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熊烽丨“丝印”之辨

本文原刊于《中国篆刻》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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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印”之辨

姜熊烽

摘要：“丝印”是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民间流行的一类古铜私印，除作为钤盖印外，还被随身携带把玩或当作某种信仰寄托。这类印在日本存世较多，早期有少量流入中国。长期以来最广泛的观点认为“丝印”是明朝向日本出口生丝时附在货物上作为“合同之证”的铜印，来自中国。厘清“丝印”各种命名缘由、辨析其国别属性，乃至重新命其名为“室町私印”，对一类长期被模糊认识的问题，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同时对中世纪东亚印系发展脉络的全面认识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关键词：室町时代；古铜印；丝印；室町私印

日本印家所习称的“丝印”之名，近世也为中国印学界所沿用，这类印基本为铜质，较轻小，高度约3cm—5cm，印台较薄、钮身大多有穿带孔，中空铸造。钮式丰富、多具民族特色；印文品类多样，有较多不能辨识。关于其国别属性，笔者已在《“丝印”来源释疑》一文(《中国书法》2021年第8期)中做过辨析：“丝印”并非是中国产物，制造地在日本。所谓“丝印”是一个模糊庞杂的类别，长期未获厘清，其称谓除了常见“丝印”之外，还被称作“古铜印”“高丽¹印”“镇纸”“玩具”“根付”等。以下试对“丝印”若干传统说法作一解析。（为讨论方便文中暂沿用“丝印”称谓。）

一、“丝印”名称由来

日本存世的“丝印”据杉浦丘园（1875—1958）估算约有4000枚，²会田富康（1901—1987）统计出“丝印”的钮式有250余种、印面形状约15种、印文约150种。印钮和印面分开铸造，上下自由组合，印文方向不一。³因有大量同钮同文、同钮异文、异钮同文的现象，杉浦丘园认为“要选100个钮和印文都不同的很困难”。⁴“丝印”钮式除了大部分的动物之外，还有人物、七福神、梵钟以及祈福类形象如鯱、狛犬等。印文有汉字、类汉字、符号、图案等，其中有大量未释内容。一直以来“丝印”独具神秘色彩，对于其由来众说纷纭。

古铜印

“丝印”绝大部分是铜铸印。外表的古铜色具有被反复使用和盘玩之后的一种皮壳色泽，具备古物表面经过长期氧化之后的审美特质（图1）。日本江户末期以来，“丝印”作为古铜印代表被辑成多部印谱，如：《古铜印汇》⁵《吐禄斋蒐藏古铜印谱》⁶等。用“古铜印”来称谓“丝印”，一方面看到“丝印”地位，没有被当作异类特别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虽定义了大致年代和材质，但涵盖了其他时代和国别的古铜印。此外，日本历来的古铜印一般被称作“大和古印”，⁷但“丝印”显然并不等同于此，“古铜印”的称谓未能准确概括其特性。

丝印”与“丝”无关

日本天宝年间（1830—1844）的“川柳”⁸中有这样句子：“（摆放）'丝印’的桌子旁猫在午睡”⁹，可见“丝印”这一称谓已成为了江户时代通用说法。横井时冬（1860—1906）在明治三十年（1897）八月发行的《考古学杂志》中发表了《丝印考》一文，其观点如下：“足利时期，¹⁰天下纷乱如麻，农民荷戈从军，养蚕之道衰落，织物原料所用生丝不能满足内陆之需，逐渐依托遣明船进口。当时从中国进口的生丝，每斤皆铸印一个以为合同之证，所铸铜印，称作'丝印’。”¹¹

查阅明史及日明贸易史料，未发现类似横井时冬有关“丝印”作为“合同之证”确凿的文字记载。《“丝印”来源释疑》一文也阐述了“假设每斤生丝上挂一个'丝印’，日本存世数量将极其宏大”之论点，在缺铜和铜价高涨的明朝，大量用铸铜印来作为生丝出口的“合同之证”一说缺乏事实依据，在中国几乎没有存世“丝印”的现象也能说明问题。另外，“丝印”印钮和印台分开批量制作、上下自由组合的特点导致了许多同钮同文、异钮同文的现象，用其作为“合同之证”，与凭信具有防伪和 唯一性常识相悖，缺乏合理性。

