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古代云南历史的一把钥匙——清朝中叶师范的历史著作《滇系》评介

师范，清乾隆、嘉庆年间大理府赵州莘野村（今大理州弥渡县莘野村）人，字端人，又字荔扉，号金华山樵。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春夏间，享年六十一岁。乾隆甲午（1774年）科举人（亚元，乡试第二名）。中年时担任剑川州训导，后任江南省（今安徽省）望江县县令。

他一生经历丰富，创作多样，成就巨大，是清朝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家、诗人。《清史稿·文苑传》收录清朝云南籍文人仅五人，师范名列其中。【《清史稿·文苑传》收录云南籍文人：钱灃（昆明）、师范（大理）、袁文典（保山）、周於礼（嶍峨，今峨山县）、戴䌹孙（昆明），其中袁文典、周於礼附于师范后。袁嘉谷在民国年间编辑“云南丛书”时，在师范《二余堂文稿》（卷六）的刻本后写有跋语：“拙著《云南文献备征录》以《清史·文苑传》无滇人，当取荔扉、繆小山。侑入《循吏》，余力争，始定。因并记之。”当时有人认为师范应列入《循吏传》，袁嘉谷认为云南在文坛上能在全国有影响者极少，经争取，师范遂列入《文苑传》。】他流传至今的诗集共三十六部，诗歌五千余首；散文集六部，散文三百余篇；中年编纂诗话集《荫椿书屋诗话》一部；晚年编辑历史巨著《滇系》一部，共四十册。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赵藩在《师大令范》中用七绝对师范有诗意般评价：“文献滇南此大宗，弇州四部斗瑰雄。试登泰岱看东海，百宝光芒浴日红。”【转引自蓝华增：《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15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指出师范在云南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巨大成就，其诗歌、散文、历史创作成就可与明代著名诗人、“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算州山人四部稿》斗魁争雄，如登上泰山看到东海日出般光芒四射。

师范一生关注历史，特别是云南历史、南诏大理国历史。他到各地时悉心搜集有关资料，为编撰历史著作做准备。师范早年写有多首咏叹各地历史的诗篇，晚年专门写有《咏史诗》，都是其历史意识的诗意表达。在剑川任训导时，他辑录编撰有《南诏征信录》，晚年在望江县任县令时辑录编撰有《滇系》，对保留云南历史文化做出了极大贡献。遗憾的是《南诏征信录》未留传下来，仅在师范散文集中保存该书“序言”。《滇系》是师范晚年重要的史学著作，分十二系，共四十册，一百二十万字。以系联方式将相关内容整合而成，既是对史料的搜集，也分门别类加以编辑，并有他自己的系统评价。《清史稿》对师范及其《滇系》的评价是：“性果毅，任事指陈古今，洞中机要，尤熟于水利边防……所著《滇系》百卷，刘开谓为'西南不可无之书’。”【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771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指出了师范对历史事件评价的特点，“熟于水利边防”所指乃师范在《滇系》中讨论云南水利、边防事务的作品，记录了当时人刘开对此书所作的高度评价。

由于《滇系》内容宏富，在有限的研究中不可能展开全面探讨。本文结合有关篇目中师范的评价，对此书成书时间、编纂目的、全书基本内容、此书的价值等展开评述。

一、成书时间及编纂目的

（一）成书时间

《滇系》一书，是师范担任望江县令时在望江县编纂的。《滇系·例言十二则》有具体说明：“肇始于丙寅季夏，告成于丁卯季冬。”【（清）师范：《滇系》第一册《滇系·凡例》，第6页a面（简写为6a，下同。本书每页分ab两面），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文者直接标注页码。】此书于丙寅年（1806年）夏五月开始编纂，丁卯年（1807年）冬十一月初步完成全书体例等。后不断补充完善，直到庚午年（1810年）十月才全面结束。【从文中师范对有关文章所写评语时间看，师范一直在做补充完善工作，直到庚午年（1810年）年底才全面结束。师范在《学校考》后写道：“全系告成，四年积劳，今喜得释，然须已渐白，目已渐昏，投溷覆瓿，吾惟听之。若谓以乡人说乡事，尚非越俎，区区之心，或可告无罪于桑梓也。”（《滇系》，嘉庆庚午刻本，第八册《人物》，73b）《山川系》收录清朝全祖望《昆明池考》一文，后有师范评语，结尾写道：“庚午十月病起记。”（第七册《山川》，下76a）此评语写于庚午年（1810年）十月，为《滇系》中最晚时间记述。】“门分十二类，文成百廿万言”【（清）师范：《《滇系》告成，恭祭仓神祝辞》，《二余堂文稿》卷六，53b，云南丛书处辑刻。】，此书分十二部类，共一百二十万字左右【关于《滇系》一书的字数，后人记述多有所误，《弥渡县志》有两处记载，《概述》中有：“乾隆甲午科（1774年）亚元师范，官安徽望江县令，清正刚廉，著书数十种，所编《滇系》一书，洋洋四十余万言。”（该书第3页）在第十八卷《人物志》的师范传记中写道：“编著成《滇系》一书，计四十册，约四十五万字……”（763页）《滇系》全书共120万字左右。】。师范能在四年多时间全面完成此书的编纂工作，他谦虚地陈述编纂情况是“况搜辑之末，非同自撰”（6a），仅是搜集资料、编辑整理，而非重新撰写。师范在“凡例”中写道：“三十载琅嬛启秘，八万里宛委探奇。”（7a）师范三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云南地方历史，搜集有关书籍，在一生漫游中行走八万里路，记述有关途程。由于他平时极为关注各地历史，数十年来潜心搜集并有所思考，故能在较短时间完成此书的编纂。

师范编纂此书，“共阅书四百余种，其专为滇作者。除旧志、新志、志草，及各府州县并诸志外，尚二十余部。惟得《蛮书》于倪迂存进士模、《滇书》于檀吉夫选贡沐清。良友之谊，确不敢忘。余皆架上所藏者”（6a-b）。此书采集图书四百余种，其中三百八十种是关于云南各种历史情况的专门性著作，有新、旧志书，尚未勘定的志书，以及各府、州（县）的志书等，其余二十余部为其中有关于云南记述的综合性书籍，如（新、旧）《唐书》等等。这些书籍除两部外，其余都是师范书架上所存之书。师范编纂此书时，滁州人张葆光明经、石屏人董光汾上舍等十九人参与抄录、绘图、校对等（凡例8a～b）。

