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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强村轶事 ——《伯強沟里是故乡》之六 李剑柔
人们常说，城市兴起于村庄，正如当初村庄诞生于荒野。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撤村销号，整体搬迁，竟然成为了一种趋势，许多村子却正在慢慢的消失。我的故乡伯强沟原本有23个村子，现在大大小小15个村子已经不复存在，仅存伯强等8个人口渐少的村子保留村委，勉强承续着几千年来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村庄的消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过去，但村庄的记忆却存活在那些像随风飘落在另一片土地上的蒲公英们的心中。可惜人愈老，乡情愈烈，回不去的家乡、朝思暮想的生命根系、念念不忘的依恋情结、正在消失的村庄历史，让这些新根难扎的蒲公英们忧虑重重。于是，许多在世的老人们发起了“伯强沟里是故乡”征文活动，意在把沟里那些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村子里过往的历史、曾经的辉煌、有趣的人事等等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代不忘家乡、熟悉家乡传承，有根可寻，不能不说是一件留存历史、填补空白的功德善事。
在五台山和憨山夹峙的地域有一条著名的人字形山沟，这就是伯强沟。从东山乡沿砂石线往南到童子崖便进入了伯强沟，车行十分钟，就到了我出生的地方——伯强村，正是这个人字分叉的中心位置。砂石线在伯强村口东边，再往南过野子场、狮子坪进张先沟、岭底，有登山步道可登顶北台，这是一条叉沟，羊眼河就发源于岭底村附近；从伯强村中间往西南方向，过南庄、耿庄、南沟、宫黄沟、化塔、到北台峰村，也可徒步上北台顶，这是另一条叉沟。 伯强沟峡谷蜿蜒，山峰峻峭，苍松翠柏，天蓝水清，空气清新，风光旖旎，一年四季风景不同。春天，万物复苏，坡上嫩草茸茸，沟底水衔春色，野花竞放，争香斗艳，鸟鸣悠扬，如琴如瑟，给幽静的山沟增添了一抹生机。夏天，看山梁郁郁葱葱，听涧底流水潺潺，云雾飘渺，牛羊点点，一步一景裹挟着一份浪漫的诗意风情，令人烦恼顿消。秋天，满山遍野色彩绚烂，累累野果香气四溢，溪水澄澈，曲径通幽，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盛宴，更是一种心灵洗礼。冬天，千沟万壑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之下，银装素裹，黑白分明，天地苍茫，韶华尽收，显得格外宁静与祥和，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如今的伯强沟，水土流失治理初见成效，滹沱红色教育如火如荼，毛主席路居纪念馆闻名遐迩，农家乐野味、水上乐园、天然氧吧、朝台步道、北台圣境……目之所及，皆为风景，两耳所闻，皆成风情。在这里，你尽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体悟生命的真谛，感受生活的美好。 伯强村自清顺治年间李氏六世先祖建村以来，已有370多年的历史。整个村子西高东低，李家祖上靠南山头下建屋，这座山大体是南北走向，山头呈阶梯形缓坡逐层上升，林密草丰，一条小河绕南山头向东流入南来北下的羊眼河。听老人们说，南山头下建屋的那一层远看像一条硕大的巨龙扎在羊眼河吸水，是难得的龙脉所在。新村子靠小河对面的北山而筑，北山濯濯，陡峭突兀，但山底平缓，背风向阳，也是理想的居住场所。历史上，每当暴雨时节，山洪暴发，从后峪一带下来的大水，往往要冲毁田地、屋舍，垒石筑坝成了祖祖辈辈村民的头等大事，冲了又筑，筑了再冲，渐渐地那河坝犹如一条长长的石墙，成了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所以，好多时候人们也习惯性称呼伯强村为“坝墙子”。 南山脚下有四处四合院，正是那龙头所在的位置，背靠南山，面临清河。最高处院子于1970年改建成毛主席路居纪念馆，第二处是我家老院子，都是大门朝北。下边第三处是伯强有名的旗杆院，是一个二进制四合院落，大门朝东，这是李家祖上最早的家院。清末，我十一世老爷爷李珰捐取监生功名后，在大门口左侧立起一支四角石座的木制旗杆，后来村民们俗称这处院落为旗杆院。“竖旗杆”是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物，明清时期非常盛行。李家这支木旗杆，虽无石旗杆雄伟、凝重、坚固耐久，但亦颇显气势，成为李氏家族光宗耀祖、彰显身份的象征，激励着李家后人积极进取、努力用功和造福乡梓。在我很小的时候，仿佛还依稀记得那旗杆的样子。李珰老爷爷兄弟七人，分家时，老大的孙子年龄比七弟还大，人口众多，于是又新建了上边两处院落，众兄弟依次分占了这四处院落和祖上的田地、林区。四处四合院的大门外边是南山头的最低一层，原来也有几处小院，房屋较为简陋，过去是长工、下人们居住的地方，1956年，因罕见山洪暴发，水势凶猛，冲毁了下院，冲垮了地基，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多少年再无人建房居住。村里的年轻人更不知道有这段历史。 伯强村东是一片稍平之地，正是那龙嘴吸水之处，是李家另一处居住区，著名的奶奶庙就矗立在这里。 奶奶庙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我爷爷李九经担任总经办，负责规划、招工、采购、伙食等事务，聘砂河张西厚父子做工队头目。