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杭生先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编者按：2024年11月9日是郑杭生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郑杭生（1936—2014）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终身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主义马克思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开拓者，中国 “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本公众号特转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专文”栏目）一文，以兹纪念。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郑杭生

（本文发表时间：1989年10月）

当代中国社会学急需研究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作为社会学研究客体的中国社会，一是社会学本身。它们的特点可以分别概括为两个词，即“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让我们依次概要地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方面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大体说来，开始于约150年前的鸦片战争。这个过程，在大部分时间内进展缓慢，主观上也不甚自觉。中国自1978年起实行的10年改革，自觉地又极大地推进了这个转型过程。从世界范围看，社会学和其他一些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这种转型过程的产物。社会学之引入中国，在中国获得较大发展，被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结合10年改革的情况，从社会学角度看，至少下述几点是值得强调的。

首先，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的总体特点。10年改革十分鲜明地显示，这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一方面，这10年是中国生机最为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益最多、民主进程较为迅速的10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通过改革推进现代化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和希望所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改革前就存在的许多不协调因素，如：生产的发展与消费的提高不协调，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僵化的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思想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协调等；改革中所引发的许多不协调因素，如：新旧体制并存所引起的碰撞和不协调，各种体制之间变化不衔接所引起的不协调，每种体制的改革由表层到深层、由单项突破到全面深化所引起的不协调等等；以及一些加重社会不协调的因素，如“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压力等，都在这10年里集中暴露出来了。这种种不协调带来的痛苦，现在集中地表现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表现在社会分配中的许多不公正现象，表现在发生于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行为，表现在人们不得不放弃过去习以为常的许多东西，以及表现在由上述种种原因而引起的社会不安甚至动乱之中。面对这种希望和痛苦并存的复杂过程，社会学应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阐明这种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过程的根源，指明只看到希望而盲目乐观或只看到痛苦而盲目悲观都是片面的、有害的，引导人们避免做那些增加或延长转型过程的痛苦、妨碍实现现代化希望的错事，并研究切实的途径，为减轻、缓解现代化的痛苦，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要研究转型过程中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问题。转型过程在10年改革中的加速，把社会运行和发展问题再一次突出来了。人们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正处在某种程度的失范状态之中：原来的许多社会规范正程度不同地失去作用，而新的规范则尚未建立起来或尚未发挥作用。社会规范的某种“真空”导致社会行为的某种失范。人们从许多方面可以感受到权威的失落、角色的失调、拜金主义的上升、优良道德的滑坡、价值观的冲突、行为的无所适从等等失范状态的具体表现。同样，人们也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期待上的反差。10年前，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中摆脱出来，走上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通过改革达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十分自然的。由于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人们未曾预料到种种不协调因素会在10年改革中集中暴露出来，而一旦暴露出来，就产生了对社会运行的期待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特别是一种可称之为“恶富集效应”的现象，正在败坏中国的社会运行，更增加了这种反差的程度。富集效应本指自然环境中少量污染物质经过食物链的富集，成千成万倍地积聚起来。例如滴滴涕散在空气中浓度通常为百万分之三，经过浮游生物→小鱼→大鱼→人这样一条食物链的富集，它在人体内的浓度可达原来的1000万倍。在社会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现象，即丑恶现象的富集效应，例如，“官倒”、行贿受贿、赌博、迷信、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不讲职业道德、一切向钱看，等等，不过数年工夫，已富集到影响社会运行的地步，以致有的社会学家提出，要对犯罪率上升的程度等建立社会警报指标体系，用来引起全社会的警觉。这种高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影响人们对改革10年的评价，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如果文化革命是10年动乱，那么改革开放就是乱动10年；说“宁要改革前的低生活水平高道德水平，也不要改革中的高生活水平低道德水平”。这种反差也影响政府行为，因为领导人迫于这种高期待的压力，往往会忽视中国相对小的社会承受力，容易盲目加快改革步伐，结果许多主观上利民的措施，往往转化为客观上扰民的措施，从而对社会运行产生不利影响。面对在社会运行机制转换时期的失范状态和期待反差以及种种不协调因素，社会学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种失范状态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新体制还没有真正确立时的“间隙性紊乱”，并指明在实践中如何克服这种状态的消极作用，利用它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上述种种不协调因素的存在，也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研究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不仅重要，而且迫切：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应着重研究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转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以便争取社会良性运行，缩短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认识到改革是一种治本的难度极大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治标的、难度较小的功能性补偿。

