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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筑于1905年的江苏路北起长宁路、南至华山路，旧称忆定盘路，1943年改名江苏路至今。自1913年愚园路西段贯通后，中外地产商开始竞相来此寻求商机，为这条马路的故事拉开帷幕。 英商业广地产公司是最早来到忆定盘路投资兴业的地产商之一，如今愚园路至延安西路之间江苏路两侧的老式住宅区，多由该公司投资兴建。1926年，业广地产买办、“叶大昌”南货店创始人叶启宇还在现江苏路武定西路东北角处建造住宅，并在这里居住了10年时间，现该址已成为上海爱乐乐团团址。
上海爱乐乐团 位于江苏路480弄的月村由业广地产公司投资建造于1921年前后，原由22幢假三层花园住宅组成，以俞颂华和杨寿林曾居住于此而闻名。 俞颂华有“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美称，是十月革命后去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之一，也是较早到陕北边区采访的内陆新闻记者之一。在中国新闻记者中，既见过列宁又见过毛泽东的，除了瞿秋白，也许仅他一人。（长宁区地名委员会、长宁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编《西区纪事—长宁地名寻踪》） 1946年，俞颂华全家从重庆回到上海后，由其妻子钱梅先受亲戚钱道希邀请，入住进月村76号3楼的一间约15平米的小屋，期间虽生活清贫，但仍多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邀请。1947年10月11日，俞颂华因病在苏州逝世，享年54岁。 在月村70号3楼居住50多年的杨寿林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曾于1946年赴日本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秘书，参加对于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内，杨寿林与其他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一起草了数百页的起诉书，为中国人民清算日本甲级战犯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 此外，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蒋梅英被害案”也发生在月村。这个被意外杀害的老年女性的故事，据说是激发王安忆创作长篇小说《长恨歌》的灵感之一。
月村 与月村隔路相望的忆定村建造于1934年，由24幢联排式花园住宅组成，整体以现代派建筑风格为主，局部也带有装饰艺术派特征。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总设计师汪定曾居住在弄内17号。 汪定曾生于1913年，他主持设计或参与设计的曹杨新村规划（1951年）、虹口公园鲁迅墓和纪念馆（1956年）、闵行一条街及张庙一条街（1959年）、上海体育馆（1975年）、上海宾馆（1979年）等，都见证了上海的成长和建设。 与之后被称为“两万户”工人新村有所不同的是，汪定曾在主持设计曹杨新村第一期工程（曹杨一村）时，将“邻里单位”理论思想与上海里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对此，他在96岁高龄时曾撰文回忆当年规划时的考虑：“那时欧美的学院派和设计界中关于花园城市、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等的研究、尝试已开始蓬勃发展，而这些新思潮中对于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导向、非对称自由布局等的关注非常吸引我。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怎么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呢?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编著《建筑大家：汪定曾》）
忆定村
曹杨一村 昔日名人汇聚的江苏路也曾是国画家唐云与翻译家傅雷友谊的见证地。1932年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现江苏路46、54、62、70、78弄地块购地建造新式里弄住宅，后因该公司改名为中一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故该片住宅区随之改名为“中一村”。1938年，唐云初到上海后便寓居于中一村46弄5号，起初曾先后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后因不满日伪所谓“强化治安”要求师生联保，故辞去学校职务，以教画与卖画为生。至40年代，唐云与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并称为现代花鸟画“四大名旦”，名声享誉画坛。后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代院长、名誉院长等职。
中一村唐云旧居 临近中一村的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是唐云好友傅雷的住所，以《傅雷家书》闻名的他曾翻译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法国名著，在国内风靡一时。傅雷一生曾有两位知心的画家挚友，一位是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另一位就是唐云。在众多有关唐云的评价中“高雅可嘉”常被后人引用，而这四个字便是出自傅雷对他的赞赏。