开工以后，先在正面建阁楼，塑观音菩萨像；后盖庙，塑奶奶神像。南面建戏台，东西两边各三间厢房，为禅房和客堂。西南角是伙房，东北角有一间面朝东面公路的老爷庙，东南角有南房一间是龙王庙，紧挨这间南房的是一个坐西东向的大门。庙盖好后，接着是装修，塑像，彩绘。整个庙院，布置精致，飞檐翘角突兀多姿，砖木石雕琳琅满目，雕梁画栋飞光流金，壁画彩塑栩栩如生。正殿奶奶神像面容慈祥，法相庄严；阁楼观音菩萨慈眉善目，体物缘情；关老爷神勇威严，龙王爷调风顺雨。宏伟壮观的庙院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自然流露出一种大气和美感。可惜，正当准备给神像开光之际，卢沟桥一声炮响，日军全面侵华。9月，日军攻破茹越口占领繁峙城，并沿砂河、东山底一线过五台，日侦查机途径伯强，看奶奶庙人山人海，投下一颗炸弹，当场就炸死了两人，尸骨横飞，血肉四溅，我们唤作六六爷爷的李夺春只好用萝头捡回了他父亲的尸骨。后来，日本人想在奶奶庙附近建炮楼，恍惚间看到村里数万士兵埋伏期间，身感不安，于是改建在狮子坪，乡民们传言那是关老爷突然显灵。此后，奶奶庙越发神异，吸引了众多沟里村民和香客前来烧香、祈福，保平安。 对日本人的切齿痛恨，激发了伯强村人的抗日情绪和勇气，伯强村的地下抗日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当时我爷爷就参加了秘密宣传边区政府政策和发放边区红票的工作，我家老屋也成了边区政府开会、接头、传递信息和组织活动的联络点。八路军边区繁峙县政府县长于寿康、县委书记张柱国、一区区长周维景，以及后来的县长郑克胜、张策等经常出入我家老屋。 解放以后，扫盲运动、义务教育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伯强村小学占用了奶奶庙，朗朗书声打破了静谧优雅的环境，奶奶神肩负起了传宗送子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职责，人神共处，倒也和谐。1953年，一所采矿学校的学生来伯强沟探矿实践，就住在伯强小学，一位姓康的老师在孩子们课余时间，教他们唱歌唱戏，排练节目，奶奶庙的戏台子成了小孩子们课外文化生活的大舞台。1958年，奶奶庙改建成伯强沟第一所完全小学校。130多名来自伯强沟23个村的小孩子，十几名教职工，奶奶庙显得捉襟见肘，无处安置。于是正殿、戏台成了两个班的教室，木梯登台，草席挡风，捡材取暖，窝头咸菜充饥，孩子们乐此不疲，用功学习，奶奶庙竟成了他们的知识家园和精神乐土。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从奶奶庙走出伯强沟，奔赴到全国各地求学就业，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上世纪90年代，整座庙宇已经是破烂不堪，残垣断壁，荒草丛生，最后直接拆除，静悄悄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为那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乡土乡音、乡风乡俗是刻在每一位游子心头永远不能忘记的念想。民国初年，伯强村李兴义，小名天成，父亲死的早，后娘也不咋待见他，孤苦无依，受尽欺辱，从来没有过开心的事。但为人却心地善良又实在，走路习惯摇晃膀子，人送外号“摇天成”。有一年，摇天成伙同伯强村几个人去大沟偷偷砍树，攒木盖房，正要走的时候，不巧碰上了大沟村的人，一阵吆喝，不多时来了一伙人围住了他们，不仅不让背走树材，而且还要罚钱。一年轻的机灵后生悄悄遛了出去，回伯强村叫来了更多的人，增援助威，解决纠纷。一时间，两个村的人们互不相让，争吵不断。说来也巧，大沟村一七旬老汉，与摇天成堂哥拉拉扯扯，情绪激动，一脚踩空，掉下沟里，摔断了肠子，当时就气绝身亡。大沟人趁机起哄，污蔑伯强人打死了人，告到县衙，要求一命抵一命。摇天成想到堂兄上有老，下有小，而自己却是爹死无娘，活着只有苦难，没有乐趣，便自告奋勇，主动替堂兄承担死罪，被抓进大牢。时任县长熊砎也是后娘养大之人，深知遭逢后娘之人的受虐和酸苦，遂动恻隐之心，判其充军湖南。听闻判决，摇天成哈哈大笑，甚是高兴，死罪变成了活罪，岂不是人生幸事。此为一高兴。 民国初，刑事犯罪仍按清朝法律执行，摇天成由差役押解一站一站送到了湖南目的地，正赶上民国第二次南北战争爆发，各路军阀肆意混战，争夺地盘，湘西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地方政府根本无暇接管犯人这类事情，摇天成得以自由逃生。这时候，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回家乡，死也要死回家乡去。一路上餐风露雨，躲兵避乱，沿路乞讨，摸爬滚打往北返。途中，碰到一流浪孤儿，相跟做伴，互作照应。当得知这孩子父母均死于战乱，别无他亲，深感同情，于是认作儿子。当父子两人走到山西地界，看到巍巍太行山，摇天成心里不由地激动起来，家乡就在眼前！长时间的劳顿苦楚瞬间消失了一半，他第二次开怀大笑。此为二高兴。 当继续爬过五台山，登上鸿门岩，向下一望，远远就看到了伯强村河床中间的那棵硕大的老榆树（据老人们说，这棵大榆树周长有两丈，树高约三四丈，是方圆几百里少见的大树，1957年被218地质队砍倒）。摇天成父子喜极而泣，想到一路上吃尽苦头，而今终于踏上故土，禁不住仰天大笑：“伯强，我回来了！”此为三高兴。 回村之后，村人无不啧啧称奇。摇天成这一路来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见所闻，经历非凡，成了伯强村唯一见多识广之人。