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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国百姓生活影像  60年代大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 60年代东北百姓的日常生活 60年代中国校园生活影像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再见1960-1969， 01 再看大跃进后民生变化 大跃进期间，中国民生发展，本质是围绕服务工业化的调整。 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人民公社，都是想通过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改变市场化的资源流向，将资金倾向于工业。 过于激进的跨越式发展策略，经济平衡被打破，人们日常生活随着经济政策调整产生了明显的波动。刚享受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饱饭后，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随后票证发行，低标准生活的开始，都是经济不平衡引发的，后期虽然为了恢复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补救，但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生活的一次探索，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既有收获、又有教训。 就在那个波动的年代，老一辈只求奉献，不图回报，发光发热，建水库、修铁路、垦农田、设工厂、搞运输，为新中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02 吃饱就是幸福和票证流行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开始，人们精神世界丰富，物质生活贫乏，勒紧了裤腰带还要说着大跃进，把家里的大锅都给拿了出去，支持国家炼钢。 随后，城市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6两肉两筷子就没了，却是一月的定量。 那个年代国营食店营业员最吃香，既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大家都想跟他们搞好关系，以便于在买东西的时候能多得点油水。
在那吃饱饭加点油水就能幸福一整月的年代，能告诉别人吃肉的感觉就会被羡慕，大家对吃的重视远超现在人的想象。饺子等食品必须是过节才能偿，进一步引起对节日的祈盼。 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用40年的时间，几乎陪伴了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 随后票证丰富了起来，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炭煤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 1961年底，北京发行“工业券”。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当时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有：毛巾、毛毯、毛线、铁锅、搪瓷口杯、运动鞋，雨伞、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晚了就没了。 当时营业员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还要么，不要就给别人了。”那会卖家是上帝。 当时，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了当时国情，超越了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1961年中，各地开始解散食堂。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03 生活奢侈品 舞会大概是当时城市工人最喜欢的娱乐生活，裙子、中山装格外显眼，人们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脸上表情略显严肃，绝对不能流露轻佻。在舞池中，场内井井有序，大家动作整齐有序，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 1961年，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高价糕点和高价糖果等商品，一律不凭证、不限量、充分供应。全年销售高价糖果4.1亿斤，糕点3.9亿斤，共回笼货币33亿元。 大白兔奶糖当时是所有孩子梦中所想。 北京的餐饮业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实行高价销售。 东安市场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 随后，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当时的平价车每辆160元左右；河北定高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高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 钟的高价比平价提高1.5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73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3.09倍。 这些高价产品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奢侈品。 04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记，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建国后一直推行赶超战略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本，国家整体比较贫穷，需要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这也导致严重的城乡差距。
城市由于各类资源、政策的倾斜，生活条件要比农村好太多，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农业生产人口减少、城市消耗增加，导致沉重的农产品供应负担。国家不得不限制农村人口进城，户籍制度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不断完善、发展的。 在工业发展较好的时候，不断增加的企业建设，能够消化一定的富余劳力。但随着经济调整，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就凸显，城市居民本身也开始面临失业问题。 农村粮食供给在城市越来越多的需求面前，压力越来越大。国家不得不动员城市人口返乡支持农业生产，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农业人口，逐步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 “下乡”运动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基本上是在国营农场工作，为城市提供日常农副产品。农场包揽了衣食住行，婚恋、生育、就医。 1962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营农场无法容纳更多的人，绝大多数青年就直接被下放到村庄。