二、“丝印”的不同类别与用途

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一衣带水，隋唐开始日本在引入中国印制同时也随之引入铸印工艺，这个从隋唐官印与奈良、统一新罗官印的实物比较中可以得到佐证。1977年，日本谷津遗址出士了莟钮铜印的铸造陶范，由四块合成（图2）。另外，在福岛县番匠地遗址也发现了多件9至12世纪铸印的陶范，其中有“磐［城］郡［印］”印面的块范（图3）。由这两处出土铸范的不同部位，可以揭示铜印铸造时是由印体范和印面范合成一个完整的铸型，浇铸后打开陶范取出印章铸件，再打磨加工的流程。¹²约700年后的“丝印”铸造工艺已相当成熟，这也是“丝印”钮式变化丰富、印文涉猎宽泛并推动室町时代私印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私印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律令制开始瓦解，文书上官印的使用逐渐减少以至官印的权威也日渐式微，随之而来的是私用文书的盛行，花押逐步取代了官印。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后，随着禅宗的交流带来的宋元文人印促进了私印的兴起，再次在文书上盖起了与前代不同系统的印章。随后禅僧之间盛行字号为印文的印章，武将之间也开始模仿。自此，私印的铸造和发展开启了全盛期，印章在形式、内容上进行了多种变化，使用目的也越发宽泛。到了室町时代的战国社会，¹⁵武家之间的朱印越发盛行，盖印的文书被称为“印判状”，印文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信仰、兴趣等，“丝印”正是基于这样背景开始兴盛。同时，书画落款也开始使用“丝印”。

使用“丝印”有据可查战国时代以来的名人有：前田利长（1562—1614）、近卫信尹（1565—1614）、大藏弥右卫门（1567—1623）、蜂须贺至镇（1586—1620）、德川义直（1600—1650）；茶道名流、造园师有：小堀远州（1579—1647）；画家有：狩野探幽（1602—1674）、土佐光起（1617—1691）、圆山应举（1733—1795）、谷文晁（1763—1841）、高久霭厓（1796—1843）、菅井梅关（1784—1844）、椿椿山（1801—1854）；釜师有：宫崎寒雉（1633—1712）；国文学者有：梁川星严（1789—1858）；篆刻家有：高芙蓉（1722—1784）；收藏家有：杉浦丘园（1875—1958）等。（部分名人用印见图4）

文书用印记录有施福寺执事文书用印、大藏弥右卫门文书用印及近卫信伊文书用印（图5）。

寺院用印记录有下野宇都宫成高寺的“寺宝”天犬（狗）印²³（图28同文参考图）、京都本能寺天正十三年（1585年）十一月廿一日文书用印（图6同文参考图）、伊豆伊东松月院弁才天（七福神之一）钮印（图7同文参考图）。²⁴

根付

根付是日本独有的物品。洋装上有十数个口袋，方便携带东西，而和服没有口袋，以至于携带香烟、货币、药品等比较困难，由此利用腰带来携带东西，这是日本根付比较发达的一个原因。据竹内久一（1857—1916）²⁵考证：“把钥匙串起来挂在和服腰带上的根付从足利时代起就有了，这些根付大多是象牙印材类（图8）形状、模仿唐风的物品”。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影响极为深刻。唐风物品被日本民众极度推崇、爱慕，“丝印”（图9）、印钮、刀柄、杖头、冠带等开孔后穿上绳子直接作为根付来使用。²⁶会田富康认为“丝印”是用来佩戴的“根付”。其印文较浅，批量生产及轻量、有穿带孔的特性类似当时流行的根付。²⁷许多“丝印”棱角圆润、表面有着独特色泽，系常年被作为根付佩戴，摩挲把玩的结果（图10）。

“丝印”具备根付的必要条件，但根付无需“丝印”的所有条件，如钤盖功能、铜质等。所以用“丝印”或类似“丝印”一类的物品可以作根付，特别是部分印文很浅或翻模一些正字铭文铸造而成的“丝印”被当作根付来使用的可能性非常大。

祈福神

日本室町末期多年战乱导致了社会的疲惫，困惑中的人们只有把希望寄予明天、寄予神明保佑，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在这个较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类“丝印”，其诸多特点不但透露出民众浓厚的生活信息，且能感受到与民族信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²⁹图11的天神钮、鯱钮、大黑天钮、寿老人钮的钮式极具日本民族特色，均与民间信仰有关。而从可辨识的印文来看，大多又与信仰无关，且有印文很浅或铸成了正字（钤盖后是反字，如图11鯱钮）的例子，推测它们不是以钤盖为主，而是用来敬奉或随身携带以作祈福之用。