什么孙中山建立民国，什么袁世凯窃权称帝，什么宣统皇帝复辟，什么各路军阀讨袁，什么瞎子王子成称帝建周……这些天下大事，民间奇闻，给伯强村这些偏于一隅、消息闭塞的山汉们打开了眼界，增添了新鲜资讯，摇天成竟成了村里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摇天成捡回来的儿子李五同走西口外出内蒙，又捡回来一个儿子，取名喜来。喜来又生二子，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我在伯强生活的时候，喜来正是大队的饲养员。 多少年过去了，摇天成的故事渐渐被人遗忘了，但唯有摇天成的“一生三高兴”，无不打动着每一位客居他乡的游子。难以割舍的亲情，刻骨铭心的乡情，叶落归根的宿愿，它像一根细细的红线，牵引着人们的心灵，输送着无尽的温暖和不断前行的力量。 我升厚哥的父亲名叫李苍。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第二次占领繁峙县，日军加纳部队统治全县，在繁峙县城设立总部，砂河镇设立日军特务机关红部（解放后砂河公安局用作办公地点），并在全县多个村镇建有炮楼。李苍为人老实胆小，不善变通，人称“一根筋”。 一次外出，被日本人抓到狮子坪炮楼干杂役。每天拉煤，搬钢材，运弹药，修工事，永远有干不完的活。超负荷劳动，苦又重，但日本人却不给多吃饭。每天早午两顿只给吃二两高粱或玉米面窝窝头，一碗青菜汤，晚上只有二两大米稀饭，饿的厉害就吃野菜和树叶充饥，过着奴隶般的劳工生活。而且，日本人蛮横无理，冷漠无情，手持木棒，看谁不顺眼，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根本没有理由。民工时时被监视着，大小便也得喊报告，先挨上两棍子才允许去。李苍个高腿长，头戴一顶黑山羊毛毡帽子，尤其显眼，动不动就被日本人点卯。炮楼伙夫也是伯强沟里的人，不想看着他受罪送命，故意指点他去十几里以外的西沟口去挑水，心想趁挑水的功夫让他悄悄遛掉，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可是，李苍胆小老实，愣是不敢逃跑，挑回来了一趟又一趟。老伙夫气得牙痒痒，只能叹口气说：“罢了罢了，这种人神仙也救不了。” 日本人经常逼着他们从砂河往狮子坪运送物质，一些民工经常有偷跑的动机，没多时，李苍就和这些人就被留在了砂河红部看管起来。当时，我爷爷在外村教书，不在村里，闻讯之后，托能和日本人说上话的二奶义说情放人。那个时候，被日本人抓了的民工比较多，随便放几个人还是可以的，但有言在先，被看管的人员不能放回去。放人时，李苍戴着那顶黑山羊毛毡帽混在人群中，被日本人一眼认出，硬生生给拉了回去。如果当时多个心眼，扔掉那顶帽子，或是揣在怀里，不要特征鲜明，他就得救了，可是老实人心眼小，舍不得东西，又没有那急才，往往是最遭罪的人。 不久，繁峙的抗日活动逐渐多起来，民间抗日情绪暴增。李苍又被管押到繁峙总部。村里人心急如焚，我爷爷到处打听，托人，找到了他的一家远房大舅向日本人求情赎人。好说歹说，同意放人，但条件同前。放人时，李苍依然戴着那顶黑山羊毛毡帽混在被赎出的人群中，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人被放走，轮到他时，又一眼被日本人认出，硬生生又给拉了回去。那么多民工，一个胆小如鼠的老实人，竟然成了繁峙大地每个日本人都认识的名星人物，可悲可叹又可气！没过多时，老实死相的李苍活生生被日本人练了刺刀，肚上被捅十几刀，生生送了命。 伯强村闭塞偏僻，民风淳朴，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厚道老实、胆小怕事的山里人性格。但日本人的残酷暴行，又一次激发了伯强村人无限的怒火，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好多人也秘密加入了抗日救亡活动。 1947年，我本家二哥李贵喜，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进攻开始后，身先士卒，第一个带头报名参军，第二年又把弟弟李根喜带到部队参军。解放后，李贵喜十几年未回家乡，由一个普通士兵升至营级。就连后来的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都有伯强人参加。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伤害，至今隐隐作痛，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只有以史为鉴，强大自我，矢志不渝，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才能不负历史所托，社会所望。 我的爷爷李九经，繁峙县伯强村人，生于民国二年（1913年），为人正直、聪颖、开明、有学问，但性格懦弱、胆小。我老爷爷李垱，是当时村里唯一的监生，54岁那年才有了我爷爷这一颗独苗，故疼爱有加，百般呵护，书经礼仪，悉数调教。七八岁时，我爷爷便骑上毛驴，穿梭在伯强和砂河之间，给我家买卖上算账。17岁时，我老爷爷去世，留下我爷爷孤身一人担负起偌大家业。 抗战初期，我爷爷一直帮助八路军边区政府从事扫盲工作。1940年前后，爷爷27岁左右，和当时八路军边区繁峙县政府县长于寿康（原名刘松山，山东海阳人）、县委书记张柱国（繁峙蛟坨人）、一区区长周维景（上海人），以及后来的县长郑克胜、张策（职务不详，后为大同市市长、上海市市长）等都是要好的密友。