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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赣州 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时，红七军打东门，我们五十六团第八连参加挖坑道。 赣州是赣南重镇，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二水交汇处，三面环水，河宽流急，城墙高大而坚固，易守难攻，俗称“铁赣州”。 要打下赣州，须破城墙。为了有效地摧毁敌人的城墙，指挥部决定由八连在城墙外面向墙根挖地道，进行爆破。 我们在城东门外一座三层楼的手工作坊里，向城墙挖地道。这里地势低，可以向墙根方向平挖，施工较容易。 我们分班轮流，日夜施工。用的是铁锹、洋镐。干不了多久，就汗流浃背，衣服湿透了，就赤膊上阵。由于坑道断面窄，越挖进去，空气越少，挖不多久就喘不过气来，只得赶快换人。 在我们挖地道时，敌机不断地向我们疯狂地射击、投弹。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我们连部住的房子里，这是个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炸弹穿过楼板落到地面上，幸好没有爆炸。 上级很快就派人把炸弹的引爆装置卸了下来。 地道挖好后，我们把一口棺材拆开，运进地道，再把炸药放进棺材里，那颗没爆炸的炸弹里的炸药也放进去了。 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爆破命令。 红七军组织攻城的先锋队队员，是从各连选拔出来的，共50多人。我连完成挖地道任务之后，我们报名参加先锋队。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被选进了先锋队。我换了一身较干净整齐的衣服，带上1支“马卵枪”(一种短枪)、3把匕首、3颗无柄手榴弹。 军团部派来督战的高级参谋带领我们进入阵地。这时，我们提出，地道中的炸药加进炸弹里的炸药，爆破力增强了，埋伏地点不能靠城墙太近。高级参谋未置可否。 我们从原部署埋伏点后移了一段距离。 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天很黑，指挥部发出了爆破城墙的命令。只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城墙上的砖石腾空而起，城墙被炸开了几十米宽的一道缺口。先锋队立刻发起冲锋，不想就在这时，城墙下又是一次更巨大的爆炸，我只觉得在一阵剧烈震动的同时，像是天塌下来一样，眼前一片漆黑，转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事后才听人说，这原来是加进了炸弹炸药的那个爆破点爆炸了! 这次爆炸的威力特别强大，连章江里的许多鱼也被震死了，浮在水面上。当时爆炸掀起的半边城墙，把正在冲锋的先锋队大多数同志埋到了城墙下。我也被埋了一天一夜，腿部负了重伤，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被人挖出来。 这次攻城受挫，主要是没有考虑新增炸药的爆炸威力，计算失误，再者是两个爆破点的爆炸时间不一致，使先锋队失去了突击敌人、占领阵地的作用，给敌人防守以喘息的机会，攻击部队错过时机，所以没有打下赣州。 赣州一仗，我负伤被送进医院。连长李红光负重伤，也一同被送进医院。 这所医院设在宁都、于都交界处的一座村庄里。所谓医院，其实不过是老百姓腾出的几间房子，在地上铺上稻草，再铺上油布、军毯当病床，就算是医院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伤就好了。连长在医院住了20多天，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牺牲了。在弥留之际，他把李明瑞的皮包交给了我。李明瑞军长牺牲后，他一直背着这个皮包。 出院后，我到团部当青年干事，便把这个皮包交给了团长卢绍武。出院时，我见到了李天佑同志，才知道他也是在打赣州中负了伤。我们一起出院，同路回到部队。 青 年 干 事 在中央苏区，我较长时间地担任了连队、团部的青年干事。这个工作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当时红军中的青年干事工作，一是组织青年读书识字，学习文化； 二是动员青年开展练兵活动，学好军事，勇敢打仗； 三是经常组织青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老百姓做事； 四是组织青年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 当时，红军连队中的青年工作是很活跃的。在作战之余，我们经常举行体育运动会和其他内容的竞赛活动，如演讲比赛、识字比赛、目测比赛等。 我在一次目测比赛中曾荣获全军(红七军)第一名。在演讲比赛中，我写的演讲稿也曾得到好评，但我的口才不行。