1963年，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出，在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百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 实际上，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精简工作对经济好转开始起作用。 1964年，国家机关7700多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和矿场进行劳动锻炼。同时，全国有30多万城市青年下乡落户，开始走知识分子劳动革命化道路。 而真正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1968年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当时大专院校毕业分配，要求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打破大专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惯例。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原因是城市就业岗位不足。结合当时三线建设、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政策，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充实到农村和三线地区，支持当地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而当时所有的政策离不开一个国情，人口大国。1964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7.2亿，较建国初的5.4亿人口，增加了将近2亿人。年均近2000万的人口增长，对当时的中国来讲，是比较重的负担。 任何运动都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这么多年过去，不论对错，一代上山下乡者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了奋斗的痕迹。
在此，再次向那些为了国家发展曾经努力的人们，致以敬意吧。 05 向雷锋学习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解放后，在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入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因公殉职。 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公开报道。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很快雷锋的事迹得到了党史内老一代革命家的积极倡导，迅速兴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学雷锋热潮。 全国开始以各种形式组织了学习和宣传雷锋的活动。报纸、图书、画册、电影，对雷锋事迹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全国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成千上万雷锋式的先进人物，社会上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形成了一股新风气。 雷锋在当时成为服务人民的典型代表，并成为新中国的榜样力量。 06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 1963年，大寨村发生了一场特大洪灾，但是大寨人仍然坚持“三不要、三不少”。一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二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三不要国家的救灾物资，还要做到社员口粮不减少、库存粮食不减少、国家征购粮不减少。 大寨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了毛主席充分肯定。但是毛主席为了慎重，又派人下去核实，看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水分，经过调查，大寨的事例是真实的，是经得起考验的，陈永贵是好样的。
1964年，毛主席亲自接见陈永贵，说大寨搞得好，要向全国推广，从此轰轰烈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陈永贵也从此一鸣惊人，最后成为了建国后有名的农民副总理。 07 孩子的玩具 60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一直延续到70年代，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承载着小时候的快乐时光。 烟盒赌法，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根据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玩法，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孩子们把输赢的东西当自己的财富，争得不亦乐乎。 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0.72元，“短中华”是0.62元，接下来是“牡丹”0.54元、“红塔山”0.52元、“三七”0.37元。 后来流行一句顺口溜：高级干部抽“牡丹”，中级干部抽“香山”，工人阶级二毛三，贫下中农卷“大炮”。 弹弓也成了男孩成长过程中的不二之选，围绕弹弓打鸟、打碎玻璃，成了整个童年无法忘却的回忆。 斗鸡在这个时候兴起，一只脚盘起来，用手抓住脚脖子，膝盖就是打倒对手的武器，双脚接触地面为输。可以两人决斗，也可以分帮对垒，男孩子们在游戏中找到战争的感觉。 男孩子玩“烟盒”“弹弓”时，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绣花。用圆珠笔将绣样扩展到坐标纸上，然后用彩色绣线将图案绣到布上，绣出好看的花样的女孩总能得到最多的赞美。 女孩主要绣一些枕套、桌布、玻璃杯上的盖布等家里的小物件，最有名的绣样是“喜鹊”“金鱼”等传统吉祥物儿。若是有闺蜜结婚，女孩就会绣一对枕套送给他们。 08 物品供应匮乏 1964年高价商品从16种减少为13种，物价普遍下降。上海牌半钢手表每只从100元降为80元，永久牌自行车每辆从185元降为173元。 1965年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有降，与1963年相比零售价总水平下降3.85％。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至年底基本取消高价供应。 60年代物质极为匮乏，没有那么多新衣服，而每家每户都好几个孩子，一般“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那时穿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当补丁、纳鞋底。
1960年开始的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几乎是最繁忙的店铺。 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收布票。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
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生了小孩的妇女，发“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可以防水。当时兴一种油布钉鞋，鞋面就是用这种布做成的。 实际上更多的补丁都是家里人自己完成的，那会谁家有个缝纫机就能引来七大姑、八大姨的拜访。缝纫机后来也晋升为结婚必备大件。 自那会开始，谁家要有个新衣服穿出来，绝对能吸引大家的目光。过年比的就是吃的、穿的，孩子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就是最开心的事儿。 09 新鲜事物出现 1965年，第一座供应民用液化石油气的灌瓶站在北京西郊建成，并率先向北京一些居民区域发展用户。 当时一罐煤气是2.7元，议价是每罐3.2元。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到80年代初，才渐渐用上高级的液化煤气罐。 中国邮电通信网络已经延伸到广大农村，一般县都有了10个左右的邮电局、所，95%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都有了电话。通讯能力的提升，对当时国家管理水平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电话仍然是稀罕物件，信件仍然是主流的通讯形式。
同时在城市，大量的新鲜事物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当时可能并不会立马飞入寻常百姓家，但随着工业化的建设，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0 布料供应放宽 1969年，中央就棉布分配规定，按人口平均定量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调剂用布平均每人1尺。当年，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
到“文化大革命”，军装成了新潮流，成为大家羡慕的群体和信任的衣服，军装也是社会地位的体现，军装制服的纪律性和集体性，和当时的社会精神是一致的。
而隐性层面，是军装代表吃国家饭，有稳定的生活基础。这当时是大多数人向往的。 来源：鱼汤经济学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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