伯强当时属于四区，是一区和四区的分界，仍被日本人控制，由于我家祖上是财主身份，我爷爷时仍有三间大瓦房，两边各加两间耳房。南耳房出去就是南山，家大房多便于隐藏，南山树林便于撤离，所以，我家老屋就成了边区政府开会、接头、传递信息、组织活动的联络点。据我父亲回忆，当时我爷爷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边区政府政策和发放边区红票（边区政府发行的一种红颜色的纸钞票）。 有一次，三堂沟（现东山乡上庄、中庄、下庄）一位农民藏在帽子里的边区票被日本人发现，严刑拷打之下，供出是我爷爷给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火速前往伯强捉人，我爷爷摸不清头绪，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被日本人五花大绑捆起来，说是要砍头，我爷爷拒不交代，日本人没得办法，僵持了几天。后来，边区政府通过关系，买通时任警备队队长的伯强女婿王耀庭（茶坊人），送了大量的银元和鸦片，才把我爷爷救下。 还有一次，中央派驻的八路军干部刘梅（从事扫盲和妇女工作）在香坪被日本人活捉，我爷爷亲自出面，跑腿，给王耀庭送钱送礼，打通关节，将其救下。 繁峙边区一区区长周维景是我爷爷最好的密友，路过时经常落脚我家老屋，吃住都在我家，也为了便于和县委领导联络，暗中通报情况，送达情报。1943年11月，新任一区书记的周维景在我家和我爷爷分手后，路过小宋峪至大宋峪前边松树林，被盘踞在砂河的日本人包围，周维景在销毁大量的文件之后，与日军顽强周旋，奋力搏斗，最后英勇就义。我爷爷时常和我父亲提及此事，为好朋友的突然牺牲万分惋惜，悲痛之情，难以抑制。 后来，边区繁峙政府领导于寿康、张柱国等多次推举我爷爷担任二区区长，并委托马圈村（现集义庄乡南龙兴）我的表大爷高明章（时为八路军高级干部，后任山阴县粮食局局长）作保人，但我爷爷考虑到刚刚成家不久，又喜得我父亲这个独子，家业无人照料，再加上性格懦弱胆小，再三推辞，不了了之。打跑日本人之后，爷爷分配在大营小店、砂河联兴等地教书。1948年土改时，我家的成分被政府划为新中农。1953年我爷爷被聘为伯强乡信用社会计，当时，乡信用社、及后来的村供销社都设在我家老屋北三间房里。1960年，张柱国回繁峙探亲，因我爷爷外出不在，只好找到我砂河表老爷爷（蛟坨女婿）传话表达慰问，并留下30元，略表心意，感谢我爷爷当年对他的照顾。之后，张柱国再次回到繁峙看望我爷爷，可惜老人家已经去世，两次看望都没能见面，叹息之余，只好怏怏而去。 世事无常，我的爷爷虽然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但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做事低调，不喜张扬。年轻时候积极支持抗战，深明大义，把我家作为秘密联络站，倒也做了不少轰轰烈烈的正义之事，可惜爷爷口风甚紧，这些抗日逸事，鲜为人知，仅仅我父亲、姑姑和我媚喜哥、保廷银廷哥弟兄们小时候常听我爷爷讲过。后来教书也罢，做会计也罢，为新中国建设也是兢兢业业，全力奉献。好在受主席庇佑，我家老院现在已经成为毛主席路居纪念馆的展厅之一，如果爷爷泉下有知，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种慰籍吧！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形势逐渐好转，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能更好地更方便地统一指挥全国各战区作战，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 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纵队离开米脂杨家沟，来到了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吴堡县岔上镇川口村渡口开始东渡。随后，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行200多人经岢岚、五寨、神池、雁门关、代县到达繁峙。 4月7日由晋察冀边区领导带路，中央领导机关一行人，沿繁峙、砂河、东山底一路到达伯强村。伯强村在抗战时期是边区八路军干部秘密联络的常居点，我爷爷更是他们的老朋友，革命基础牢固。经边区干部推荐、考察，毛主席等中央主要领导住在了我家院子和我媚喜哥家院子，这两处院子是村边最高处，站在大门口，全村及村外形势一览无余。 媚喜哥父亲李海玉是村里的粮秣员、共产党员，对党忠诚，为人踏实，对村里的事尽职尽责，关键时候能靠得住，而且院子小，人口少，便于向外安置院子里的住户。早在4月3日前后，边区几位领导突然来到伯强村，通知李海玉提前妥善安置院里的家人暂且住在别处，说要征用你们这个院子几天，存放一些重要物资。当时，我海玉伯伯有些为难，院里除了他家之外，还有哥哥李海君、四弟李玉治一家，院里这么多人，不知道一时间往哪里安置。边区政府领导郑重地说：“组织上经过多次考察，觉得村里就数你家干净整洁，最为合适，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不用多说，要克服一切困难立即处理好这个事情。”海玉伯伯一听说是组织的安排，二话没说，迅速落实了这个事情。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有人来清理院子和屋子里的卫生，村子里的解放军也逐渐多了起来，人们这才估计是有部队首长要住。这期间，谁也不知道是中央领导机关要来，更不知道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伟大人物。 