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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是李叔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在1915年所填的一首词《送别》，后来借用约翰·庞德·奥特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1936年，百代公司发行了北师附小学生龙珣独唱的灌录唱片，自此成为经典歌曲。后来，国内知名歌手朴树又重新翻唱，又让人们重温经典。这首歌反映了动荡年代中，个人的渺小命运在大时代下的苦苦挣扎以及那个年代的悲欢离合。即便是百年后的今天也能感受到那穿筋透骨的忧伤和悲凉。 （一） 之所以，以李叔同的《送别》为引子，其实就是为了情绪上的铺垫，方便我引出今天的话。说句老实话，自从工作以来，很少的机会能认认真真的读一本书。 除了与工作相关的专业书籍之外，其他闲书少之又少。国庆节之前，偶得一套书，假期也没出去溜达，就好好的读起书来。这套书就是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南渡》《北归》《离别》，讲述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以后，中间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57年反右运动，十年文革等重大历史节点，国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在时代风云际会之际，自己主动选择也好，或者受时代洪流的裹挟也罢，个人命运的沉浮，其中许许多多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蔡元培，梅贻琦，胡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夏鼐，梁思成，林微因，梁思永，金岳霖，吴晗，闻一多，蒋梦麟，陶孟和，刘文典，郭沫若等等，一系列民国时期文人名士。这套书一共三本，加起来大概200万字，我是将近一个多月时间才看完。我看书比较慢，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一天看50页书，当然这都是工作的闲余时间，发扬蚂蚁啃骨头和雷锋的钉子精神，就像鲁迅的一句名言“我是拿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写作”，我是拿别人休息的时间来看这个大部头。这部书的内容跨越时间之久远，牵扯人物之众多，资料收集之详实，作者亲身跋涉之曲折，尤其，作者亲赴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调查资料，访问当事人后人，朋友及其同事，沿着西南联大迁徙的路径从北京到长沙，再到昆明，从一点一点的资料中扣出了当事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那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事迹，让尘封已久的秘事沉渣泛起，不由得让人们随着作者的笔触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条河流中有激流，有险滩，有风和日丽，有暴风骤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向我们走来，我们又目送他逐步走向消亡。作为读者却又无能为力。以至于，书中每出现一个文人，就先百度他的生平，看他是否顺利熬过文革，熬过文革的话，这一章节的内容看的心情会比较顺畅。没有熬过文革，会看的比较揪心。看着书中的人物在文革中被打倒，头带上黑白无常一样的高耸白帽，上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或者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黑色木牌被一群小将双手反扭押送到“斗鬼台”上，当中检讨自己的罪行，一旦检讨的不让人满意，免不了大耳瓜子和铜扣武装带的伺候，而打他的人有可能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他亲密的同事、再或者他提携过、施过恩惠的人。不知道在挨打的时候，这些文人心中会作何感想？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就不该回国发展？亦或者当初就该心一横，携家带口真奔海峡对岸？再或者，他为国家做的贡献究竟是对还是错？而打人者会不会心有身不由己愧疚感？当一个平时体体面面，满腹经纶的文人遭受到这样大的人格侮辱无异于佛头抹粪。文化人最在乎的脸面，被当众撕下来，撕得粉碎，而且还要踩上几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心里脆弱的文化人经此打击立马一蹶不振，身体垮了下来命不久矣。有的人立马来个干脆的，跳楼，自沉湖底，上吊自缢，喝毒药，也有的承受不起接二连三的批斗搞得精神分裂。自杀成功一了白了，也算是个解脱，而剩下的生者还要独自承担无尽的痛苦。自杀未遂的，被救回来，还要接着继续批斗，检讨。 （二） 前些年有一部台湾电影《艋舺》，讲的是一群年轻人在台湾混黑道的故事。有一个桥段，灰狼（钮承泽饰演）给自己的儿子蚊子（赵又廷饰演）说，“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往哪边倒。年轻的时候我也以为我是风，直到最后我遍体鳞伤，老了以后才知道，其实，我们都只是草。”《南渡北归》中的人物绝大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中龙凤，其中不少是在牛津，剑桥等英伦名校以至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以及宾大，哥大等美国常春藤毕业的博士。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冯是1924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这可是100年前的博士，就是现在的哥大博士也是很厉害，更何况100年前的博士，简直是厉害的冒了泡。他们在七七事变之前大都在京津地区的清华，北大和南开任教，鬼子打进北京城，才发生平津高校南迁的事实，以至迁到远离战场的西南昆明，才得以保存中华文化之火没有随着抗战的爆发而熄灭，反而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其中就有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等。其实，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之际，最容易受到冲击的是这些文化人，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诟病为“前朝狗腿，当朝狗贼”。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是风，其实到头来就是草，随风飘荡的小草。就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他们周旋于统治当局，学生去游行被抓，他们去当局请命释放学生，保护学生中党员分子。建国后，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被标签为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梅是1949年解放军攻进北京前，乘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北京。后来，梅在台湾新竹创建台湾清华大学。假如要是没去台湾，继续留在大陆，以后的政治运动绝对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除了梅贻琦之外，还有吴晗。吴晗是有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当时的清华是中国学术塔尖的存在，当时在清华任教的都是留洋欧美的大海龟，吴晗是个没有洋文凭傍身的土鳖，可见他确实很有两把刷子。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广大学人生活压力是比较大，尤其是日益暴涨的物价，老师们生活拮据，入不敷出，吴晗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加之生活的不如意，思想发生转变成为反对国民党的斗士。当年的西南联大唯二的斗士，一个是闻一多，一个就是吴晗。两位老师皆生活困苦，闻一多一大家子七八口人挤在十平米不足的小黑屋生活，既要参与学生运动，又要赚钱养家。吴晗的日子也不好过，爱人袁震常年卧床，需要人照顾。