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北洋时期惟一的文人总统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归隐河南辉县百泉山，对外表示愿优游田园以终天年，名其居为“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并刻印一方“芒鞋布袜从今始”。这年底，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僵持不下，双方均属意袁世凯的结拜大哥徐世昌出来调解，徐欣然赴京，调停的结果，总统府的陈洪伊和国务院的徐树铮都下岗，事毕，徐还想回百泉山，黎、段热情挽留，于是就近移居天津。

不久，黎、段又起冲突，黎元洪请张勋来京调停，张勋曾在东北做过徐世昌的部下，路过天津时来看老领导，徐告之：“时机未至，勿遽举。”张勋点头应允，不料入京后受万绳栻、康有为的怂恿，直接拥溥仪复辟，请徐世昌出任弼德院院长，徐托故不受，不旋踵事败，徐赴京为清室擦屁股，取得冯国璋、段祺瑞同意，溥仪乃得仍居紫禁城。

1917年8月，冯国璋当上总统，与老哥们儿段祺瑞发生龃龉，广大人民也早已厌倦了军阀之间的猫争狗斗，恨不得换一文人当总统，于是德高望重的徐世昌进入大家的视线。次年10月，冯国璋任满，段祺瑞指使安福系议员选徐世昌为总统，徐树铮风雅自赏，与徐世昌时相过从，相互唱和，舆论有“大徐、小徐”之称，所以极力劝段推举徐，为段所采纳，两年后，大徐发布大总统令，任命小徐为西北筹边使，当年即收回了外蒙。徐世昌上任后以“爱民爱国岂敢后人”为基调向南北通电，北方各省只有吴佩孚表示了不同意见，复电请徐先出任南北调停，待解决了国会问题，再由国会选举其为总统，西南军政府岑春煊、伍廷芳与吴佩孚意见相同，但未影响徐顺利就职。

徐世昌

关于副总统人选，徐世昌不愿用军人担任，出于南北和平统一的考虑，他希望岑春煊能担任此职，所以有意拖延，段祺瑞推荐曹锟，但徐授意旧交通系和研究系从中作梗，副总统一职遂空缺。至于内阁等重要职位人选，徐世昌任人唯亲，用的多是贫贱之交，或者当初在东三省总督任内的部下，如钱能训、朱启钤等，值得一提的是，徐对科举出身的人士甚为尊敬，如刘春霖、王寿彭、马吉樟等，青睐有加，而对受新式教育的青年才俊则一概予以白眼。

对于南北之间的关系，徐世昌在上任之前就暗中认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而不以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为然，即将就任时派梁士诒南下向岑春煊示好，就职后更毅然致力于和平，暗示熊希龄、蔡元培等发起和平期成会，其时，他所排斥的北是段祺瑞的安福系，南则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芝泉专恃武力，而其武力实不足恃……孙大炮徒托空谈，其所掌武力甚薄，孙之北伐犹如段之南征，同为高调耳。”最后在英、美、法、意、日五国的支持下，徐颁布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命令，南方也开始承认徐为事实总统。

1920年7月，直皖战起，皖系败退，8月，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首要分子。在南方，桂系失势，岑春煊通电引退，劝告西南各省取消自治，随即宣布撤销军政府，徐趁机颁布南北统一及筹办善后明令，但被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通电驳斥，其后孙中山返广州重组军政府，南北和议戛然而止。

徐世昌之于政治，抱有深厚的大一统之传统思想，对于国体，他主张“中央专制集权”，反对“联省自治”。作为文人总统，徐标榜“文治”，以黄老之“无为而治”为治国准则，他曾跟属下说：“人民自然繁殖演进，主政者宜清静无为，因民之利以利之，若干涉横施，无异揠苗助长。”但在军阀割据、穷兵黩武的民国，对手无寸铁的他来说这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

1922年4月，奉军入关，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张败退，吴佩孚踌躇满志，与曹锟共商收拾残局之策，二人深恨“活曹操”徐世昌的诡计多端，乃通电号召恢复旧国会，迫徐世昌下野，徐深知自己开罪了直奉两大势力，惟有辞职告退，在任凡3年又8个月，任内除了派徐树铮收回外蒙，他还在一战后以护侨名义出兵西伯利亚，对俄国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同时北洋政府还废除了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并收回了俄租界。

徐世昌

徐世昌是典型的旧式官僚中的佼佼者，位尊而谦和，财饶而俭用，见人平易如也，语言严谨，礼节上恪守等级，对武官、武将，必逊文官一等，平日自奉，不烟不酒，食不择味，衣无华饰。徐起居有常规，因有上早朝的习惯，黎明即起，每日按时进办公室批阅公文，午间小睡。凡书简，不论公私多一一作复，秘书代拟的也要亲自推敲字句，公暇或休沐日，则静坐或作书画，三年多来从无愆违。公务之外，徐嗜好书写绘画、制瓷藏砚、吟诗著书、会文兴学，怎一个“雅”字了得！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的心情异常紧张，此前从不阅览报章的他每天让一个侄女读报给他听，总跟人嘀咕：“能不能和平解决呢？”后来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被释放回南京，徐当时说：“蒋介石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可以不算数。”

“七七事变”后，板垣征四郞和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约见徐世昌，徐均托故不见，并且改掉了多年的习惯，不再出门，也不会客。翌年冬，徐罹患膀胱癌，医生劝其去北京协和医院动手术，徐听闻日伪正逼迫隐居北京的吴佩孚出山，所以不敢贸然赴京就医，一拖再拖，终使病情恶化，于1939年逝于天津，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