当日，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停在我家老屋大门下边的菜地里。边区政府领导安排毛主席住在南屋，这是党员村干部李海玉伯伯家，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住在西屋我海君伯伯（妻杨林林）家，我丑丑哥李有章娘俩住的东屋和我玉治哥住的北屋安排了其他领导和警卫排。我家老屋在另一院子，与主席所住之院隔墙相邻。过去，村里老院是以西为正，我家老屋三间主房，两边各两间耳房，共七间正房，由于我家当时人口不多，我爷爷奶奶两大人，父亲和两个姑姑都十岁以下小孩，所以，空房较多，主要安置的是其他中央领导和随同的部分妇女干部。机关其他人员和警卫人员分散安置在我家老院另几户人家和两个下院，也有的分散住在旗杆院和村里的其他人家。当天夜里，下起了鹅毛大雪，整个小山村都笼罩在茫茫飘雪之中。夜里，边区政府领导吩咐李海玉让他通知七位村干部第二天上午开座谈会，李海玉也都做了安排。 8日上午，唯美圣洁的满天飞雪把小山村点染的银装素裹，粮秣员李海玉同村支部书记兼村长耿明昭、贫农团长耿祥明、村财政委员李生密按时来到小院，其他三位村干部忙于安排清扫路面积雪事宜，不在村里，没有来参会。刚进大门，村里有骡马车需要粮秣，喊李海玉临时出去处理。最后，周副主席只接见了三个人，并听取了他们关于村里土改工作和老百姓生活生产情况的汇报。中午，由周副主席作陪，毛主席与他们共进午餐，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了当地土改工作的进展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 8日下午，从前线传来我军攻克洛阳的喜讯，毛主席在这个小山村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文，写下了一篇大家都熟知的极具划时代意义的电报。这个电报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晚上，毛主席考虑再三，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分别致东北局、华北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电文，指出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完全适用于新解放的各城市，要求他们责成各市委将占领后所采取的政策及施行结果作出总结，电告中央。（引自《毛泽东年谱》（修订本）第301页。此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当年电报、会议纪录等原件编写，主编逢先知，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下同）主席运筹帷幄，全局在胸，这个纲领性文件不仅具体明确地提出了我党城市工作的基本政策和总体原则，而且为新中国城市经济建设和工商业改造指明了方向。 4月9日上午，山河寂静，万物泰然。从呼啸的山风里飘落的春雪越来越大，毛主席同周副主席走出房间，从我家南耳房前边的那条小路登上缓坡。坡上视野开阔，一览无余，远山近岭尽收眼底，他们有说有笑，谈论着新中国的未来，谈论着晋察冀野战军察南绥东的战役，谈论着山东兵团许、谭对敌宽大政策的电报，谈论着渡江南下的计划（作者注：后来，因粟裕的三次建议，主席邀粟裕在西柏坡见面详谈之后而中止。）…… 下午，由于长时间的坐车赶路，难得有一次空闲作调查研究，于是，毛主席由部分警卫人员陪同，随机走访了几户农民，亲自调查了解了当地对中央晋绥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并风趣地给大家介绍了崞县（今原平县）两区180位农民开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问题的经验（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29页《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了解了当地干部的作风问题，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这天下午，村子里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就是我爷爷时常同我父亲和姑姑们讲的“四两换半斤”的故事。当时，毛主席和随军人员的粮草等都是从村里随时购买的，但结账时却出现了问题。村民们用的是16两一斤的老秤，而八路军（其实当时是跟随毛主席东行的部分中央领导、妇女干部、机要和警卫人员，应该是解放军，但当地人仍习惯称八路军）用的是16两一斤的新秤，都是十六进制，但标准不一样，那时候村里识字的人不多，会笔算或珠算的人更是寥若星辰，大多只能靠口算和心算。当时边区政府的政策是买卖要公平，但后勤人员不想让老百姓吃亏，但又不会折算，急得满头大汗，老百姓也弄不清如何处理。正好一位八路军女干部大姐看到了，给大家讲解了折算的办法，简单的讲就是用老秤称下的重量乘1.195这个基数大约就是新秤的重量，并给大家讲了16进制的细节。但是，双方还是稀里糊涂，不知所以然。这时，有人想到了我爷爷，喊来之后，八路军大姐一讲，我爷爷就清楚了，教给大家折算的道理，大体是“四两换半斤”的意思。