镇纸

《集古十种》辑有两方出土印，分别有注文如下：“下总国大寺乡掘地所得印。天明四年（1784）于下总国大寺村农民桑田十兵卫所得于石室，印文不可读疑舶来书镇之没土中者”。（图12）“伊豆国田方郡韮山于古城迹宽政八年丙辰（1796）掘地所得疑镇纸之类”。（图13）³⁰这两枚印在“丝印”中都有同文印，曾被认为用作镇纸。会田富康曾对“丝印”的大小和重量有过描述：高度一寸五分（45mm）的重量约十六、七两（60—64g），高度一寸（30mm）的重量约十两（37.5g），作为铸造印是非常轻的。³¹这两方“丝印”如用作镇纸，这样的重量缺少合理性。另外，镇纸是否需要印文、印钮上是否需要穿带孔？这些似缺合理解释。

“丝印”是一个较为庞杂的类别，除了用作钤盖印外，部分被用作根付和祈福神，甚至误作镇纸。钤盖印的印文往往和使用者的职位、姓名等无关，尤其作钤盖类以外使用时印文大多被忽略，这是“丝印”的奇特之处，也是特别需要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之处。

三、“丝印”与高丽印

日本的“丝印”和朝鲜半岛的高丽印，有着中国印章的共同渊源，并相互影响。高丽印大多为铜制，通体青绿色，钮式除继承一些中国古印钮式、弧钮发展为莟钮外，还有若干兽纽，形态总体没有“丝印”饱满，印面呈圆形、多边形及方形。高丽印在“丝印”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被直接拿来使用，亦或被模仿制成“丝印”。高丽印中也发现有“丝印”存在，历史上两地频繁交往的事实，使得“丝印”和高丽印的互相流传也具条件和合理性。

日本战国时代以后，将军武士们开始用印章替代“花押”钤在武家文书上。最著名的是丰臣秀吉（1537—1598）终生爱用的一枚印，最初钤盖于天正十一年（1583年）兵库港船租税的受领文书，之后钤盖于其发出的所有太閤文书上，除此未使用过其他文书印。此为直径不足4cm的圆形朱文印（图14），印文曲叠盘绕，不能辨识，具高丽印文风貌。此印未有实物留下，也未见过有同文印，推测为高丽印。其子丰臣秀赖的用印（图15）从大小到风格都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印面中央的“秀”和分拆至两侧的“赖”字偏旁都基本可辨。吐禄斋藏有一枚与丰臣秀吉较为相似的印（图16），从钮式判断当属“丝印”，印文应是模仿而制。

名古屋德川美术馆藏有一枚兽钮“关白”印（图17），印面直径5cm（比一般“丝印”要大），印台具高丽印“两层印台”特征。在《德川美术馆藏品抄4文房具》中记载为“传丰臣秀吉所用”，但实际上丰臣秀吉的文书上从未钤过此印。青宝楼藏有同文“丝印”（图18），印面外圈为“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八字，内圈中心为“关白”二字。另外，在热田神宫也藏有同印文鸡钮“丝印”，并注明“丰臣秀吉公印”。竹内久一（1857—1916）在《丰太閤の印》³⁴中记述，同印文的“丝印”连同自己的共见过有九枚。另据《安田家藏印》³⁵中记述，安田文库收集的“丝印”中有五个系“关白”印。值得注意的是在丰臣秀吉之后掌政的德川家康（1543—1616）在日朝外交上的正式名称虽为“日本国王”“日本国大君”，朝鲜却惯称其为“关白”，根据印钮印台及大小特征，推测德川美术馆藏“关白”印属高丽印，其他同文印结合文字讹变程度及钮式，应是仿制高丽印印文的“丝印”。

小西行长（1558—1600）初为备前国宇喜多氏之家臣，1579年受丰臣秀吉所招，因屡立战功，1585年封为摄津守，赐姓“丰臣”。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出兵朝鲜任先锋主将。《集古十种》辑有一枚“丰臣行长印章”³⁷（图19），实物印章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一枚无钮象牙印。此印曾在1903年的大阪“丰公遗物展览会”上展出并作说明为“小西行长征韩役军中所用，韩人雕刻”。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丰臣行长（图20），印文与前者高度相似，应是翻模制成。“丝印”中有从器物铭文翻模制文的例子，如图11鯱钮印，钤盖后为反文，此类似不以钤盖为主要功能。大象驮灯笼的钮式和轻薄的印台具“丝印”特质，大象在古代日本是通过佛教造像认识的，室町时代起各国向丰臣秀吉等赠送大象，引发了民众对大象的推崇，认为大象能带来好运，石灯笼也具佛教色彩。故此类“丝印”应是日本民众祈福之用。

