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文成帝拓跋濬执政晚期，出现了一个强势人物——乙浑。
乙浑仿佛是凭空出现的：公元462年正月，乙浑官至车骑大将军，从东郡公进封为太原王。在此之前，乙浑有什么表现和成就？不知道，没法推测。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车骑大将军、东郡公乙浑为太原王。——《魏书》·卷五·帝纪第五·高宗纪
乙浑既不是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又不是德高望重的军政大佬，为何会突然获得如此大的权力呢？也不知道，但这可以做一点推测。
由于魏文成帝拓跋濬于公元465年去世，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乙浑是拓跋濬火线提拔的辅政大臣，这种说法也有点问题。
因为乙浑封王的时间是魏文成帝拓跋濬去世前三年，拓跋濬应该不会预料到自己会在三年后去世。而拓跋濬去世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他应该也不会提前三年就预料到自己命不久矣，史书上也没有拓跋濬长期卧病在床的记录。
从这个角度来看，乙浑应该是因功升官，并非因为要做辅政大臣而被火线提拔。
但在魏文成帝拓跋濬临终的时候，应该留下过一份辅政大臣的名单，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份名单了。史书对此也是讳莫如深，以至于连辅政大臣这几个字都没有提过。
我为什么说会有一套辅政班子的名单呢？因为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继承人魏献文帝拓跋弘当时还不到十二岁，不可能没有辅政大臣。
魏文成帝拓跋濬虽然年轻，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是暴毙。从这个角度来看，拓跋濬也有一定的时间去布局，而乙浑应该就是这个局中分量最重的一枚棋子。
为什么呢？因为乙浑的身份非常适合担任辅政大臣，正如我之前所说：他既不是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又不是德高望重的军政大佬，由这种身份的人来辅政，没准又是第二个高允（辅佐魏文成帝的贤臣）。
就算乙浑成不了第二个高允，他也绝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宗爱（杀死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监）。因为当时的北魏皇权较为稳固：内有宫廷势力，外有皇族、豪门士族和军政大佬。乙浑虽然是因功提拔，但毕竟时日尚短，很难威胁皇权。
而且辅政大臣也绝不会只有乙浑一人，其他人如陆丽、穆多侯、刘尼、和其奴等人应该也是辅政大臣。
因为陆丽和穆多侯都被乙浑杀死了，如果不是他们身份特殊，绝不会招致杀身之祸，此时的乙浑绝没有示威的资格。而刘尼、和其奴后来与乙浑共同执政，如果不是同为辅政大臣，他们很难获得和乙浑平起平坐的资格。
当然了，德高望重的高允是无人能忽视的，他老人家应该也是辅政大臣，不过更多的可能是只挂了一个名，毕竟此时的高允已经快八十岁了。
因为这一段历史记载得过于简略，还有许多虚饰之词，所以我们很难还原这段历史的具体细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冯太后肯定不在这份辅政大臣的名单之中，魏文成帝拓跋濬甚至没有留下过任何希望冯太后站到前台执政的话。
原因很简单，冯太后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魏文成帝拓跋濬流露出哪怕一丁点希望冯太后出面的想法，史书都不可能不记载，因为这可以成为冯太后日后执政的重要筹码。
看到冯太后的相关记载，我总会想到清朝的慈禧太后，这两个女强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咸丰皇帝奕詝留给继承人的辅政班子里，并没有慈禧太后的位置。不久之后，这套辅政班子被太后和皇族联手干掉了，满清开启了太后专权几十年的历史。
魏文成帝拓跋濬留给继承人的辅政班子里，肯定没有冯太后的位置，冯太后是在诛杀了以乙浑为代表的辅政大臣之后，才拥有了执政地位。
对于魏献文帝拓跋弘的辅政班子，北魏的史官为何要讳莫如深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乙浑在辅政班子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为乙浑最终失败了，顺利成为北魏帝国的反面人物，史官自然只能尽力淡化乙浑获得权力的合法性，于是对魏献文帝拓跋弘辅政班子的相关内容讳莫如深。一旦失去了这段内容，乙浑突然崛起于政治舞台，就显得异常突兀了。
虽然乙浑获得了封王的待遇，但这种地位并不足以保证乙浑获得在北魏朝堂呼风唤雨的威势，之后的乙浑肯定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待遇，只是我们无法求证了。
但这种说法也有瑕疵，就算乙浑是辅政大臣，也不能证明他可以合理合法的专权。换言之，如果史官抹黑乙浑，说他滥用权力威胁皇权，冯太后站出来主持公道，一样可以把话圆回去。这种抹黑政敌的手法并不罕见，北魏的史官为什么不用呢？
我认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十多年前发生在北魏的《国史》大案，影响实在是太深了。
《国史》一案，导致北魏重臣崔浩被杀，清河崔氏被灭族，其他豪门士族例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也被灭族。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国史》一案背后有太多不为人道的故事（我专门写过相关文章，文末有链接），但史官们在涉及到当代史的敏感内容时，肯定会感到胆战心惊和不知所措。
如果统治者对当代史很上心，他自然会指导史官，这里应该怎么写，那里能不能写。可当时的统治者都在忙着内讧，哪有功夫管史官的那点小事呢？