（二）编纂目的

关于编纂《滇系》的原因及目的，师范在《滇系·自序》中有具体阐述。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云南虽地处偏远，但对国家稳定、发展等都会产生影响，且云南归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才几百年，朝廷必须意识到云南对于全国的重要性。序言开头部分有较为细致的阐述：“滇之视天下，特身之一踝一拇耳，筋骨坚定，血脉贯输，则动止疾徐胥任其意之所使。苟病，拘结患膇肿，固非同心腹腰膂之有关性命，而七尺之躯，难免残废。此其轻重从可知矣。”【（清）师范：《滇系》第一册《滇系·自序》，1a，嘉庆庚午年（1810）刻本。《二余堂文稿》卷五收录此文，个别词句有出入，今以刻本为准。下引文字出自此文者直接标注页码。】师范以人身体各部位为譬喻，指出云南虽不是重要部位，但即使只是手指、脚趾，对整个身体而言仍十分重要。如果它出了问题，整个身体也就残废了。然后以人为譬喻，说明云南归于中华大家庭的历史：“夫滇胎于皇初，萌拆于三代，立于秦，步于汉，蹒跚于魏晋南北朝，间翔于唐，而旋痹终痹于五季与宋；苏于元，趋于明，而极舞蹈之节于我国家。”（1a～b）指出云南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脱离于中央王朝的情况，是师范正统历史观的具体表现，但也说明了云南的特殊情况。

第二，由于云南地处偏远，与内陆相比，情况特殊，因此朝廷、官员在治理云南时，必须了解云南的历史、自然状况、民族构成、人口状况等，采取有效的治理之策，而不是以高压手段来治理。序言中写道：“滇究属西南之一隅，石田鸟道，岁入县官，租不敌中州一巨郡。况士无二酉之藏，农无百亩之粪，工无般锤之能，贾无舟车之便。所利惟厂与井，而无籍之徒借以衣食者，日不减二十万口。倘综理失策，辄窜据幽阻，相煽构祸。”（2b～3a）指出云南的落后状况：财政收入较少，不如中原地区的一个大郡；文化藏书稀少、农业生产落后、手工业欠发达、交通不便。唯一有优势的是铜矿和盐井，而这些地方所用的各种劳动力每天不少于二十万人，是那些无业之民的衣食所靠。因此希望当政者认真治理，否则，一旦失误，可能引发动荡。朝廷、官府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约束维持之密，典章法度之隆……匪独轶元，实跨明而过之”（3b）。指出当时的各种管理措施已非常完备、严密，超过明朝。这些治理之策是否有效？师范认为云南有特殊的地理环境：“第其境西逼缅甸，南连交趾，北通蒙番，仅凭东面远达京师。”（3b）所以可能并不十分有效，须有所调整：“要在当事者饬纪纲，除梦绕，以勤宣德教。”希望管理者调整那些烦琐无用的政策，针对云南特点，多加以宣传教化，而不是采用高压政策，“小有弗恭，立见漂灭”，那是不合适的。书中大量选录历史上治理云南最为有效官员的治理事迹、治理之策，写道：“且取赛典赤（元咸阳王瞻思丁）、沐黔宁（明昭靖王英），暨昭代之蔡（绥远将军毓荣）、王（制军继文）、石（抚军文晟）、范（大司马承勋）、鄂（相国尔泰）、杨（大宗伯名时）、高（大司寇其倬）、尹（相国继善）、张（东阁允随）、傅（相国忠勇公恒）、阿（相国英勇公桂）、书（协揆麟）之遗绩，而重敷之。”（3b～4a）让后人能有所借鉴，为云南的安定、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人们阅读此书能有所收获。云南本地百姓须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努力发展生产；在云南做官的官员能从中读出治理云南的各种方法，而非照搬治理中原的方法。这样就能让地方稳定、发展。序言最后写道：“生滇者观之，当兴经纶雷雨之思；吏滇者观之，当深桑土绸缪之计。遂为之捐廉付梓，广其传布，果于令天子宁边绥远、阜物化民之政，少有所裨。则以滇为股肱，可也；即以滇为肘腋，亦可也。滇之福，何莫非天下之福哉！”（4a～b）只要云南物阜民安、天下太平、百姓幸福，就是云南的福气，也是国家的福气。《滇系》一书的编纂，其宗旨乃在于如何有效管理云南，使管理者和当地百姓都能获得最大的收获，而不是其他。

《滇系》的编辑方式围绕编纂目的展开，采用传统的志书类方式，分列十二部类。但师范对每个部类并未撰写古今情况，而是将相关文献编入其中，有的作简要评说，有的为师范自己撰写、阐述观点，希望能对后人有所启发。“有图有表，间缀数语于篇末，名之曰《滇系》。”（2b）形成特有的编辑体例，将此书命名为《滇系》。称为《滇系》的原因是：“窃尝念日月星辰系于天，鸟兽草木系于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系于人，耳目口鼻系于面，喜怒哀乐系于情，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系于音，以奕系秋，以丸系僚，凡类此者，其所系殆无穷也。书之系滇，亦犹是。”（2b）师范用类比方式，阐述系联情况，通过一个主题将相关内容编入其中，使彼此之间有所系联，人们阅读时可从中选择，获取所需信息。因此这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资料汇编的著作，在汇编中加上师范的论述，以体现师范的历史观。

师范为以上目的，利用公余之闲暇时间积极编纂。《滇系》编成后，即“捐廉付梓”，拿出俸禄，刻印流传，希望对云南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幸福有所裨益。此书在当时即已广泛传布，同时代人王崧在编纂《云南备征志》时即有大量参考，清人也将师范在《滇系》中所写的重要文章辑入大型丛书。民国年间，望江县令阅读《滇系》等师范著作后，写下：“前清乾、嘉间，有循吏师荔扉先生者……学问淹贯，经术宏通，诗古文词皆足与汉唐诸贤相颉颃……予在望已十越月，尽读先生所为《滇系》《雷音集》《二余堂丛钞》诸书，窃慕其宏奖之心，包举之怀，大有曾、胡诸名臣气概。”【（清）师范编纂：《雷音集·序言》卷一，1a～b，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印本。】此序文写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仲夏，为禹县人王维城在望江县政府所写，这位新任县长到望江后认真阅读师范所留下作品，认为师范有“宏奖之心，包举之怀”的博大胸襟，有清代名臣曾国藩、胡林翼【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1854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的风范。百年后望江县人对师范有此评价，体现了此书的重要价值。