安定坊傅雷旧居 同近在咫尺的愚园路一样，江苏路也曾是一处“弄堂深深”之地，掩映在高楼与绿荫之下的江苏路82弄、237弄、285弄是几片颇带神秘感的弄堂，倘若不是因钢琴家顾圣婴、作家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话，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它们的存在。从影影绰绰的弄口曲径通幽片刻，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弄内别有洞天：82弄可通往愚园路1088弄，也称宏业花园、顾圣婴曾在103号居住；285弄不仅与愚园路、武定西路、镇宁路相通，其弄内本身也隐藏着一片静谧的花园住宅群，张子静曾居住于弄内28号；237弄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曾迎来过宋庆龄的莅临，据王志鲜、段炼编著《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一书中所述：“江苏路237弄17号曾是民族实业家高士愚的住所，1947年春，宋庆龄莅临这里欢迎高家回到上海”。
宏业花园顾圣婴旧居
江苏路285弄28号
江苏路237弄17号 高士愚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曾留学英国，1938年11月回国后，起初在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后“弃教从商”，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其夫人英国人玛菊瑞.斯考特也在抗战中加入了由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并成为骨干力量。 抗战胜利后，宋伯母（宋庆龄）回到上海，“保卫中国同盟”亦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我父母抵沪定居后，宋伯母还亲临江苏路我家问候，表示欢迎。我母亲也立即又投入基金会的活动……1948年春天，宋伯母特地请了我们高家三代人到她靖江路（现桃江路）家中做客。（高醇芳著《风中玫瑰——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 就在宋庆龄与高士愚一家相谈甚欢之时，她心中或许也回忆起了当年在“中西女塾”的求学经历及与蔡元培等进步人士在沪并肩战斗的岁月。 “中西女塾”校址初设于现西藏中路汉口路一带，由传教士林乐知、海淑德等人于1892年创办，1902-1907年期间宋庆龄曾在此求学，并以性格文静、喜爱文艺深得师生们赞赏。该校约1916-1917年迁址忆定盘路经家花园旧址（现江苏路155号）办学，1930年又改名“中西女中”，知名校友除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外，还有教育家薛葩、陈鸿璧，银行家严顺贞，中国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驻联合国女大使程修龄，药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科学家周芬芬、李再婷、顾小芸、王兰娟，钢琴家顾圣婴等。1952年“中西女中”与“圣玛利亚女校”合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如今校园内的两栋主体建筑“五一楼”与“五四楼”均出自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
五一楼
五四楼 1928年8月，蔡元培南下上海定居。1932年12月，他与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总干事，杨杏佛任秘书长，通过组织各类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蔡元培在上海的旧居有多处，均为租住。据章正元编著《静安文博钩沉》一书所述：“蔡元培最早（在沪）的寓所是白克路（今凤阳路）登贤里，以后分别住过泥城桥福源里、武定路鸿庆里833号，茂名北路升平街243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9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25弄54号等，其中愚园路884号租住时间最长”。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成立于1947年5月。当年9月，刘长胜指示王辛南以私人名义租下这幢洋房，用作中共地下党的上海秘密机关，并由张执一、方行两家迁入居住，作为掩护。永乐村21号便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机关，直到上海解放。（苏智良、姚霏主编《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
永乐村21号 在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中，“弄堂深深、四通八达”的江苏路，也为革命者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关键的掩护作用。 改革开放后，作为上海市区南北主要交通干道的江苏路作用愈发凸显，但道路狭窄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当时路宽仅十余米的江苏路上，堵车已然成为常态，笔者当时经常乘坐62路公交车，每当途经江苏路时，依稀记得车上乘客抱怨最多的话便是：“这车开的就像乌龟爬”。 直到1993年，通过拆迁单位136个，动迁居民1090户，把路面拓宽到32米，江苏路的交通才变得通畅起来。（长宁区地名委员会、长宁路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编《西区纪事—长宁地名寻踪》） 同时，在江苏路拓宽工程期间也尽量兼顾到了两侧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当时忆定村有部分建筑被划入规划红线内，对此，汪定曾提出了江苏路在此稍向西偏移的意见，从而使忆定村得以完整保留。 本文主要内容首发于《解放日报》 --------------------------------- 集笔者“数年走访收集总结之精华”的《觅.境—旧时光里的上海滩》、《觅.境—上海滩二十四小时》、《30秒探索—繁华上海》已分别在2018年10月、2020年10月、2024年5月与广大读者见面，现已在各大网店有售，大家如感兴趣可以关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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