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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的读书小札。 (一) 北洋政府“二十一条”卖国？ 说起“二十一条”，稍微了解的朋友会恨得咬牙切齿，从而容易产生误解，在“二十一条”上，北洋政府卖国了。 “二十一条”，是日本要跟中国新签的一个条约，其中除了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的权益外，最厉害是第五条，即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用袁世凯的话说，“简直似以朝鲜视我”。在当时中日实力对比上，中国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但若是就此说北洋政府卖国，未免也有些过于苛责了。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是趁着西方列强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它想在中国捞取更多利益的背景下而提出的。袁世凯最先看到“二十一条”，据说他反复看了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上，他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他们也没有商议出好结果，只是确定下来，第五条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可是该来的谈判还是要来的，没办法，北洋政府实力不足以同日本人叫板，只要想出一些别的手段来应付，简单言之一个字——“拖”。 比如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说只能谈一次，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约定每周谈三次； 每次会谈，陆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徵祥都让服务员献茶，上茶，上点心。他自己慢吞吞地喝，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就赔笑脸。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偷偷将谈判的消息传达给英美各国，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阻止日本人的图谋，这本来就是遗传自清朝末年“以夷制夷”的法子，只是当时欧洲正在大战，他们犯不着跟日本人翻脸，只要“二十一条”不侵犯他们在中国已经获得的权益，也就默许日本人的作为。 最后北洋政府没有办法，几乎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了第五条外的全部内容，而且第五条“容后再议”，后续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袁世凯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要求文武百官发愤图强，“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 由此可知，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并非有人主观上卖国求荣，恰恰相反，从上到下，北洋政府的各级负责人都想为中国争取更多利益，只是在实力悬殊的背景下，不得不接受。外人不晓得谈判的真相，只要北洋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想不被骂卖国是不可能的。 至于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之后，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推动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23年3月被正式废除。 (二) 北洋政府参加“一战”的理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发生时，北洋政府向各国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 可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没有实力支撑，要想中立谈何容易。德国在青岛的地盘就被日本盯上了，日本对德宣战，不派兵去欧洲，反倒进兵青岛。北洋政府被迫划定交战区域，可日本人得寸进尺，说任何中国在山东方面的抵抗都被视为援助日本的敌人。 民国政府此时还在替满清还债——给德国、奥匈帝国继续偿还“庚子赔款”，这引起协约国的不满，在此情形下，北洋政府势必要选边站。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胜负之势已经明晰，德国、奥匈帝国即将失败，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小弟。 对中国来说，参加一战的好处显而易见： 其一，德国占据山东青岛，日本对德宣战后对山东虎视眈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可以促使“山东问题”妥善解决，至少当时北洋政府是这么想的。这是政治层面的好处； 其二，作为战胜国，能够获得经济利益。一方面是协约国的财政援助，另一方面是免于支付对德国、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这是经济层面的好处。 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并没有派兵前往欧洲参战，倒是不少在国内活不下去的劳工，被半骗半收买地装上了轮船，送到欧洲战场去挖战壕，修工事，送弹药。此事在中国宣战之前已经有了，宣战之后，这种事情更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上面两个理由，一般人都能想得到，可是还有一个理由，可能大多数人就会忽略了。那就是北洋军阀此时的实际控制者，皖系首领段祺瑞要借参战之机，训练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训练自己的部队，固然是为了加强北洋军阀统治，还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是武力统一全国。因为当时国内混乱，袁世凯死之前，尚且被西南和两广的地方军阀弄得焦头烂额，袁世凯死后，继承袁大头遗产的皖系军阀，更要加强武力了。 (后来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也是同样的道理。再后来老蒋训练中央军，也是同理。手里有自己的武装，政权才有保障。) (三) 军阀都是大老粗？ 我们说起当兵的，往往有个刻板的印象，军人都是大老粗，尤其是民国的军人，更是粗中之粗，即使当上首领，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如奉系军阀张宗昌，喜欢写打油诗，附庸风雅，可是他写的诗，趣味有余，文采不足。他写有一首《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还有一首《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这明显是粗人写的诗，不过爱国心还是有的。 其实，北洋军阀小站练兵起家，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而这里面，有一大批是有志爱国的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出身优渥世家，弃文从武，是为了富国强兵，重铸中华民族之尚武精神。 在他们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你能想到北洋政府镇压工人、学生运动的惨案吗？除了一个“三·一八”惨案，我想不起别的了。是不是这类事情老蒋做得特别多？ 由此可知北洋政府的大军阀，即使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也不会干类似老蒋对中央苏区、对学生运动的残虐行径。更何况其中有些人是前清秀才出身，文化水平今日看来相当之高，试举几例。 “ 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 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 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 你看看写得多好！ 再分享一个人物，他叫徐树铮，是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的第一号谋士兼大将，近代有名的文人说他“有儒将之风”，“其文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他写有一首《金盏子》： 风雨龙飞，望蓟门烟树，九边雄阔，鹅鸭起军声，偏无道民心，老僧能说。那知画里功名，早客空飘忽。休更问，金陵大功坊畔，柳花如雪。 销歇。吊勋阀，揩倦眼，纵横王气竭。无人愿骑战马，难重遇、天生病虎侠骨。坐看万里江山，只春风鹈鴂。泉寒悄，谁管细雨侵帘，燕子愁绝？ ” 你看全词写大好江山沦落，竟无人愿意从军报国，思及驱逐北元之明朝大将徐达，怎不满腔幽思，愁上心头呢？诗言志，能在诗词中表达这种抱负，你说北洋军阀这帮人怎么能是大老粗呢？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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