二、基本内容

《滇系》共四十册，正文前有费淳、姚鼎、洪亮吉所写序言，其次是师范自序，然后是凡例。凡例后有星纪图、分野辨、云南舆地表等两图一文字。在《舆地表》中按道、府（直隶厅、州）、州（县）的行政管辖顺序，逐一列出当时云南“四道”各自管辖的府（直隶厅、州）、州（县），以及所在地至京城路程。“四道”及所辖各府情况：粮储道辖云南府、武定直隶州（下辖禄劝县、元谋县），“至京八千二百里，驻会垣”【（清）师范：《滇系》第一册《滇系·云南舆地表》，1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册者直接标注页码。】；迤西道辖大理、丽江、永昌、顺宁、楚雄五府，永北、景东、蒙化三直隶厅，驻大理府；迤南道辖普洱、临安两府，镇沅、元江二直隶厅，驻普洱府；迤东道辖曲靖、澂江、广南、开化、东川、昭通六府，广西直隶州，驻曲靖府寻甸州。“四道”后专列“盐法道”，并说明其管辖情况：“驻云南府专辖提举司三，其距省少遥之五井，则兼辖于附近之府、厅。”（7a）说明当时云南重要的八个产盐之地，其管辖范围等。然后画出当时云南省地图，并加以说明。

后为《滇系》总目，按册数标记所属十二部类，各部类中标记各册所收录文章等。现将十二部类基本内容简括如下：

第一部类：“疆域系”，第一、二册，分上、下二册。总说云南历史沿革、山川情况，然后分说各府、州（县）等历史沿革、自然山川、划界等情况。

第二部类：“职官系”，第三册，共一册。开头有师范的总说性评价，说明官员的重要性；然后分别说明各府、州（县）的职官数；再收录从汉朝至清朝的优秀官员二百一十九人的传记，为《循良传》。师范撰写有《建制考》《名宦说》《兵防考》等文，收录明朝太仆寺卿涂时相的《仕学序言》，清朝永北布衣刘彬的《救时议》《救荒议》《论兵》《论吏》《论将》等多篇与官员有关的文章；还收录其他人的相关文章数篇。

第三部类：“事略系”，第四册，共一册。本系记录云南历史，从轩辕氏始，经夏、商、周、前汉、后汉、蜀汉、晋、刘宋、萧梁、隋、唐、五代、宋、元、明，迄于国朝（清朝）。目录有此顺序，但正文中未标注。第一段为：“黄帝之嫡子昌意降，居若水，为诸侯，娶蜀山氏之女，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即帝位（原注：若水，即今金沙江）。”【（清）师范：《滇系》第四册《事略》，1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册者直接标注页码。】最后事件为“八年癸亥（1803年），维西力些（傈僳族）藤蚱蜯纠众作乱，总督琅公玕驻剑川集兵剿之，逾年始授首，余众咸就抚”（59a）。为大事年表性质。记述在云南所发生的大事。为师范参阅各种资料辑纂而成。师范总结编辑经过：“此亦编年体耳，数千载之往迹，汇而次之一册，虽所考贵精，而所裁尤贵当。若岁比而月计之，可以汗牛矣。中用夹注，盖古人发明，不传之遗意，阅者欲知其详，有全系在，分门而索之，可也。”（59b）本系所记述事件，早期简略，唐、宋、明、清较为详细。因在其他系中有对相关事件的详细记述，人们如需细致阅读，可查阅有关资料阅读。

第四部类：“赋产系”，第五册，共一册。本系按传统史书编纂形式进行，有民赋、屯赋、杂赋、盐课、厂课、税课、常产、异产八个主体部分，介绍田地资源及产量，矿产资源、数量及产量等以及相关的税收；逐一写明云南出产的各种常见农作物、动植物，以及各种特殊的矿产资源、动植物、手工物品，如乳扇、酥油、弓鱼等。此部分内容较多，专门附有《丛说一百三十二条》，是对各地特产相对细致的介绍，是较有特点的部分。本部分还收录明朝巡抚晋江人陈用宾的《陈言开采疏》、清给事中严粮的《重铜运以杜弊累疏》等文，为当时大臣给皇帝的奏疏，阐明在当时社会状态下采取的对策等。师范在本系结尾写有《钱法论》和《仓储论》两篇论说性长文。《钱法论》探讨“钱”（货币）的功能、起源以及在云南铸钱的情况等，内容丰富；《仓储论》探讨仓储功能、管理等，文字较长，内容宏富，是早年关于仓储的专论性文字。二文皆有较高价值。

第五部类：“山川系”，第六、七册，分上、下册。本系先列名山、大川、重险三部分，介绍云南省内的名山：点苍山、高黎贡山、玉龙山；大川：金沙江、澜沧江、潞江（即怒江）、滇池、西洱河；重险：石门（在丽江）。以后是云南各府（直隶厅、州）、州（县）山川情况的详细介绍。在本系末尾收录有明朝冯时可《滇行纪略》、清朝陈鼎《云南纪游》、明朝徐宏祖（即徐霞客）《丽江日记》（文后有师范的评论）和清朝全祖望《昆明池考》（文后有师范的按语，写于庚午年十月）。以上四篇文章对描述云南山川形胜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

第六部类：“人物系”，第八册，共一册。本系所记人物起于汉朝，止于清朝。第一人为汉朝人“盛览”，到明朝最末一人为“非相”（和尚，明朝人），清朝人物以“词馆”“省元”中收录的人物加以补充。师范说明本系收录人物的原则：“滇之人物，不仅如是，而所录止是者。明以前十得六七，国朝则必见之真、闻之确，始敢载入。'省元’'词馆’为士林荣遇，其官至太守，即不太守，而著循声，负文名者，亦纪之。”【（清）师范：《滇系》第八册《人物》，60a～61b，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册者直接标注页码。】着重从科举考试记录。后收录有师范写的《试差学差同考记》《选举考》《学校考》三文。《试差学差同考记》是考证记录云南人在清朝科举考试中到各省（直隶府）担任乡试主考、副主考的情况。《选举考》记录从明朝洪武年甲戌开科取士，至清朝嘉庆戊辰年乡试的情况、考中举人的数量等。《学校考》叙述云南建立学校的历史：“滇之学校始于王阜，盖在汉章帝初矣，后惟盛罗皮建孔子庙于国中，时尚未叛唐，粤数百年，元世祖入大理，就其址拓之，明则庙祀遍于两池。”（71b～72a）并记录清朝云南最好的两所学校——云南府五华书院、大理府中溪书院，随后详细记录各府（州）学校的数量等。

第七部类：“典故系”，第九至十六册，共八册。数量较多，摘录历代各史书中有关云南历史、山川等的文字。

第九册收录《尚书·禹贡》、司马迁《史记》、班固《前汉书》、范蔚宗《后汉书》、常璩《南中志》、宋祁《新唐书》、诸葛元声《滇史》中有关云南的资料，文后皆有师范的评论。

第十册收录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朝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杨慎《滇载记》、邵远平《续宏简录》、顾炎武《肇域志》、檀萃《诏史补》、高岱《鸿猷录》中有关云南的资料。此册所录史书记述年代为南诏、大理国时期、元代、元末明初的云南情况，文后多有师范评论。