我们还经常在连队中开展歌咏活动。 那时，部队中规定青年不能抽烟，不准吃辣椒。青年干事负责检查。不准抽烟，做工作还比较顺利，只有少数青年战士为了过烟瘾，躲到厕所去抽。 禁吃辣椒就难办了。多数人不能解决，但也不敢公开吃了，吃饭时就搞“三层楼”:底层是辣椒，中层是饭，上层是菜。 想吃辣椒的人就问：“喂，你有'三层楼’没有?有就给我一点。” 据说，不准抽烟，不准吃辣椒，都是为了讲究卫生。不准抽烟好理解，至于为什么不准吃辣椒，我也搞不清楚。这两件事，我们抓了近一年。以后，上级不再查问，我们也就听之任之了。 奉 调 到 军 团 保 卫 局 1933年初，我被调到红三军团保卫局工作。 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张纯清。保卫局下设侦察部(包括侦察科、检查科)、执行部(包括执行科、审讯科、保卫队)、总务科、技术书记等，并直接领导各师、团、营特派员和情报工作网。 我在侦察科任科员；科长是陈复生。 当时，部队的保卫局与政治部是同级的平行机关，保卫局对下面特派员是垂直领导的。保卫局人员佩戴有特殊的标志。红军指战员都是清一色的红色领章，而保卫局人员佩戴绿底红边的领章，同时佩戴一枚有“KBU” 字样的长方形金属胸章。 我们侦察员多数时间在外面搞社会调查，侦破案件，不常在机关，因此，都没有佩戴这些标志。由于工作特殊，当时有规定，不准照相。在保卫局工作期间我从未照过相。 到保卫局工作的干部，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审查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参加革命的动机，每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都要查个一清二楚。我就是经过这样严格审查之后被选入军团保卫局工作的。 当时，我只有18岁。就我个人的意愿来说，我想留在前方打仗，并不愿意到保卫局工作。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便坚决服从。于是，我怀着一种既神秘又好奇的心情，投入这项全新的工作。 破 获 敌 特 组 织 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我主力部队在苏区边境地区江西宜黄谭头村一带集结，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大仗。保卫局侦察科长陈复生布置我们对抚州敌人派来的一个特务进行侦察。 这个特务姓李，潜入我苏区是来指挥这一带特务组织行动的。他刚进入我军防区，就被我和黄赤波抓获。经过审问，获得了情报，了解了特务组织行动的目的及其联络暗号。我们决定将计就计，诱敌上钩，将其一网打尽。 这天，我和黄赤波化装成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到了他们约定的接头地点谭头村外东边的两间空平房里。 几个特务早已在那里等候。当我们走近时，他们十分警惕，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同时发出暗号。 我们一 一接上后，亮出了从姓李的特务身上搜来的证件，他们才让我们坐下来。 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特务组织的上级代表，便摆出上级的架势，主持“会议”,对他们发布“指示”。与此同时，我们用暗号和预先埋伏在房子外面的我方人员保持联系。 正当我们和这几个敌特一起“密谋”时，对方突然发现房子外面有埋伏。他们警惕地站了起来，抄起家伙就想溜走。我们也故作惊慌地站了起来，提出要和他们一起走。他们不同意，双方争吵了起来。 我们一面和他们纠缠，一面对空开枪发出信号。枪一响，我方埋伏人员立即一拥而上，和敌特展开了搏斗，把他们全部抓获。搏斗时，敌特伤了1人，我方轻伤2人。 这一敌特组织的破获，对我主力部队夺取黄陂大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因此得到了国家保卫局的电令嘉奖。电文中赞扬我们写下了在苏区边境破获敌特组织的“光荣一页”。 又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武装特务十多人，打着“大刀会”的旗号，到我部队驻地附近进行阴谋活动。当地群众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我们决定也打着当地“大刀会”的旗号，和这批武装特务联系。 这帮特务分散住在头陂山上的几个村子里。我和李月波(侦察员，萍乡煤矿工人出身)化装成当地“大刀会”的成员，上山和这批武装特务接头。由于我们熟悉当地情况，对方不熟悉，许多地方要依靠我们，因此，我们很快取得了主动权，获得了对方的信任。经过一番侦察，弄清了他们的虚实之后，我们即采取果断行动，将他们一举围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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