一旦统治者对当代史不上心，史官们抱着尽量不犯错的态度，自然会选择保守措施。在这种背景下，这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自然会大量流失，后世再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比如我），很容易连基本的头绪都理不出来。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曾经在北魏朝堂呼风唤雨的乙浑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权势？我的猜测再多再合理，那也只是猜测，史书根本没有给出答案。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其历史记载都是极其粗糙的，但深层原因却并不相同。
南朝的历史记载之所以会粗糙，是因为此时的南朝正处于改朝换代的节点，刘宋被萧齐所取代，萧齐又很快被南梁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一个事实：南朝的皇帝不是白痴就是变态，他们的故事几乎是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
北朝的历史记载之所以会粗糙，是因为北朝的这段历史也不平静。德高望重的高允已经处于半退休甚至退休状态，朝堂上根本选不出一个合适的执政官，于是大家纷纷开始进行“友好”的切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史》一案给北朝留下了太深的阴影，史官们编写史书的时候自然会慎之又慎，导致许多原始资料大量流失。
如果是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帝国，绝不会对历史记录报以如此草率的态度。官方编史通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旨，那就是尽量让民众认可官史。如果官史一看就是谎话连篇，民众自然会求助于各种野史渠道，这绝不是统治者希望看到的情景，因为野史中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利于统治者的负面信息。
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事，李世民曾亲自审核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历史记录，可我们看到的玄武门之变，主要内容还是不利于李世民的。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的狠毒和贪婪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奇怪的是：这段历史是李世民亲自审核的，他为什么不删除这些不利于自己的负面信息呢？
这只有一个解释：李世民之所以要亲自审查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内容，并不是他担心自己被丑化，而是担心自己被过度美化。如果史官在写到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把李世民写得像个圣人一样，这种史书怎么拿得出手呢？这种内容又有谁会相信呢？毕竟李建成和李元吉都被杀了，皇帝李渊更是被逼得直接禅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要说李世民纯洁得像一朵白莲花，从始至终连只鸡都没杀过，谁会相信呢？
如果唐朝的史官们，把官史写成这副德性，那这部官史肯定不具备任何可信度，民众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段历史，或者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比起李世民的形象受损，这才是更严重的事。
很多人认为：皇帝亲自审核史书的相关内容，必然会导致可信度大打折扣，这种说法其实是有待商榷的。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那是标准的“以言治罪”的时代。如果没有统治者的干预，史官们才最容易束手束脚，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些内容敏感，哪些内容绝对不能写。而只要行差踏错，必然就是全家老小共赴黄泉的结局。
而一旦统治者干预了相关史书的编写，肯定会给史官们上大课，首先把相关历史的编写基调定下来，给大家“画一个圈”。只要有了这个圈，史官们才更容易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真相，我们看到的史书几乎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
对于后世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比如我），我们并不担心历史资料写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云，因为只要你肯写，就一定会有套或者扣，我们顺藤摸瓜剥茧抽丝，总能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最不济，我们也能让这段历史充满争议，让更多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继而了解它。
而我最怕的就是：某段历史只有一些含糊其辞、极其简略的内容，关键内容甚至是直接缺失。在这种条件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算想还原，也始终是缺乏底气的。
正如警察审问嫌疑犯一样，他们绝不担心嫌疑犯胡说八道，因为多说多错，只要嫌疑犯肯说，警察才更有希望找到嫌疑犯供词中的破绽。最令警察头疼的是那种一言不发干等律师的嫌疑犯，嫌疑犯越是不说话，律师才能更好地替嫌疑犯编故事。
比如今天我写的乙浑，我真把乙浑的事情写清楚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史书对于乙浑的相关记录就那么一点，我们连乙浑最基本的信息都弄不清楚，只能肯定他必然是当时的一位重要人物。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连乙浑最基本的上位方式都无从得知，想要深刻分析这段历史，实在是有点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