第十一册收录冯甦《滇考》、王鸿绪《明史稿》、无名氏《求野录》、赵翼《平定三逆述略》、无名氏《求是录》、李逊之《三朝野纪》、李昉《册府元龟》等史书中有关云南的资料，还有明朝邓子龙的《约束土司檄》、清朝魏裔介的《传谕滇黔檄》。《册府元龟》是记录南诏的资料，其余主要为明末清初云南的历史状况。文后多有师范简评。

第十二册收录无名氏《逆藩吴三桂传》、赵翼《平定缅甸述略》、节删《缅考》、徐宏祖《随笔二则》、许缵曾《优县花纪事》。以上文字有两篇与缅甸有关，文后多有师范简评。师范在本册后撰写有《乌斯藏说》，记述西藏同汉地的历史关系等，重点写唐朝与西藏的历史事件，同时结合《禹贡》的有关资料、地理形势等，结尾写道：“其地狭而长，东接川滇，西北邻陕甘，在《禹贡》雍、梁二州之内。雍、梁皆以黑水为西境，《经》曰：'导黑水，至于三危。三危，即今卫藏也。入于南海，由南金沙江以入海也。’因知西藏原在内陆包裹中。”【（清）师范：《滇系》第十二册《典故》四，60a～b，嘉庆庚午年（1810）刻本。】通过阐述，说明西藏与汉地之间的渊源关系，有一定道理。

第十三册收录有包见捷《缅略》（节删），摘采樊绰《蛮书》（四则），后面附有师范撰写的《传贞元册封南诏纪略》一文，为师范根据有关资料撰写的贞元年间唐朝册封南诏王异牟寻的历史事实的文字，有较高史料价值。其余收录明清时人写的有关志书，结尾有人物传记。文后多有师范的评说。

第十四册收录对云南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传记，依次为《诸葛武侯传》《韦皋传》《瞻思丁传》《沐英传》《傅友德传》等十二人传记。传记皆摘录自正史，每传后皆有师范评论，有的评论较为细致，对于人物研究有所拓展。

第十五册为人物传记，主要为明朝人。有的录自《明史稿》，如《杨慎传》；有的录自《明史》，如《杨一清传》《包见捷传》《王元翰传》《傅宗龙传》《杨黼传》《郑和传》等；有的录自明朝人所写传记，如方亨咸《武风子传》，还收录有《元史》中《信苴日传》。每传后皆有师范评论，发表师范的见解等，内容丰富。

第十六册为人物传记，主要为明朝人。多录自《明史》，如《杨畏知传》（明末金沧副使）、《王骥传》（明兵部尚书）等；有的录自一般人所写传记，如汪琬写的《明京营副总兵申甫传》《国朝云南左布政使彭而述传》等传记。文后皆有师范的评论。

第八部类：“艺文系”，第十七至三十四册，共十八册。占《滇系》全书的一半左右，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收录历代有关云南的著作、文章，有的是云南籍人所写，有的为其他省籍人所写。编辑时一般按照内容组织，同一内容按照时间顺序编订。

第十七册第一部为《山海经》《水经注》，选录有关云南的部分；然后为唐朝官员骆宾王、韦皋、樊绰、高骈等有关南诏的文章，有元朝的程文海《平云南碑》、李源道《重修崇圣寺碑》、郭松年《大理行记》等；还有明朝人的部分奏疏。有的文后有师范的简短评语。

第十八册除几篇奏疏外，皆为“记”类作品。有书院记、游记，皆为明朝人所写。如杨廷和（明大学士）的《新设永昌府治记》、黄琮的《重修五华书院记》、杨慎的《游点苍山记》、杨师孔的《温泉游记》等。个别篇目有师范评语。

第十九册有记、碑刻、墓表、序言、奏疏等，多为明朝作品。如范言《点苍山神祠记》、诸葛元声《滇史自序》、杨慎《大理府志序》《写韵楼论转注书》，张居正《十三札》（写给老师李元阳等人的书信），陈于廷《王元翰墓表》等。清朝的有蔡毓荣《筹滇十疏》等。本册内容较杂，有的文后有评述。

第二十册收录奏疏等，为清朝官员的公文。如范承勋（云贵总督）《土夷归诚恳请授职疏》、鄂尔泰（总督）《平乌蒙谢恩疏》《兴修水利疏》、檀萃（知县）《厂记》等。皆为实用性公文。

第二十一册收录碑记、文记、檄文、序言、传记等，为清朝在云南的官员所写，或与云南有关之事。

第二十二册为碑铭、碑记、传记、序言等。为清朝人所写，如吴伟业的《苍雪法师塔铭》、袁枚的《杨文定公神道碑》、姚鼐的《知县管石碑盐场大使师君墓志铭》、方苞的《赠介庵上人序》、初彭龄的《滇南诗略序》等。有的文后有师范的评价。

第二十三册为碑刻和奏疏，有刘宋时期爨道庆的《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府君碑》、唐朝时南诏郑回的《德化碑》，有明朝杨一清、王元翰、傅宗龙、杨栋朝的奏疏等。内容相对集中，部分文后有师范的短评。

第二十四册为序言，皆为明朝人所写，内容较为集中。如杨一清的《自讼稿序》，张含的《转注古音略序》，高崶的《云南进士登科考序》，杨士云、李元阳、王元翰的多篇序言，其余人的序言等。有的文后有师范的评论。

第二十五册为序言和游记类作品，皆为明朝人所写，如张志纯的《新建赵州城记》、张含的《万松堂记》、木公的《建木氏勋祠记》、李元阳的《游花甸记》《游鸡足山记》《游盘山舞剑台记》等数十篇游记。有的文后有师范的评论。

第二十六册为论说、传记、碑刻、游记等作品，皆为明人所作。如吴宗尧《腾越要害论》、何邦渐《圣庙宜仍旧祀像论》、赵汝廉《云南平诸夷碑》、李大受《革北衙厂陋规碑》等。有的文后有师范的评语。

第二十七册为墓表、论说、传记等，皆为明人所作。如张含《雪山大夫墓表》、李元阳《宏山杨公墓表》《董羽西墓志铭》《雪屏赵公墓志》、李选《中溪李公行状》、董难《百濮考》、史笔《两爨考》等。部分篇目文后有师范评语。

第二十八册为奏疏、序言等，为清朝人作品。如王宏祚《滇南十议疏》、赵士麟《台湾善后疏》、张汉《流官请简贤员疏》、刘慥《请免金课疏》、高奣映《等音声位合汇序》、王思训《京洛尘稿序》等。部分篇目文后有师范评语。

第二十九册为序言，多为师范同时代人的作品。如陈沆《滇海集序》、钱沣《圣迹图重刊序》《夏䌹庵诗集序》、杨履宽《草堂集序》、赵士麟《赵素庵文集序》等。后收录刘大绅、袁文揆、彭翥等人为师范作品所写序言多篇。部分文后有师范的简评。