实际上，旧有的“老秤”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大约597克，“新秤”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500克，换算如下：“新秤”1斤＝16两＝“老秤”13.5两。这样一算，“新秤”要比“老秤”分量轻得多了，如果按新老秤重量一样结算，老百姓是有些吃亏。后来几天，凡有交易，都是由我爷爷帮助各家算清帐款。 当时，因为天气寒冷，有村民送给主席一个泥制火盆，警卫员在生火过程中不小心给打碎了，按照解放军的政策，最后，毛主席主张硬赔了一个铜脸盆。红色政权这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偿”的铁律，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戴和赞扬，一时传为美谈。 4月10日，杨罗耿发来紧急电报，请示攻打天镇地区暂四军（作者注：张家口被我军包围后，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官兼代察哈尔省主席孙兰峰紧急成立的野战军，由原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的意见，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肯定了他们的想法，并明确指示他们可以根据战况实际，灵活完成后面或打平绥东段，或打绥远三十五军的战役，以便打开绥远局面。（电文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第301页） 在毛主席的谋划和指挥下，我晋察冀野战部队陆续解放了怀安、天镇、滹沱店等地，傅作义的大动脉再一次被我军切断。从此，我华北野战军的作战方向犹如拨云见日，出现了运用自如的机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一阶段的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 晚上，毛主席彻夜未眠，在深思熟虑之后，又以中央局的名义起草致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谢有发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文（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第301页）。这份电文也是极具纲领性的文件，明确指出军队及地方政府对降敌必须要按照中央制定的政策执行，绝不能存在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冒险主义、地方主义、经验主义和随性主义等恶劣风气，必须做到全党全国上下在政策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我党、我军在即将迎来的新中国新政策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毛主席在伯强不仅时刻考虑着全国解放的军事大棋，而且时刻考虑着新中国城市和农村建设、工商业界管理和用人制度的大棋。4月11日，毛主席在谭震林四月一日电报上详细加写按语，明确了在工厂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和职员的意见。（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第302页） 4月11日下午，在村民和战士们的努力之下，路上积雪得以清扫，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行从伯强村出发，冒雪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第303页，西柏坡廉政教育纪念馆图展《中共中央转战西北路线图》） 1969年秋，繁峙县文化局从县机关和各乡镇抽调了30多名文艺骨干，组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县文化馆排练节目，文化局领导张正纲、赵晋掌、崔树珍等偶然听我媚喜哥说到毛主席路居的事，觉得意义重大，马上汇报了县委领导，经过多方查证，确认了毛主席路居的真实性。于1970年重新迁置了媚喜哥院子里的住户，把这个院子改成了毛主席路居纪念馆。第一任馆长由李建堂担任，解说员是刘俊娥。根据人们的传言，纪念馆认定当时主席一行只住了两个晚上。 2013年6月25日，东山乡伯强村“毛主席路居纪念馆”作为繁峙县第一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揭牌，此后每逢重要节日，县里都会围绕伯强村毛主席路居纪念馆开展一系列红色传承活动。 如今，距毛主席路居伯强村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等几代领袖的领导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家四代后人共有十余名中共党员，分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伯强村的人民也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2019年10月份，在繁峙人大工作的弟弟李雨歆与我联系，谈到了在毛主席路居馆布展座谈会上繁峙县委县政府的主要精神和他自己的想法，于是，兄弟二人随即展开了伯强村名的考证和毛主席路居详情的调查和研究。其中，弟弟网拍的逢先知先生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一书中关于毛主席路居伯强村停留的时间与现行说法出入较大，为了还原那段意义深远的历史原貌，我和弟弟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走访，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于2020年2月在本人微信公众号《圆梦青春520》发表了《伯强记忆 红色传承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故乡伯强村和毛主席路居纪念馆》一文，揭开了伯强村那段鲜为人知的精彩篇章。