第三，要研究转型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10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社会发展战略。因为，①它正确反映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统体的客观实际，反映了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人的中心地位（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这三者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②它正确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能够避免“增长第一战略”的种种弊端。“增长第一战略”实际上是一种牺牲社会发展、牺牲人的中心地位而获取经济增长的片面战略，被人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战略，结果是既牺牲了社会发展，也妨碍了经济增长。毋庸讳言，10年改革的一个教训是我们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经济增长第一”战略的影响，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推进社会改革，这样就出现了社会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反过来又制约经济改革的情况。10年改革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制约是强有力的，忽视这一点，迟早会受到无情的惩罚。社会学应从理论上阐明单纯经济增长战略的危害性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并结合国际上的教训（如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推行现代化失败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教训，说明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减轻转型过程的痛苦，实现它的希望的关键之一。

第四，要研究转型过程的社会问题。10年改革再一次表明，中国存在十分突出的、积重难返的三大类社会问题：人口数量过大、素质不高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环境污染、破坏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人口的量和质成了限制中国顺利转型的最大制约因素。就人口的数量来看，1989年4月14日已成为中国11亿人口日。人口与粮食、资源、环境、能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所谓住房问题，失业问题，农村中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整个国家人口增长吃掉经济增长的消耗战，等等，无一不是人口数量过多的问题。中国经济供给、资源承载的最大人口临界点有人估计为15亿。能否切实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的生态环境相协调，是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也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产生巨大影响。就质量来看，且不说中国有占人口总数5%强的各类残疾人，不说人口数量过大对质量的制约，只说文盲的人数1982年人口普查时是2亿3千5百万，占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近年来随着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泛滥成灾，学生流失普遍成风，实际上有更多的人具有扫盲的任务。而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立不起真正现代化的社会的。广大的文盲人口是迷信活动、赌博活动的深厚基础。更严重的是，中国人口现正经历着一个素质逆淘汰过程：文化程度高的人口数量正在相对减少，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口，特别是文盲人口相对增加，形成整个人口素质下降。其次，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是：经济和社会尚未充分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已经十分严重。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目前已有82%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77亿元，对居民的健康的影响则无法估计。第三类问题最为敏感，例如，最突出地体现以权谋私的“官倒”就是与传统因素中的封建遗毒分不开的。据估算，1987年平价与市价两种价格之间的差额为2000亿元，1988年为300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20%。两种体制并存造成的如此巨额财源，为一些直接间接掌握物资权而又经不起金钱诱惑的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提供了条件。社会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能为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唤起民众的生存危机感、民族忧患感、改革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对国家来说，鼓励和允许研究社会问题，既是对自己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又是对待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正确态度，回避或反对研究，则像病人讳疾忌医一样是有害的。对社会学家来说，敢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问题，是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理由十分明显：要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弄清楚腐蚀它健康机体、影响它正常运行的社会问题，以便对症下药。

第五，要研究转型过程中社会变迁的特殊复杂性。从领域来说，有经济的变迁：中国正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变；有政治的变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有思想文化的变迁：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化但又包括传统文化精华在内的、融贯中西文化的新文化正在形成。就社区来说，有城市和农村的变迁，有沿海和内陆的变迁，有特区和非特区的变迁。从人和人群来说，有个体的价值观的变迁，有社会利益群体的崛起，有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变迁，等等。在所有这些变迁中，又表现出有先有后的不平衡性，有进有退的曲折性，有同有异的多样性。一些极端的观点和做法又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例如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截然对立起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等，就是如此。事实上，正如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一书所说：“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从来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诚然，现代化过程必然使人们与某些传统的生活和习惯诀别，但从一种新的意义上讲，现代人比传统人更能真正维护、珍惜和保存传统。”同样，中国社会物质的和心理的承受能力相对小于人们要求社会变迁尽量快的矛盾，也增加了变迁的复杂性。为了使转型过程中社会变迁能够顺利、健康的进行，引导人们实事求是地看到它的特殊复杂性，避免一刀切、避免片面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可以也应该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社会学：从不甚成熟到较为成熟的成长