第三十册为记叙文，以清人作品为主，收录少量明人作品。如王肃《城隍庙记》、王谋《土主庙记》、张汉《景忠祠记》、石峰《育婴堂记》、钱沣《长沙修学记》、杨一清《游宜兴二洞记》等。部分文后有师范评语。

第三十一册为碑刻、论说文、考辨文等，为清人作品。如倪蜕《马烈女碑》、彭敬吉《重修大海子碑》、赵士麟《选举论》、钱沣《光武论》（上下）、杨履宽《慕容恪论》、王藩《古文尚书考》等。部分文后有师范评语。

第三十二册为论说文、书信和传记等，为清人作品。如李毓奇《客舟说》、张汉《忧患说》、王成芝《云南盐法议》、傅为谅《答苏抚陈可斋书》、余应祥《训儿书》、赵节《范贞女传》、王思训《熊元仲先生传》、赛玛《马节妇传》等。部分文后有师范的评语。

第三十三册为传记、题词、墓表、墓志铭、序言、赋文等。多为清人作品，如钱青选《方孝子传》、李崇阶《徐石公事略》、杨德沛《红衣女墓志》、钱沣《彭南池司马墓志铭》、王思训《征刻滇诗启》等。个别篇目为明人作品，如萧崇业《航海赋》、俞纬《滇南赋》等。部分篇目文后有师范的评语。

第三十四册为序言、传记、书信等，有唐、元、明、清之文，皆为外省籍人士写有关云南人事之文。如唐朝孙樵《书田将军边事》，元朝虞集《送文子方之云南序》，明朝唐顺之《答李中溪御史书》、归有光《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王世贞《箬溪顾公墓志铭》、徐渭《云南武录序》、黄宗羲《书钱美恭寻亲事》，清朝沈德潜《钮半村滇中诗序》、袁枚《彭司马小传》、李果《大理石屏记》、张葆光《大树堂诗序》、孙琪《天愚集序》等。文后多有师范评语。

第九部类：“土司系”，第三十五、三十六册，分上、下二册。上册有云南“十八土司图”，列出云南土司分布情况。上册辑录云南各府土司所在地、姓氏、土官级别、重要历史事件等，有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永昌府、楚雄府、曲靖府、丽江府等二十一府（州）共一百五十五个土司。辑录后有师范的说明和评述，为参阅各地方志书编辑而成，说明土司数量随着清朝廷的不断裁撤，已减少近一半，师范认为土司还需裁撤，有利于朝廷流官的管理等。收录有清昆明人倪蜕《土官说》、永北人刘彬《永昌土司论》、《明史·土司传》（传后有师范评语）。

下册为对上册中部分土司的有关事迹及在清朝的情况加以补充完善，系师范参阅有关资料，经考证写成。共涉及云南府等十八府（厅）的五十六个土司。增加腾越土司（7）、腾越旧辖土司（4）、腾越边外土司（3）三个部分，为该册重点，内容较为详细，为云南西部土司。文末有师范长篇论述，强调对土司采用“羁縻”之策不能操之过急，对边远地区的土司更应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等。

土司系结合云南实际情况，经师范加以考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管理有积极作用。

第十部类：“属夷系”，第三十七册，共一册。该册记述车里、木邦、八百、老挝、孟养、缅甸六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孟艮二府，南甸、干崖、陇川、耿马、猛密、蛮莫六宣抚司，威远、弯甸、镇康三州，潞江安抚司，芒市、孟连、茶山、里麻、钮兀五长官司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等，地属云南西部，有的今已属国外，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后收录有《志草论》《旧志论》等有关如何管理该地区的文章；又收录《贡道上下路》，记述从以上地方如何进贡物品之道路。收录有“爨蛮、僰夷、白人、古宗、怒人”等二十八个当时生活在云南省内的不同民族，说明其来源、分支、居住范围、迁徙情况、生活习俗等。内容较为细致丰富，是当时记述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重要资料，师范有简评。后附有安陆人余庆远《维西闻见纪》一书，为余庆远在维西亲历写成的文字，记述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情况，内容较为细致，有极高史料价值。

第十一部类：“旅途系”，第三十八、三十九册，分上、下二册。上册为师范撰写，师范用长文说明编纂旅途系的原因：“郡国未有以旅途记者，滇在天末，东有黔中诸夷间之，北有蜀之裔土，南有粤之羁縻属县间之，道途通塞，命脉系焉。”【（清）师范：《滇系》第三十八册《旅途》一，1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册者直接标注页码。】由于云南处于西南边陲，多有阻隔，通往内陆的道路是地方命脉。随后回顾从战国时楚将庄蹻入滇到明军入滇的各次重要事件，指出路途的重要性，因此师范编辑此系。然后以《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两文重点介绍从云南进入贵州、四川的道路。《普安入黔旧路》记述从昆明出发，沿途所经之地名，最后到达湖南南部沅州。“自云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为东路。”（8b）此段路程为陆路。《乌撒入蜀旧路》记述从曲靖沾益交水起程，沿秦朝开凿的“五尺道”前行，到达乌撒，最终到达四川泸州府纳溪县。“自交水至纳溪一千二百一十里，为西路。”（11b）以上两条云南进入内陆之路，师范皆步行过。后二文为《建昌路考》《越西路考》，分别是云南通往四川荥经、广西南宁之路。《建昌路考》记述从云南昆明出发，往西北经云南富民、武定、元谋，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经德昌、建昌，到达荥经县。“自云南至荥经县，一千八百六十里，为建越路。”（18a）记述沿途所经之地以及各地的主要特产、山势等。《越西路考》记述从昆明出发，“自云南由临安、弥勒湾、广南、富州、归顺，至南宁府。二千一百二十里。”（27b～28a）记述沿途基本情况，有师范的考订性评语等。以上四条通道是云南通往省外的重要通道，北上和东行，是云南的命脉性通道，故师范极为重视。附录有师范所写的《自撰三道纪程》，是对以上相关内容的补充。本系最后一篇为《图书编（三则）》：《入滇之路》《控制云南》和《议开金沙江》，分别写出从内陆进入云南的三条通道，交通是控制云南的关键，便于调动军队等；如何开通金沙江航道，便利人们通行于内陆。以上篇章皆有积极意义，从如何巩固边疆、发展边疆以及与内陆的交往等方面记述，体现出师范的开阔视野。

下册主要收录历代有关云南水道、边关通道、关隘等文章，如顾炎武《利病全书·金沙江考》、张机《南金沙江考》（即澜沧江考）、齐召《南水道提纲》、杨慎《升庵集·辨泸水》、杨士云《议开金沙江书》、徐宏祖《溯江源记》、闵洪学《请滇路蜀粤并开疏》等，还收录有金沙江图以及师范自撰的《云南水道纪略》等，对某些专题有深入探讨。

