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关于彝铭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先生认为西周金文本身并没有补充多少历史大事，真正能补充的不过是周厉王灭鄂之事，此种现象恰恰说明古人留给我们的传世文献足够用。正因如此，先生在课上一直强调唐兰先生的观点，即“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本身，而在传世文献”。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古文字的功夫之所以在传世文献，是因为传世文献经过了后世学者的千锤百炼，我们现在对于出土文献的解释，大多也是在移用传世文献的说法，这也是传世文献的重要性所在。 （2）对于《尚书》注本的选择，先生特别提到了杨筠如的《尚书覈诂》。杨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弟子，杨氏《尚书覈诂》为遵循“二重证据法”而作，书中列举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文、金文材料，并以之与《尚书》对读。正因杨书有此特点，先生建议大家研读《尚书》可以《覈诂》为注本。 （3）对于文字考释，先生秉持“道不远人”的原则。先生认为文字的考释不能绕太多的弯，应该让读者觉得简明易懂，因为前人所作的铭文不会太复杂，不会是让人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的东西。如果一种说法绕了九曲十八弯才出来，那么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不对的。 （4）先生认为我们在研究时不仅要了解结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去探究作者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也要了解分歧在何处，并探究分歧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寻找分歧并了解分歧产生的原因，就是在梳理该问题的学术史，很多的背景、方法和解决问题的线索也大多可在学术史中寻得端倪。 （5）历史所买了大连图书馆编的《罗雪堂合集》，这个书卖得太贵了，一套要四万元，其实用这个价钱可以买我国台湾出的《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这个书现在还是可以买到的。大连版的太贵，所以他们也没敢让我给写序，大概是怕我写完序，得送我一套，这是真的，他们一直让我给写序，结果最后偷偷地出了，并没有要我的序，当然这是说笑。 （6）我再强调一遍，王国维先生在 7 月份的这个演讲，并不是一个草率从事的演讲，王国维先生也不常演讲，他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喜欢随便说话，日常生活中他是平易近人的，看他弟子的记录就知道他在国庆节还跟学生一块唱歌，他并不是一个很严峻的人，也不是一个崖岸自高的人。可是王国维是不轻易去讲学术问题的，传说王国维在清华的时候，有学生去找他问问题，他一般都是三句话，就是“不知道”“不懂得”或“弗晓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轻易谈一些问题，他非常负责任，非常严谨，他不会轻易地去回答一些问题，包括他做演讲也是一样。他写的文章都很短，可是他不轻易写，他要是写就一定有新东西，当然今天我们看不一定都对。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他做的东西是全部都对的，这从来也没有过，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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