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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政策”导致大规模叛乱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陛庙广场召开。原定开会时间是十点，那天我和郭怀振起得早，九点多就来到会场。只见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八九百人。同往常召开群众大会不同的是，郊区的农民们手上都拿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镖和大刀。个个紧绷着脸，表情阴沉沉的，有的怒气冲冲。  整个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恐怖紧张的气氛。我向他们解释，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一言我一语反驳我。 “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靠亲友，可是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 这时，我在南乡搞土改认识的那个支部书记也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反动分子秘密部署，可能会利用农民的抵触情绪发动叛乱，他们扬言今天谁要是叫我们烧房子，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今天要出大事，怎么办?” 同样，我在进入会场后也已经嗅到了一股可怕的火药味。 讲台上此时出现了一个人，大声说着:“乡亲们!鸟都有一个窝，我们是人，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不搬家还有一条活路，烧了房子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反对烧房子的站在这一边。” 他的话音刚落，参加大会的农民、居民几乎都站过去了。就剩下我们党员干部和骨干分子站在另一边，非常孤立。 “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接着那人又大声喊。 我一听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看来烧房子要出事，要发生流血事件。 形势万分危急! 我来不及多想就急忙溜出会场，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跑去，想找苏维埃主席汇报。政府机关此时已搬到县城对面的清源山的一座寺庙里。可是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下山到会场去了。他们和我走的不是一条道。 正着急，看到有个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过河上了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抓人，有个工农革命军的营长见状朝天开了一枪，反动分子就冲上去抢他的枪，他不让抢和他们扭成一团，结果被人拖到台下，活活打死了!夏明震等一批领导都被人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镖扎……不得了了，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过了河，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冲来。 当时苏维埃政府机关有一个警卫排，有十几枝枪，我就只好组织这个排抵抗。可是这些战士都是新兵，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反叛的农民，就鸣枪吓唬他们。农民听到枪声不敢上前，但也不退。在混人队伍中的反动分子鼓动下，一会儿又冲上山来。警卫排自觉抵挡不住，扔下枪就跑，喊回这个又跑了那个，最后全跑光了。 我看到反叛的农民快冲上来了，只好往茅草小路上跑。当时很混乱，我穿的是男学生服、戴着帽子，他们一时看不清我是女的。我急中生智，假装问:“苏维埃在什么地方?” “就在山上! 反叛的农民以为我也是去围攻苏维埃的。这样我只好返身往山上跑，我趁他们不注意，瞄准机会一下子钻进灌木丛躲了起来，幸好没有被发现。 没过多久，反叛的农民开始搜山。我看到不远处有人在那里找了一阵就走了，有的拿了些苏维埃政府机关的东西，从我身边不远处走过下山去了。我听到有个妇联主任跑过了河，被反叛的农民发现抓住，她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 我着急万分，但却没办法救她，结果她在河边被杀了。 我从上午十点躲在那里，一直熬到天快黑。我听到山下有人在喊:“山上有人吗?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如果有人，就赶快下来和我们一起走。” 看到他们身穿灰军服，知道是自己人，才放心地下山，跟着部队返回教导队的驻地。 教导队是培养军事骨干的单位，队员三十多人大部分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学生，是南昌暴动后从武汉组织起来的。队长叫刘之志，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在武汉参加工农革命军。他的妻子许秀珍，原是武汉的一名中学生，一直跟随着他从南昌暴动到湘南暴动，是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中准一的女同志。 到了教导队驻地，我紧张了一天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有了安全感。 但我老想着上午的那场群众大会，预测着城隍庙里发生的一切。我想念那些同事，特别想念夏明震。他被人拖下戏台，结果会是怎样?我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只是受了伤，可千万不能死啊! 吃晚饭时，我端起饭碗，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掉下来了。但看到有人来了我就急忙抹去，装作没事一样。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哭鼻子。 大约是晚上八时许，哨兵进来报告，有一大群反叛的农民往这里冲来，他们是想来抢部队的枪。由于搞不清冲过来的是反叛的农民还是反动分子，因此部队眼看着他们要冲过桥了，才被迫朝天打枪。教导队的战士都是训练有素的，使的都是清一色的匣子枪，他们一梭子打过去，就把农民吓跑了，一个领头的被抓住了。 此人十分顽固，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放火杀人。当时我气得要命，大喊道:“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对!宰了他I”队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时，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也许是仇恨和愤怒吧。我拿起梭镖用力朝他的肚子上扎去，他倒在地上，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嗯嗯的呻吟声……那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是我平生惟一一次杀人。 夏明震之死惨不忍睹 由于局势混乱，敌情不明，孤立无援的教导队决定暂时离开郴州，与主力部队会合。我感到郴州地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向上级党组织湘南特委汇报，也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 当我们经过一个较大的村落时，只听得村里传来阵阵锣声。随后，一大群手举扁担、锄头、梭镖的农民，冲出村口追赶我们。教导队朝天开了几枪，便把他们镇住了。但他们嘴里仍喊着:“打死你们!打死你们!” 沿途经过三四个村，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我们一路打一路撤。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地，到了一个小镇上。当我们正坐下休息准备吃饭时，就听到不远处的戏台下，有人喊着:“来人啊，救命啊!” 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有人被五花大绑，关在戏台下的小屋子里。他说他是当地农会干部，被还乡的大地主抓了起来，准备要杀头。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要来了，就丢下他跑了。我们赶快给他松了绑，他说:“还有两个农会干部，刚刚给活埋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急忙跑去挖开土一看，已经没气了，只好又重新把他们埋了。吃了饭，我们又继续赶路了。 