第十二部类：“杂载系”，第四十册，共一册。由师范根据收录的各种有关资料，编辑、撰写而成，内容较为庞杂，是以上各系无法编入而有价值的一些简短记录。有师范搜集的碑刻、各地山水名胜、神话传说、有关历史人物的生活情状以及对他们的评价等。有关人物的情况有的节选自《荫椿书屋诗话》。

师范在《例言十二则》中对《滇系》十二系编排顺序有具体说明：“古帝王体国经墅，画井分疆，则疆域其首重矣。有土必有官，有官必有事，继之以职官，即继之以事略。礼乐兵刑，非财不立，衣食养育，非财不成，财产宜次之。财产出于山川，钟为人物，二者称次之。此则前六系之意也。”【（清）师范：《滇系》第一册《滇系·凡例》，1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文者直接标注页码。】指出前六系的内在事理关系、云南概括性的特点，让人们读后对云南有总体把握。对后六系的编辑，由于内容宏富，师范进一步阐述道：“或谓滇无典可考，兹取经史子集之最著者，汇为八册，一洗斯谬。典故以典，艺文则以文，他省四之，本省六之。重其文犹重其人，间有未协，少为更正。敢持鲰生之秃管，拟作往哲之诤臣。土司、属夷，为滇所独，分如眉列，合荅蝉联。旅涂（按：即'途’）虽无干于政绩，近边关隘防，守者或知依据。采诸系所遗，收入杂载，奇思异采，亦可开颜，曲说村谈，等之自郐。此又后六系之意也。”（1b～2a），师范着重阐述“典故”“艺文”两系，共有二十六册，占全书三分之二，师范主要突出其作为云南特有典故、文化的重要性，以纠正人们对云南所存的“滇无典可考”的偏见。这两系对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云南奠定了深厚基础，是将云南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系统化的尝试，且师范在收录文献时“他省四之，本省六之”，广泛收集，而不是偏重于本省，在地方性中强化了国家意识。在内容上，“重其文犹重其人”，既重视文章，也重视人品、人格，这对于云南的建设是有价值的。然后说明了收录“土司、属夷”两系，为云南所特有，强调其地方性特征。“旅途系”则强调其道路的重要性。“杂载系”则通过生动有趣的记述让人们对云南有质感性的了解。在以上对“十二系”的简要介绍中，可看出师范在编纂时达到了以上编写目的，是成功的。

三、特点和贡献

《滇系》一书在编纂体例、史料保存和筛选、历史事件的评价、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分析和建议等方面都有自身特点，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姚鼐在写于戊辰年（1808年）冬的序言中给予极高评价：“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实，此史氏一家之美。”【（清）姚鼐：《滇系·姚序》卷一，4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认为师范在对历史事件的选取、评价、分析社会现实方面有历史之高度，有史家评说的特点。现从四个方面做简要评述：

第一，在编纂体例上，形成了简明而成系统的资料辑录式史书，而非泛览式史书，这为后人编纂此类史书开了先河。师范编纂完成《滇系》后，将此书邮寄京城，请曾担任云南布政使，后又任两江总督、经筵讲官、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费淳撰写序言。费淳因曾担任云南布政使多年，对云南情况较为熟悉，是师范任剑川州训导的推荐者。费淳在序言中指出“是书纲举目张，简而得要”【（清）费淳：《滇系·费序》第一册，4b，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此序写于庚午年（1810年）三月。下引文字出自此文者直接标注页码。】，然后进一步从编辑体例上加以肯定，认为：“其首志疆域、辨职官，非若《广志》、《南中志》之仅夸方物也。其次刊典故、征艺文，非若《黔书》、《闽小纪》之不加区别也。以'系’命名，汇册四十，持论确而取义精。”【《广志》，晋郭义恭编纂，为博物志书籍。《南中志》，附于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卷四中。《黔书》（二卷），清田雯（1635—1704年）撰，为作者在贵州任巡抚时考察当地社会，记录贵州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服饰、舞蹈等。《闽小纪》（三卷），明末清初人周亮工（1612—1672年）撰，为作者在福建任布政使时所写，记述福建风土人情、物产习俗以及人文景观等。】（4a～b）通过同其他志书作比较，指出师范《滇系》在编辑体例上的特点：顺次逐一展开，相互联系。认为持论确切，取义精当。这是较高的评价。他进一步指出，当时“《云南通志》迄今虽未增修，而得是编，以补多年之阙略，洵足备参稽而垂久远”（5a～b）。说明此书的传世价值，可补充当时《云南通志》尚未编写的不足，为后人编纂史书奠定了基础。王崧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编纂成《云南备征志》，在体例上对《滇系》有所借鉴，该书中的历代史料根据编年先后，分不同部类辑录，且史料多与《滇系》所辑录相关史料同，并将师范《滇系》中的《事略系》全文收录为第二十一卷。

第二，《滇系》在对历史事件的筛选、评价上有其独到见解，体现了师范宏远、开阔的历史观。如师范在摘录诸葛元声《滇史》后评道：“皮逻阁计并五诏，惟此备述其始末，较别传独详，盖本之《南诏通纪》耳。今思其故，王昱即己得贿，苟奏而不许，皮逻阁虽狡，曷敢有越厥志哉！大抵国家之于边隅，势分则弱而易制，势合则蔓而难图。手利器而授之以柄，伤人之患在所不免。惜唐臣竟无谏沮者。”【（清）师范：《滇系》第九册《典故》一，61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引文中有的句子与《二余堂文稿》（卷五）所收篇目不同。本部分所引文字与《二余堂文稿》有出入的，皆以《滇系》为准。】师范的评语从国家统一角度分析历史，指出皮逻阁建立南诏的原因，唐王朝忽视地方势力强大而带来危险，同时也指出唐王朝由于官员腐败而引发的严重后果；提出极有价值的治理边疆对策：“大抵国家之于边隅，势分则弱而易制，势合则蔓而难图。”须强化中央王朝政权力量，限制地方政权，因为地方政权可能因实力过大而有谋叛之心。虽然是较常见观点，但是从南诏与唐王朝分裂的数百年历史中阐述，极有说服力。师范在《节删〈旧唐书·云南安抚使韦皋传》》后对以上问题进一步说明：“或谓韦抚南诏，遂启酋龙之祸，而唐迄于亡。呜呼，何遽至是耶？使继皋者，善于驾驭，酋龙虽狡，亦难为患。如必以开边为生事，则南北宋之割地纳币，称侄称臣，何以至于破灭乎？”【（清）师范：《滇系》第十四册《典故》六，16b，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评论中对韦皋对唐王朝开边拓土、开发西南边疆的贡献给予肯定，否定那些批评韦皋的言论，认为主要是后继者未能采取有效对策，而致使南诏实力发展过快。再用对比方式，指出两宋软弱政策也带来宋朝灭亡。继续强化中央王朝的权威，这对边疆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师范在《节删〈明史·云南世守平西侯追赠黔宁王沐英传》》后发表极有价值的评论。这段话语集中体现师范对云南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理解。此段文字较为重要，全文引录：

