只是在自己的事上武断，还造不成太大损害；若对别人的事也武断处理，造成危害，就会招来极深的怨恨。所以做事要谦虚，退让，不要轻易决断，这才能滋养自身的福分。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倚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儒家喜欢说仁。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成功、荣华、美誉、顺利，这些好事，我很喜欢，别人也都喜欢。贫穷、低贱、失败、受辱、毁誉、不顺，这些事情，我很讨厌，别人也都讨厌。像我们这种有声势的人家，一句话可以让人荣耀，一句话也可以让人受辱。荣耀别人，他就会得到名声、利益、光耀。但是他也不一定感恩，为什么？他会说我有势力，帮他并不困难。羞辱别人，就会让他受刑、受罚、受苦恼，别人就一定恨我入骨。为什么？他会说我倚仗权势，欺人太甚。我们兄弟要从恕字上多下工夫，对待别人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要步步站得稳，就要让他人也站得稳。这样才可立。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这样可通达。我今天处于顺境，要想到他日可能会处逆境；我今日盛气凌人，要想想到他日别人也对对我盛气凌人，或者凌辱我的子孙。要以“恕”字为警惕，与人交往，多留有余地，那么我们的路上也会少有荆棘。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以前能成大业的人，都是从小事上兢兢业业拼搏出来的。百尺的高楼，要在平地上建基；千丈的丝帛，是一尺一尺慢慢编织而成；万担的粮食，也是从一铢一厘积累而来。周文王这样的圣人，从早上工作到晚上，连饭都顾不上吃。周公学习父亲，夜以继日的思考治国之策，偶有所得，不敢睡觉，坐着等到天亮去实施。仲山甫（周宣王时期的卿士）辅佐君王，无时无刻都不松懈，勤奋至此，无论做大事小事，都不敢懈怠。忠武侯诸葛亮做丞相的时候，杖罪以上的刑罚都亲自裁决。杜慧度（晋武帝时的封疆大吏）为政的时候，明察秋毫，对国家的了解像是对自己家庭的了解。陶侃（晋朝将领）事无巨细，综理密微，日常把竹头木屑都储存起来，以备有用。朱子说做学问必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也该如此，没人能不通过日常积累，坚持到底就成功的。秦始皇日常处理的奏书要用衡石计算，魏明帝自己执行尚书的职责，隋文帝工作不顾饮食，由卫士传餐，这些事被后人讥笑，认为天子不应该亲自操心细节之事。我说天子或许可以不亲自处理细小事情，但是做大臣的，绝对不能不亲自处理。陈平做宰相的时候，被汉文帝问到国家钱粮有多少，监狱犯人有多少，均不知道，这不是臣子该效法的。衡量人的功劳和成就，必须是有据可循，有目共瞩才行。军事不厌辨说。既不能临阵阅历，又不于平日讨论，则更无明了之时，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国藩所知者，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关于军事，要不厌其烦的讨论，才能做出判断。既不能亲临战场去历练，平日又没有学习讨论，就不可能懂得带兵打仗之法，凡是不经过思索考证，就信口开河，谈论兵事的，我不想和他深谈。遇到有考究过实事，深思熟虑过的人，我也愿意和他讲明一下情况。据我所知，军队中一定要有好的将领，好的将领就有真心实意，忠心义胆，这是第一要义。在行军之前就计算路程远近，考察粮草是否匮乏，打探敌人虚实，对比敌我强弱，是第二要义。这两点，必须掌握，除此之外的诸多良策，就算调度妥善，但能否奏效，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曾国藩被称为晚清中兴之基石，有半个圣人之誉。其地位比肩孔子与王阳明，人生轨迹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达到高峰。然而，身为一介汉人重臣，在满清皇权的复杂政治生态中，不得不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虽然立下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之功，却最终难逃“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