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到作为学科在中国大陆被取消的半个世纪中，特别是从20、30年代开始中国化过程以来的20多年中，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虽被称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被誉为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但是，由于历史的、理论的、外来的和认识的种种原因，由于对受西方影响的社会学从维护旧社会到维护新社会转型的可能性认识不足，对主义马克思社会学从革命批判性形态到维护建设性形态转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造成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中断27年的失误。这样，1979年作为学科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不能不带有长期中断所造成的种种弱点和不成熟性：社会学的人才和师资、书籍和教材、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等或者缺乏或者根本没有；大量引进国外社会学，开头不可避免有一段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时期；产生了不把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的庸俗化倾向；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很薄弱，且有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现象，等等。经过10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10年与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中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中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大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几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首先要明确这是一种流与源的关系。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为了深入转型中的社会，有必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社区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和分析。社区分析是社会学的特点和优势之一。一旦我们对各种有代表性的社区的转型过程及其异同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的了解，就不再是抽象的和笼统的了。再次，为了从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重现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有必要利用或概括恰当的社会学范畴。恰当的社会学范畴是联系社会学和转型社会的纽带和桥梁。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现象的丰富性，一些原有的范畴可以得到新的内容，如“社会效益”、“社会公正”、“社会承受力”、“失范状态”、“人口的逆淘汰”、“后发展效应”、“示范效应”、“德托维奎尔效应”（许诺过多造成期待过高导致普遍失望而引起的社会动荡）等等；一些新的范畴也可能得到概括，如“社会场”、“单位意识”、“贫困文化”、“社会短期行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社会恶富集效应”等等。用专题的形式深入研究这些反映转型过程中突出课题的范畴（包括原有的和新概括的），必将使中国社会学更具有活力和丰富的内容，更具有中国特色，从而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的一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与国际化是统一的：越有中国特色越能得到国际承认；照抄照搬，毫无特色，也就毫无国际地位可言。

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有一些关系曾在社会学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如人与社会的关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秩序与动乱的关系等等。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滕尼斯的“公社”和“社会”，杜尔凯姆的“机械的团结”和“有机的团结”，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划分，实际上都是在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这些关系今日仍然是每个社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这样那样地回答着的问题。其中，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实践方法与人文方法的关系，还更多地困扰着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成为中国社会学在成长过程中要注意处理的问题。我认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和人文研究都需兼顾，不可偏废，不应将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而应使它们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则更为复杂，认识也更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价值无涉”确实包含着强调客观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纯粹客观主义的观点不仅事实上做不到，而且本身还包含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事实上，在认识和实践的各个阶段，研究者不管意识到与否，都是不能完全摆脱一切价值观的。问题是在选择哪一种价值观。我认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与科学精神统一的价值观就是实事求是。无论是选择问题，还是理解问题，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是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这样理直气壮地公开承认不能完全摆脱价值观，提倡与科学精神一致的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反对一切主观随意的与科学精神相背的价值观，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理论上一贯的立场。我认为，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于实事求是将有利于中国社会学的健康成长。

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学是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立足点的。以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并不是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反，主义马克思是开放性的，是用人类文明大道上一切合理东西丰富起来的。这样的社会学应当对社会学中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观点采其所长所优，采其合理之处，为我所用；对自己不同意的思潮、流派、主张等，不采取一概排斥、全盘否定的狭隘做法。这种态度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尤为必要。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结构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互动论、现代结构论等纷纷登上舞台。这些流派正如《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的作者特纳指出的，它们相互共存，相互兼容，每一种观点都对人类互动和人类组织分析作出一定的贡献。但在西方社会学界人们往往把这些不同流派看成是相互对抗的，并彼此用刻毒的语言进行攻击，从而使西方社会学理论分裂成多少有些隔阂和对抗的思想活动阵营。我们应当记取西方社会学的这种教训，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地看待西方社会学各派，分清它们的精华与糟粕、强点和弱点，吸取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东西，丰富自己的社会学。就中国重建后的社会学来说，经过10年发展，社会学界就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例如，对什么是社会学，就提出了形形色色不同于以往的定义。对种种为数众多的主张，不能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当然，这绝不是不要学术争论，相反，要通过学术争论，吸取对方合理的东西，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才有利于相互尊重、自由讨论的良好学风的形成，而使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市场逐渐缩小，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派的形成，而使宗派意识逐渐削弱，有利于中国社会学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学界的团结的加强，使中国社会学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