师范曰：沐氏镇云南，直与明祚相终始，三代以下所鲜见也。迄今已百五十年矣，而滇中土人犹自慑其余威，引为口实。传世十四而天波以走死，母、妻与妾咸殉。昭靖之泽远哉。

按滇于夏、商、周已入版图，沿汉及唐，咸为置吏，虽蒙、段窃壤，时通中国。迨元世祖三路并进，取大理为伐宋先声。旋命梁、段分治，开辟之广，迥越前代。特设南选以待士，王子充寓滇，逆旅、主人亦知向学，其规模尚有可想者。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考公孙述时，牂牁大姓龙、傅、尹、董，与功曹谢暹保境，由番禺江贡世祖于河北。武侯定南中，配焦雍、娄囊、孟量、毛李为五都尉，南人有四姓五子之称。皮逻阁建十賧，以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居之。袁滋过河东州（原注：即今赵州），谓村邑连薨，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赵、李四姓。乃遥遥华胄，半失本源，而甘以他产为词，是皆沐氏之余威，有以慑之也。杨用修谓：“驯鳞介而衣裳，列箐落而郡县。”顾亭林谓：“化鸡犬为鹿鹤，变恶浊为清凉。”驷不及舌，无乃言过其实欤？汉武帝徙瓯闽之人而墟其地，吴诸葛恪始开山越，今皆为名郡。滇讵不若哉!予晋人而籍滇已十三世，故为之论云。嘉庆庚午大署后八日，补书于吉水镇寓馆。【（清）师范：《滇系》第十四册《典故》六，31b～32b，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

该段文字阐述师范对明王朝有关云南边疆政策的评价。首先结合所引《沐英传》中的有关内容，指出沐氏治理云南一事，对末代沐氏对明王朝的忠诚高度赞扬。后面部分是对云南历史的简要概括，简练而有说服力，体现师范的历史观：首先明确云南早在夏朝即已纳入中国版图，延续至唐朝，虽由蒙氏建立南诏国、段氏建立大理国，也未与中央王朝完全割裂。然后突出元朝对云南的治理极为成功，对云南疆土的拓展大大超越唐及以前，这其实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开拓疆土密切相关。指出元朝在云南的管理是有效的，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对云南发展贡献极大，系统的儒学教育得以发展。明朝初年，对明朝推翻元朝在云南统治者之后的做法有否定性评价，主要是明军将领对“元之遗黎，而荡涤之”，采用严酷政策，并在云南毁灭性焚书，“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其目的是让当时云南人不了解自己的过去，去除其恢复之心，以文化毁灭斩断云南人对过去历史的认可。再采用大规模移民政策充实云南各地，原土著之人不得不改换其家族起源，遂纷纷自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等。这对云南文化是又一严重摧残，“皆沐氏之余威”。

师范通过云南土著姓氏的考证，从西汉时的公孙述，到诸葛亮平定云南时的云南大姓，再到皮逻阁所任用的南诏少数民族官员姓氏等，虽然看似与中原不同，但是师范认为是“遥遥华胄”，即是古代汉族先民在云南的子遗，是华夏祖先的后人。师范的这一论述有其合理性，指出古代云南少数民族是当地土著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融合。目前有关考古发掘、民族迁徙、神话故事传说、DNA族源鉴定等研究几乎都支持这一结论。师范其实要强调的是边疆云南与中原文化的固有联系，强化其民族统一的历史观。因此，对杨慎、顾炎武两人的观点—认为云南是蛮族，明朝以前与中原文化缺少联系，明朝才使云南人进一步开化，与中原关系密切——进行了否定。师范认为这是“驷不及舌”“言过其实”的。这个评价极有道理，指出云南虽有特殊性，但将早期云南置于华夏文化圈外是不当的。然后引用汉武帝迁徙政策等带来的繁荣，给予肯定。

师范也认为江南人口的大量迁入对云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不能忘记当地百姓与华夏文化的密切关系。师范在节删《元史·云南行省赡思丁传》后写道：“仁爱之所孚，宁得以时代间哉!滇之妇孺走卒无不知有赛典赤者。公盖慈祥恻怛人也。”【（清）师范：《滇系》第十四册《典故》六，20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册者直接标注页码。】高度赞扬元朝云南行省第一位平章政事。然后再引用历史，讲述忽必烈平定大理国的情景：“世祖拟王皇子于滇，有阻之者。帝曰：'云南，朕所亲临，颇爱其风土，非天命有归思于此，请分器焉。’帝之垂念云南笃矣……先是，兵薄大理时，高泰祥逆命，世祖欲屠之。姚枢、刘秉忠、张文谦力谏；复因夜宴，枢陈宋太祖遣曹彬下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事，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枢马上贺曰：'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之福也。’既克大理，命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士民得相完聚。”（21a～b）此段叙述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赡思丁到云南任平章政事的历史，然后回溯平定大理的情况，元军对那些敢于反抗之地，皆以取胜后“屠城”的严酷方式镇压各地反抗者，而文中引述历史，指出元世祖忽必烈未在大理城下屠城之令，采纳大臣合理建议，改变了大理历史，也改变了元军形象，突出元朝对云南的仁慈政策，在与明朝的对比中委婉批评明朝的一些做法。以上分析可看出师范的重要历史观：对边疆地区的管理，须有仁慈、爱民之心。

师范在所收录的《明史·三保太监郑和传》后写有简短评语，对郑和及其当时明代历史有精要评价：“明祖之禁宦官，可谓严矣，而永乐即违之。汪直、王振、刘瑾祸连朝野，至魏忠贤为已极。庄烈帝手除元恶，乃复寄心腹于高起潜、卢九德等。呜呼，果何见而然哉!郑和之著称，亦在永乐时，想其饬朦幢、耀组练，日驰逐于惊涛巨浪之上，遂使炎洲涨海袭冠带者三十余国，功业之盛，虽班超、傅介子不足奇也。盖宇内山水，半发源于滇，如木有根干，故其钟之于人，率多纯笃而挺拔，中涓犹铮铮。若是，况俨然须眉者，而孰肯以脂韦自甘乎？”【（清）师范：《滇系》第十五册《典故》七，52b，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下引文字出自此册者直接标注页码。】首先从明朝历史出发探讨明朝灾祸，虽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严加限制，可明朝又是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朝代，明朝毁于宦官专权之手。作者以此点而突出历史人物——郑和。郑和虽然为宦官，但是取得了伟大成就，使三十多个海外小国到明朝朝贡，其功绩超过班超出使西域、傅介子出使大宛等。在以上对比中，师范指出郑和的成就与云南的山水相关，是云南山水养育出无数像郑和一样“纯笃而挺拔，中涓犹铮铮”的优秀云南人。这一短评表现了师范热爱家乡、为身为云南人而自豪的情感，云南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自有其不朽之价值。