到了晚上天黑时，教导队才抵达永兴县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我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 周鲁听完汇报，觉得问题严重，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的负责同志请求派兵。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叛乱。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部队返回郴州。天快黑时，队伍接近郴州。举目可见尸横遍野，有的肚子被剖开了，有的前胸被捅得像马蜂窝，有的脑袋还挂在灌木丛上……战士们悲痛至极，怒火中烧。进城后见街上的店铺都关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群众。 部队了解到，一批反动地方武装和受蒙蔽的反水群众，见部队进城便逃到郴州附近的南塔岭。部队马上攻打南塔岭，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当场击毙反动豪绅崔廷弼。 仅仅时隔两天，当我再次看到的郴州城，却是另一番惨厉的景象。城中心大街一片残墙断垣，使我甚感震惊:我们没烧过房子，但眼前却是满目焦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反水的农民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时，一些人死里逃生，跑到五十里以外的良田镇。当地党政组织惊悉郴州反动派举行暴乱，马上召集五千多农民，连夜开进郴州，同地方反动武装及反水的农民激战，从当晚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在混战中，反水的农民把整条街的房子给烧了。 我还看到街上到处是血迹，尸体有几十具，横七竖八东倒西歪…… 我四下打听夏明震等人的下落，有人告诉我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我和战士们急忙赶到河边，最不愿意看到的惨烈景象还是出现了。 河滩上摆着九具尸体。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也说不出当时是什么心情。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真是惨不忍睹! 那时天气还很冷，尸体还没有腐烂发臭，我们找来棺材，把他们逐一收硷好。我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两天后，夏明震等烈士被安葬在文帝庙附近。当时郴州工作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因此没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只组织了一批人去送葬。送葬时，我克制住自己肝肠俱裂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的一程。 夏明震悲壮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我，他才二十一岁，本不该死啊! 但痛定之后，有更多的思考，并且愤怒使我加倍的坚强。我觉得自己不能在众人面前哭，我不愿让人看见我此刻的脆弱。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也不愿只为自己亲人的牺牲而哭泣。 我只知道夏明震被埋在文帝庙，却不知道文帝庙在何方。前几年我回到郴州，想去凭吊先夫的亡灵，但听说文帝庙已拆了，夏明震等人的墓被迁到一个山脚下。我下山去寻找，山下正在修公路，他的骨骸已不知所终。 我的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 跟随朱德上井冈 现在回想起来，郴州特委所作出的极左的“焦土政策”，真是愚蠢至极，罪孽深重，它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它损害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糟踏了郴州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使胜利果实和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它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损失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挫伤了群众的感情和积极性。极左路线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广大人民群众抵制“焦土政策”，反对烧房子，甚至因此反目成仇，而这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省。反动派恰恰利用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秘密策动、暗中唆使，挑起一场反革命叛乱，借农民群众之手向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大打出手，以致酿成了这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互相残杀，殃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农会干部、赤卫队员以及不明真相的农民和无辜的群众，甚至青少年。 后来我还听说，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反水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水的农民哄骗说:“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到山沟里。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一千多人屈死在那场残杀中，而真正的反动分子却藏在暗处，煽风点火，死得并不多。真是令人悲哀啊!  工农革命军打回郴州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郴州县委，由陈毅代理书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今后不再搞“焦土政策”，也不戒备森严，让大家安居乐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还宣布除那些大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一定要镇压外，不明真相受反动分子欺骗的农民，一律既往不咎。贫苦农民本来对土地革命运动是赞成和拥护的，听说共产党不追究以往的事了，他们又重新投入土地革命斗争。照样打土豪分田地，分粮济贫烧田契。 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农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也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宜章与摺岭交界地区活动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此时也回到郴州。农民自卫队重新拉起队伍，继续活动，郴州地区的革命形势很快得到好转。 郴州县委重组时，我不愿意留在地方工作。经组织上同意，我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 这是一支由郴州工人纠察队扩建发展起来的队伍，在与国民党部队和土匪武装的战斗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师长邓允庭，辛亥革命时，曾任过蔡愕、黄兴部队的参谋长。蔡愕失败后，他离开军界遁人教门，当起牧师。北伐战争时，他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由于他思想较进步，党组织决定发展他。 夏明震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和主持入党仪式时，我也去了。他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也愿意加入共产党;但我也相信基督教，我不是迷信，而是相信其中的道理。共产主义讲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基督教讲平等、博爱是一致的。所以我不放弃基督教。” 可是当时部队急需军事干部，就任命他为第七师师长。不久，朱德派蔡协民来第七师任党代表。 正当郴州土地革命斗争再次风起云涌之际，广东和湖南的国民党部队已向郴州地区步步进逼，形势急转直下。 一天下午四点多，我们接到紧急通知，明天一早一律撤出郴州，向江西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 第二天一早，邓允庭师长带领主力队伍，开赴良田一带，阻击和牵制来自广东的范石生部队。我也匆匆忙忙地跟着党代表蔡协民和师直属队一道，离开了郴州，向井冈山进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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