伯强村最红火的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1949年我爷爷加入了农业社互助组，1952年伯强信用社和供销社成立，地址就设在我家老房子。我家老房子是一处坐西朝东的七间大正房（古时候伯强以西为正），供销社靠南，一间正房卖布匹，一间耳房卖杂货；信用社靠北，只占一间耳房，我爷爷一家五口住在中间的四间正房。1953年我爷爷被聘为信用社会计。这两年采矿学校的师生和211地质队进驻伯强，从此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不再沉寂，藏着宝贝的穷山沟一夜间沸腾起来。1955年218地质队进驻伯强，每天村里车进车出，人来人往，南腔北调，熙熙攘攘。30多台钻探机遍布伯强沟各个山头，隆隆的炮声此起彼伏，轰鸣的钻机刺耳欲聋，伯强沟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探矿挖矿运动。每天，矿脉的有无牵动着地质队员们的神经，更刺激着村里人那种对金灿灿的宝贝充满渴望的眼睛。数百名工人都住在伯强村，当地村民纷纷加入打零工队伍。紧接着，铜矿、金矿、有色矿不断被钻探出来，各色的新闻媒体，各级的领导干部，参观的，访问的，慕名的，取经的……平常默默无闻的小山村，突然间增加了这么多场矿和人员，国营食堂吃客盈门，米面粮油常常断货，就连我家那供销社也是日用品紧缺，供不应求。伯强村从此名声远扬，成了沟里最红火热闹的地方。1958年，伯强成立了人民公社，在北山前面荒滩上修建了公社政府大院、供销社、信用社等，一些抗战时期、解放时期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留守干部也纷纷盖起来新房，就是现在的新村，我家房子也退出了供销社、信用社的功能。 六月骡马大会是伯强村最负盛名的热闹集会，是伯强沟传统的农事贸易民俗庙会。伯强沟沟深石奇，林密草丰，泉多水清，气候凉爽，是十分理想的夏季天然牧场。每年春播以后、秋收之前，远近各地的牲畜消闲下来，都由专人牵赶，云集伯强沟，遛草攒膘，也就是俗话说的“寄坡”。由此形成的六月会，就成了人们互换牲畜、调剂配种、上市交易的大型农事集会。每当过会时候，伯强的河滩街市人头攒动，骡马牛驴嘈声鼎沸，买卖双方袖筒摸价，牙纪商贩穿梭其中，酒馆饭店随处可见，地摊杂货一应俱全，南来北往的人们流连忘返，成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 伯强村的李双喜和我是同辈，我称其为双喜哥，生于1932年1月。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双喜哥曾说，当年，这首耳熟能详的《勘探队之歌》，时时鼓舞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用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一切困难，为国家寻找矿藏。 1955年，218地质队进驻伯强村，李双喜被招为工人。那个时候，因国家建设需要，一批批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国家勘探地下宝藏。但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探测设备简陋，往往需要地质队的队员们付出更大的辛苦。作为山里长大的人，双喜哥踏实勤奋，肯吃苦，爱钻研，每天总是第一个背起地质包，装上地质锤，带着一天的口粮，徒步爬山，带路，找矿，探矿，钻矿……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吃了多少苦，学到的知识技能也越来越多。 几年来，他们爬遍了伯强沟的每一个山头，陆续找到了金矿、铜矿和有色矿等，地质队的巨大成就为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李双喜的钻探技术也日益精湛，多次受到地质队表扬。1959年，李双喜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10月25日，全国群英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来自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6577名劳模代表齐聚一堂。李双喜和六千多名代表一样，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全体代表。 当劳模回到了伯强村，二尺长的大合影照片、精美闪光的大奖章、烫金国印的获奖证书等等，无不令人称奇和羡慕，伯强村人又一次受到了鼓舞和震撼。1960年10月，李双喜又在忻县参加了共青团218队第二届首次代表大会。