在《明史·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传》后师范写有评论，揭示明朝灭亡原因，富有远见：“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天启亦不尽亡于天启，而实亡于万历。夫以人主日事静，摄乃至二十余年之久，虽百乘之家，立见消灭矣，况天子乎？矿税之苛、采办之横、边防之坏、内政之淆，未有甚于此时者。伯举以晁、贾之笔，抒龙、比之忠，疏凡数十上，今按其语，即中主以下亦不能堪，而皆留中不报……予读伯举传，亦欲作此论。盖自江陵既籍，申时行、王锡爵等俱以调停，将顺为衣钵，明则避嫌疑，阴实肆操纵，遂使天末孤臣长恸而出国门。呜呼，是谁之咎欤？是谁之咎欤？”（26a～b）开头即扼要提出观点，层层深入指出明朝灭亡之根源在万历年间，以历史眼光指出明朝在一百多年前即埋下祸根，极有见地。万历皇帝无所作为，让大臣代行君事，致使明朝“矿税之苛、采办之横、边防之坏、内政之淆”空前绝后，王元翰数十次忠诚上书仍无所作用，进一步指出万历时张居正虽行调整，但终究陈陈相因，官员行事乃“明则避嫌疑，阴实肆操纵”，并无实质性变化，因此导致明王朝最终灭亡。师范写此文，意在警醒统治者，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朝廷需为王朝的兴盛有长远打算，不能如明朝搜刮百姓，政策混乱。师范的历史论述大都从宏观、长远角度展开讨论，多为深入思考之观点，且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第三，《滇系》对当时社会状况有所分析，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看法。师范在收录清朝前期的两篇有关云南告示《杨名时饬定夫徭示》《永禁加煎压散示》【杨名时（1661—1737年），字宾实，号凝斋，江南江阴人。康熙辛未（1691年）进士，礼部尚书，谥文定。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云南巡抚。】时，发表了有针对性的评论：“滇之累，盐为重，徭次之。两示后帖然者四十余年。乙酉，军兴山僻，愚氓皆踊跃趋赴，其状若可悯，而其心则甚安，盖休养既裕，亦无不知奉上之道宜尔也。缅已请抚，犹谓驻防未撤，例无所减，民稍稍不支，而无良之徒复进以加、煎、压、消之说，诛求搜剔，盐之患，遂甚于寇。丁巳春，酿成大变，于是军民交困矣；己未十月初，颐园先生出抚始定，民运民消之局而于一切。夫马亦以职之崇卑，事之缓急，勒有实额。盖杨公则缨冠止斗，变在将发之时；而初公则拔釜抽薪，变当已发之后。呜呼，滇之人，亦王人耳。土地瘠薄，输转艰难，而征税之纷繁、供应之冗杂、胥役之苛饶、将弁之搀越，有求于他省之十一而不可得者。夫饮冰茹蘖，固难遍责之当道，然于水深火烈之中，略寓恻怛慈祥之意，吾不能不于后之君子有深望焉。”【（清）师范：《滇系》第十八册《艺文》三，79a～b，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此评论针对所收录的两篇告示做出分析，指出当时云南存在的两大社会问题：盐税和徭役。杨公告示发布已四十多年，云南境内相对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可到乙酉年（1765年）却发生变化，到丁巳年（1797年）酿成大乱。原因在于云南“军民交困”，当时官员未处理好相应关系，己未年（1799年）初彭龄新任巡抚后，采取积极措施，发布告示，减免相关盐税、徭役，云南始得安定，指出治理政策的合理性。他进一步阐述云南土地贫瘠、运输困难，可是各种税收、进贡、徭役繁多，加之将士中饱私囊，使百姓“饮冰茹蘖”，处于“水深火烈之中”。因此，作者通过收录这两篇告示，让在云南做官的官员们能心怀“恻怛慈祥之意”，使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这是对国家的贡献。此文有浓烈的民本思想，多从百姓角度考虑，也从治理者角度分析，文章极有说服力，且切中云南时弊，是极有见地的实证性评论作品。由于师范编辑、议论时强调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书刊刻问世后，流传较广。师范在《滇系》中所撰写文章《滇南经费略论》《滇省利弊》《论钱法》《缅事述略》《征安南纪略》《金沙江议》等收入道光六年（1826年）由贺长龄、魏源编辑的大型文集《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年），次年刊行，凡120卷，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对社会国家的治理有积极作用。

第四，《滇系》一书，绝大多数为师范选辑前人史书、作品及当时人有价值的作品编纂而成。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在其他文献中有保留。但有的文章由于时代变化，在后世未能保存下来，由于有师范《滇系》的收录，有的作品得以完整保留。在史料保存上有其极重要价值，如明朝何邦渐的著名长篇论文《圣庙宜仍旧祀像论》、袁枚为彭翥所写小传、彭翥的书信、龚锡瑞等人的评论文字，等等。这些资料的保存，对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是有价值的。

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洪亮吉在序言中对《滇系》一书有全面评价，指出：“考古证今，由近溯远，其陈列利弊，搜罗隐显，三边之界画，廿郡之形胜，以迄居中驭外之规，自上达下之势，言言可垂之久远，事事冀见之施行。非生长其地，熟其山川井邑，而又通达世务，周知治术者，能若是乎？”【（清）洪亮吉：《滇系·洪序》，卷一，1b～2a，嘉庆庚午年（1810年）刻本。】此段评论文字指出师范编纂过程的考订特点，对云南形胜、划界等有细致说明，有高超的史料编辑的驾驭能力，为后人了解云南，特别是为官者了解云南有极大帮助。洪亮吉的评价是合理的。赵藩编辑完师范《二余堂文稿》后对师范再作总体评价：“先生天赋异秉，好学不倦，足迹几遍国中。而于滇云文献掌故，网罗大备，言之如数家珍。所谓《滇系》一书，诚史氏之外编，一方之实录也。其于学无所不窥，故于文无所不能。析理也精，纪事也核，致用也切实，敷情也挚婉。”【赵藩：《二余堂文稿序》，见龙云、卢汉修，李春龙、王珏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四册，39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指出师范《滇系》在云南历史、社会上之巨大贡献，在历史分析、评价中的锐利眼光等。这些评价是极为合理的。

总之，师范的《滇系》是内容宏富、资料翔实、编辑有特点的历史著作，对了解云南历史有极高价值，是开启古代云南历史的一把钥匙。

选自《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521-542页。

作者简介：周锦国，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