日本战国大名石田三成（1560—1600）、黑田长政（1568—1622）的用印³⁸及松浦镇信（1549—1614）、岛津义弘（1535—1619）的用印印文³⁹（图21），具 “蚯蚓文”或“九叠文”一类特点，且未发现同文印，符合高丽印的特点。作为丰臣秀吉麾下的武将，他们都出兵过朝鲜，归国时曾带回诸如佛像、佛画、梵钟等战利品，这些武将用一些办法如通过寺院或墓穴找到这些酷似主君日常使用的印章，和战利品一起带回日本作为私印来使用的可能性很大。故此类印章推测为高丽印具有事实上的可能性及合理性。

图22系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印，收录于《韩国の印章》⁴¹并标注为朝鲜时期（1392—1910）铜印，印文与《日本古文书学》所辑“丝印”代表（图23）相似度很高且同为狮钮。这两枚印从印文到印钮，都具备“丝印”的特征，前者如作为高丽印则钮身没有常见的表面特征，且较为光滑。另外，笔者藏有一枚同文人物钮“丝印”（图24）值得关注，因为高丽印钮式中无人物钮，不排除前者为日本流向朝鲜半岛的“丝印”。

“丝印”常常被称作高丽印，其有一定缘由，但纵观全貌，两者有诸多不同。“丝印”除了吸收和模仿部分高丽印元素外，造型种类和题材更加自由丰富，印文方面更多地吸收了汉字、类汉字、符号及自由创意元素，更具日本地域特色及民俗风貌，最终通过商业化量产得以传播。它们因生长环境及民族习性各有不同，逐渐萌发出强烈的个性特征。

“丝印”的种种称谓，切实反映了人们对其印钮印文及实质功用还存在许多疑惑，考证其出土记录，变得尤为重要。

四、“丝印”的出土与著录

菊池能运（1482—1504）⁴²墓出土“丝印”，⁴³印文作“宝”字（图25）。据《共古日录抄》⁴⁴丝印谱记载，此印系修缮菊池能运墓时出土。同印文的钮式除较多狮钮外，还有中川得楼（1833—1915）藏惠比寿钮、山中共古（1850—1928）藏大黑天钮及异兽钮、林若树（1875—1938）藏猿猴钮等。青宝楼也藏有同文“丝印”（图26）。菊池能运卒于永正元年（1504年），据此能判断此出土“丝印”及同文“丝印”出现在室町时代中后期。

二十世纪中叶在山梨县富士山麓农田曾发现一枚印章（图27），印面文字一度被释为“秦”，由此引发是秦始皇“金印”的离奇猜想并被日本电视和报纸广泛报道。⁴⁵后被释读为“天狗”，青宝楼藏同文象钮“丝印”（图28）。天狗是日本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与汉语中的“天狗”意思不同，天狗很多场合以善神形象出现，是妖怪、山神、人文的象征。

平成三年（1991）位于大阪府阪南市的饭之峰畑遗址出土了一枚狮钮“丝印”，印文作“莫”（图29）。由“大阪城迹”的发掘调查团于大阪市天满本愿寺迹发现了一枚“丝印”（图30），印文被称为“圣母子像”，⁴⁶《谜の丝印》辑“仙人乘鹤”（图31）印文与其高度相似，“丁钮”也如出一辙。另外有记录的还有昭和五十四年（1979）至昭和五十七年（1982），日本学习院大学的调查团在挖掘由于天明三年（1783）浅间山的火山爆发被埋的镰原村村庄时，发现了一户村屋遗迹中的印笼、箭筒、怀中镜、宽永通宝和印章。因长时间在熔岩层的缘故，印章已经变形、腐蚀，但能看到是铜制的大黑天（七福神之一）钮，印面是能认读的“宝”字。新关钦哉通过鉴定实物印章，对比其所藏的同文同钮的“丝印”，断定其为“丝印”无疑。此等出土记录证明了“丝印”被民间使用的事实。