世道沉沦，学人对现实的忧愤急易产生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期望。结果大家都知道，第一斗士闻一多在1946年被特务暗杀。吴晗在1948年响应中共民主协商会议的号召奔赴解放区。1949年大陆改天换日，吴晗作为中共军代表进入北京接管北京高校，彼时的吴晗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气魄，后来作为民主人士身居北京市副市长的高位。解放后，在大陆开始大规模批判胡适时，吴晗调转枪头直接向自己的恩师胡适开火，也并不惦记胡适的恩情。他曾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其实作为底层出身吴晗想进步能理解，尤其是在政权更迭之际，能被新政权信任也是无上的荣耀，“往上爬”无可厚非，只是靠着欺师灭祖，打击别人，卖友求荣得往上爬，手段确实不咋高明。一时得意，不是一世得意。自以为是无所不能的风，其实到头来就是一棵草。文革一开始，吴晗很快就被打倒了，夫妻皆被迫害致死。如果吴晗老老实实的做学问，绝对是个顶格的教授，只是他太想进步，太想和新政权靠拢，最后落了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下落不明。养女在狱中自杀，养子远走他国。 在那个世事翻云覆雨、覆雨翻云的时代，想做风的最后成了草。也有的人就想做棵小草，做一个倔强的小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给老友王国维写的碑文，这句话也印证了陈一生的追求。傅斯年说陈是“三百年来一大师”。后人说陈是“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如果说其他文人是“学术海龟”“学术大鳄”“学术巨鳄”，而陈可以说是“学术史前巨兽”。陈早些年留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但并未获得任何学位。他强调考博士会被一个专题束缚住，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知识，因此有无学位并不重要。所以，陈即便是学贯中西（陈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平和的对外宣称：“一般来说，他（指陈寅恪）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生前身后荣誉等身，从根子上说，陈的正规学历也就是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毕业，复旦公学只是个中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陈是一个中学生，也仅仅能去工厂拧螺丝。就是这样一位只做学问不要文凭的中学生，当时在清华大学月薪顶格是400元，而陈在1937年已达月薪480元。按照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一袋白面6毛；胡吃海喝，有酒有肉造一顿也就一两块大洋。陈的日子是相当富裕，而且有钱，有名，有威望。以当时购买力一块大洋等于现在150元来换算，陈相当于现在月收入75000元，还是到手的金额，妥妥的年入百万，就是现在的名牌大学教授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八十多年前。民国初期，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开放和自由的。所以，知识分子吃得饱穿得暖，就要针砭时事，报纸上批评政府。起初国民党也不是谁一骂，就暗杀谁。只是后来国民党反动统治处于崩溃边缘，有人还在一旁鼓噪，“国民党咋还不完蛋；大家赶紧起来造反”，所以一些激进的文人就遭到了杀害。陈当时的声望和学术地位是国内塔尖般的存在，国民党还是比较礼遇他的，再三邀请他去台湾，陈一直没去。陈正如他一生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不参与政治，只想好好做学问，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小草。1953年陈拒绝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邀请，此时他已双目失明，陈口述，其弟子汪篯记录，复信北京，他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可以想象当时新政权成立，多少文人像蜜蜂一样向花蕊奔去。可陈却说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话。陈当时任教中山大学，随着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在文革中被打到，庇护陈的人再也没有了。陈寅恪的晚年遭遇了极大的不幸。文革期间，他家被大字报覆盖，红卫兵在其床头放置高音喇叭，导致他和夫人唐筼双双心脏病复发。他们被扫地出门，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生活极度困苦。陈寅恪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终日以泪洗面。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含恨而死，一个月后，夫人唐筼也随之去世。这个世界上，有人想当风，当风有当风的自由。有人想当草，当草有当草的自在。不成风，不成草，不风不草才最可怕。 （三） 三部曲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目睹了动荡时代人心的险恶。 有的人被立起来，然后被打倒，打倒之后再立起来；也有的人被打倒之后再也没能立起来。民国那些大师不管是留在大陆还是去了海峡对面，在纷争的乱世当中，就像棵无依无靠的小草，风往哪里吹，自己就往哪里倒。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动荡的岁月。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大圆满，就像看电影一样，都希望电影结局是王子和公主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当然民国的文人大师不可能都被打倒，留在大陆的人也有熬过文革进入80年代，继续发光发热，这样的人也不少（比如郭沫若，金岳霖，冯友兰等等）。 但在他们之中有一位大师却相对顺遂得过完一生，完美避开各个重大历史节点。他就是一代天才赵元任。三部曲中对赵的描述笔墨不多，也没有成章节的介绍，只是在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他更像颗彗星，一滑而过，消失在茫茫沧宇中。赵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他是最年轻的。（其他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评价他是“留美人物第一”，被公认为语言专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响亮的名号，当属实实在在的世纪通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少新文化精英们为救国图强，纷纷呼吁废除汉字，要求对汉语进行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赵元任为了反击，写下了著名的同音文《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全文的字都同音，区区百字却描述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1938年8月，赵出于种种原因，举家迁往美国。当他再次他踏上故土的时候已经是35年后的1973年。纵览赵的一生，随心最为重要。正因为如此，1945年抗战结束，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他回来当中央大学校长，一说是让他当官，他连忙拒绝，反而继续呆在美国教书。有多少人跑官要官，赵却一见做官如临大敌。人间自有千般景，随心而行才高人。 《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章节，崇祯皇帝自杀身亡，读者以为作者会继续写大明的衰落和清军的入关。没想到作者居然写了徐霞客，当同朝所有人都在争权夺利时，徐霞客独自一人坐在黄山顶，听了一整天大雪融化的声音。他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24年10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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