可惜，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频繁，物质供应紧张，人多粮少，饥饿时时威胁着正值壮年的李双喜，当年的冲劲拼劲荡然无存，就想回家务农。地质队领导多次劝说无果，李双喜回到了村里。后来，那些曾经得到的各种奖章、证书和照片等等几尽丢失，只留下一本残破不全的纪念册和零星照片，但他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做出过的重要贡献和劳模荣誉一直被伯强沟里的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后辈学习的楷模。 童年的生活，总是令人终身难忘。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吃的大米饭是在伯强，是60年代后期住在我家的解放军叔叔给我的。那天，我和同岁的小伙伴秀文、牛牛站在我家北耳房那口七印大锅前面，看着解放军叔叔进进出出，吃着清香入鼻的大米饭，垂涎三尺。一位解放军叔叔有点不好意思，只好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小碗，那种清香，那种劲道，那种脆脆硬硬、金黄灿灿的锅巴，是我以后多少年都没有再吃过的米饭。 我永远忘不了收到的第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是在伯强，也是那年住在我家的另一拨解放军小姐姐给我的。那天，我看着同院比我大几岁的曼女、曼树兄弟每人拿着几个毛主席纪念章显摆，我羡慕不已，跟在一位解放军小姐姐后面，她走哪，我跟哪，无奈之下，那小姐姐只好给了我一个，那种喜悦，那种自豪，那种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拜和热爱之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吃到的烧烤是在伯强，是我丑丑哥在大雪封山之后，用弹弓打下的几只麻雀。拔毛，掏内脏，用钳子夹住在柴火上一圈一圈的烤，那种香味，那种惊奇，那种从未吃过的山珍野味，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在伯强上学堂的情景，村下面有一座奶奶神庙，在一处三间房的教室里，两边是通头大炕，中间门口对过的墙根，立着一块硕大的木制黑板，一面炕上是一年级，一面炕上是五年级，老师先给五年级学生讲课，讲一会之后，再转过来给一年级学生讲，两边学生肃然静听，没有什么人敢捣乱。可惜我只上了不到一年或是半年，就举家迁移到下汇村了，老师讲过什么内容，我又学到了什么东西，竟然一点点也想不起来。 我更忘不了小时候在伯强过年时拜年的情景，每年大年初一，村里3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每人穿一件厚厚的大棉袄，走家串户，进门就是磕头，屋子里、院子里穿红戴绿黑压压趴下一大片。东家拿出一个大笸箩，里面盛满了瓜子、糖果、花生、黑枣等，一人一把装在口袋里，大家欢呼雀跃，接着再去另一家。我和二弟的口袋小，不一会就满了，只得回家掏下，然后接着追那拜年的人群。我升厚嫂子给我曼女、曼树侄子每人衣服两边缝了一个大大的口袋，他倆不用中途回去送东西，所以挣到的东西就多，中午回来，倒下满满的一大笸箩。那种羡慕、那种眼馋，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打我记事起，我的父亲经常外出学手艺，很少在家里。我一两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用被子在炕头上一围，然后用一根红裤带往窗子上一栓，就去生产队劳动去了。白天还好说，一到夜里，生产队经常要开会，要学习，要分粮食，我一个人心里害怕，盯着那盏煤油灯，一动不敢动，窗外一有响动，便嚎啕大哭，哭累了就睡一觉，醒来一看，母亲还没有回来，接着再哭……我热切期盼的就是母亲回来时窗外那一声吆喝。所以，这一段经历也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伯强留给我的记忆太多了，那种浓浓的民俗，那种淳朴的民风，那种秀美的风景，那种诱人的乡情……成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近年来， 繁峙县委、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县经济发展，进一步提升伯强村民的生活质量，积极倡导发展乡村旅游，把山清水秀的旅游资源打造成农民的“摇钱树”。伯强村干部群众响应县乡政府号召，搞起了红红火火的“感悟红色经典，品味农家小吃”主题乡村游。现在，伯强村天蓝云白、山青水绿、生态良好、气候宜人、文化多彩，吃、住、行、游、购、娱应有尽有，已经建成了以红色教育为主题，集红色教育、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美丽乡村、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红色休闲度假胜地。 我的故乡——伯强村，正张开双臂，热情的欢迎各界人士来瞻仰领袖风采，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爱国精神，体验生态旅游！ 完稿于2024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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