民间用印记录除了上文出土“丝印”外，杉浦丘园家藏“定家消息轴”中随附现金收条的道具店名字上盖有“丝印”。此外，在“大阪之战”中溃败的丰臣的部将作为藏身之报而赠与山城农家的“丝印”，被长期作为“实印”⁴⁸使用。⁴⁹事实上民间入手“丝印”相对困难，“丝印”用作“实印”也略大，但自江户时代以来，“丝印”还是频频出现在了民间。与此同时，“丝印”根付、祈福神也在一直民间流行。

“丝印”的出土记录，尤其是菊池能运墓出土“丝印”的重要发现，印证了“丝印”出现在十六世纪初室町时代后期。名人、寺院及民间用印记录，也是“丝印”被广泛使用的实证。更为重要的信息是这些都存世于日本境内，尤其是天神钮、弁才天（日本“七福神”之一）钮等钮式、与十六世纪后半叶禁忌有关的“莫”及“天犬（狗）”等印文，多具日本民族特色，也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这些考古发现古印进一步确证了所谓“丝印”与来自明朝的丝贸活动无关。

“丝印”除了（日本）全国美术馆、博物馆以外，个人收藏颇多。从大内丰春亲见范围来讲，出土品及经历过水火的“丝印”不到1%，其他都是被精心保存的传世品。在二次大战中仅知道的毁于战火的就有2000枚。⁵⁰

从江户时代起，“丝印”开始被结集成谱（图32），其中不乏有印钮图像用珂罗版印制原钤印谱，如《青宝楼古铸百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存世“丝印”著录有二十余种，见表1。

“丝印”著录是日本民间用印、藏印的实证。侧面反映了人们在“丝印”使用、收藏乃至交流方面的繁盛景象。在日本之外的实物收藏方面，除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上海博物馆的数枚及少量个人收藏外，未发现其他有较大数量的藏家，著录也基本结集保存于日本本土。

结语

中国印章文化东传并融入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民族性格，在两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并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结在一起。印章在日本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按用途分为“收取印”“承认印”“实印”等。纵观日本印章发展史，平安时代末期的官印衰落和镰仓时代随禅宗兴盛引入的宋元私印文化是花押之后私印兴起的背景，室町时代禅僧之间的字号印、武家之间从丰臣秀吉开始受高丽印影响使用能表现理想、信仰、兴趣的“丝印”，开启了私印的繁盛时代。至江户时期（1603—1868），从武家将士、上层文人到书画词人、茶艺园艺师乃至普通民众，都以拥有一枚具有个性审美的私印为荣。同时，日本独有的根付文化也促进了兼具根付功用的“丝印”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日本内外战乱导致民众身心疲惫的室町末期，多种信仰交织于民间，人们在钮式上融入天神、福神等形象，在印面中参以仙人、天狗等图文来敬奉，以期祛病除邪，祈福求安。“丝印”在日本的出土记录，印证了“丝印”出现在十六世纪初的室町时代后期，日本名人、寺院及民间用印的记录和印谱的结集也是“丝印”被广泛使用的实证。在铸造工艺成熟的室町时代，随着需求量不断增加，一方面采用印体和印面分开铸造、自由组合的批量制造方式，一方面在钮式和印文的设计上多样化、民族化，不但巧取中国铜镜铭文、高丽蚯蚓文等来翻模和仿制，从动物钮、人物钮到福神、梵钟乃至日用器具等民族风格钮式得到了多元发展。“丝印”称谓已近200年之久，其他各种称谓也常常出现，对其片面和模糊的定义在很多学术场合需要反复说明或不确定地表达。综上可知，“丝印”出现在日本室町时代后期，为日本制造，具备印章的基本特征。除了部分被用作根付和信仰敬奉不以钤盖为主外，大多数“丝印”具备钤盖功能并被社会名流乃至民众使用于文书、书画及凭证，属“私印”范畴。本文由此提出将“丝印”正名为室町私印，符合其本质属性和印章体系的常规命名方式。

室町私印是日本印章从官印过渡到私印的重要历史阶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并经过强盛发展的一朵私印奇葩，无疑在日本印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步调与中国在隋唐之后多元演化的宋元私印基本保持一致，受社会制度和文化影响得以蓬勃发展的同时，独具其地域风貌和民族性格。

为室町私印正名，厘清长期以来被模糊的国别属性和众说纷纭的来源及用途，对确立其在东亚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完善东亚印学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泛指朝鲜半岛，并不仅指高丽时代（918―1392年）。［日］太田正弘《吐禄斋蒐藏古铜印谱》，1997年，第2页。

[2] ［日］杉浦丘园《蒐集清谈》，《茶わん》128号，株式会社宝云舍，1941年，第24、25页。

[3] ［日］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中央公论美术，1981年，第214、186页。

[4] ［日］杉浦丘园《蒐集清谈》，《茶わん》128号，第27页。

[5] ［日］安田箕山著，系日本最早（1766年）的印谱，所收均为“丝印”。

[6] ［日］太田正弘《吐禄斋蒐藏古铜印谱》。

[7] ［日］木内武男《日本の古印》，二玄社，1965年，第1页。

[8] 川柳，日本诗歌一种，较口语化。

[9] ［日］日置昌一《话の大事典》万里阁，1950―1951年。

[10] 亦称室町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明朝时期。

[11] ［日］新关钦哉《糸印の謎をさぐる》，《谜の丝印》，富冈美术馆，1993年，第15页。

[12] 孙慰祖《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

[13] ［日］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第148页。

[14] 孙慰祖《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第192页。

[15] 日本战国时代（1467―1615），一般指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的这段历史。

[16] ［日］常石英明《名家印谱大集成》，金园社，1986年，第337页。

[17] ［日］新关钦哉《糸印の謎をさぐる》，《谜の丝印》，第13页。

[18] ［日］新关钦哉《糸印の謎をさぐる》，《谜の丝印》，第14页。

[19] ［日］常石英明《名家印谱大集成》，第38页。

[20] ［日］久米亚雄《日本丝印考》，《西泠艺丛》2017年第2期，第27页。

[21] ［日］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第183页。

[22] ［日］常石英明《名家印谱大集成》，第215页。

[23] ［日］新关钦哉《糸印の謎をさぐる》《谜の丝印》，第8页。

[24] ［日］广濑千香《共古日录抄 · 日本书志学大系15》，青裳堂书店，1981年，丝印谱。

[25] 竹内久一，日本雕刻家，东京美术学校教授。

[26] ［日］上田令吉《根付の研究》株式会社恒文社，1978年，第14、15页。

[27] ［日］会田富康《铸金 · 雕金 · 锻金》理工学社，1975年，第7―28页。

[28] 东京国立博物馆《印笼和根付》，株式会社二玄社，2000年7月版，第170、178页。

[29] 姜熊烽《日本“丝印”中的民间信仰》，《书法报》，2023年12月20日，第49期,26―27版。

[30] ［日］市岛谦吉《集古十种》，国书刊行会印行，1908年，第四卷第483、492页。

[31] ［日］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第217页。

[32] ［日］神宫征古馆农业馆《神宫征古馆陈列品图录》，三秀舍，1941年，第45图。

[33] ［日］相田二郎《战国大名の印章―印判状の研究》，名著出版社1976年，第66页。

[34] ［日］集古会《集古会志》1904年刊。

[35] ［日］三村竹清《不秋草堂印谱》第26卷。

[36] ［日］小川浩《青宝楼古铸百印》谷藤京成印刷社，1933年。

[37] ［日］市岛谦吉《集古十种》第四卷，第489页。

[38] ［日］常石英明《名家印谱大集成》，第420页、第360页。

[39] ［日］平凡社教育产业中心《书の日本史》，平凡社，1976年，第176页、第177页。

[40] ［日］伊木寿一《日本古文学书》，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76年，第182页。

[41] ［韩］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韩国の印章》，株式会社学生社，1989年，第30页。

[42] 菊池能运，日本室町时代武士，祖上本姓“藤原”。

[43] ［日］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第183页。

[44] ［日］广濑千香《共古日录抄 · 日本书志学大系15》，丝印谱。

[45] ［日］新关钦哉《糸印の謎をさぐる》，《谜の丝印》，第8、9页。

[46] ［日］久米亚雄《印章》，法政大学出版局，2016年，第238页。

[47] ［日］久米亚雄《日本丝印考》，第27页。

[48] 日本国民经过政府登记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印章，常用于不动产购买、加入保险等合同。

[49] ［日］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东京堂出版，1995年，第291页。

[50] ［日］大内丰春《丝印の谜》，《目の眼》，株式会社里文出版，1992年12月，第26页。

《中国篆刻》2024年6月 （总第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