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资本憎恨所有人 作者：拉扎拉托 译者：蓝江 生命政治与资本：这是一个关于什么生命的问题？ 在六八年思想的各种概念中，生命政治无疑产生了最丰富的遗产。它开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领域，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学生，至今仍是我们辩论（至少是学术辩论）中的活跃元素。尽管如此，从词源上看，它还是有问题的。无论是种族主义还是福柯所说的生物政治学，都不一定有生物学基础。基于生物差异（种族、身体、性别）的等级制度的自然化是偶然的、历史的。阿甘本）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以超越了福柯分析的局限而自豪，但他们并没有抓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斗争所代表的分水岭：种族和性别差异的“自然性”被殖民者斗争和女权主义斗争所进行的批判所打破。生命权力并不是当代权力的一般形式；当代权力的中心并不存在 “生命政治制度”（埃斯波西托）。
“在社会战争的思考中……历史性颠倒为生物性”，借助这个说法，福柯认为纳粹主义的描述本身就是历史的、偶然的。正如多纳泰拉·迪·切萨雷（Donatella di Cesare）所解释的，纳粹种族主义的 “生物 ”特征本身必须相对化。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种族主义和生命权力也不一定具有生物学基础，但它们却不断产生“权力效应”。如今，种族在生物学和遗传学上并不存在，但它作为一种分裂、隔离和贬低的手段却一直存在。“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继续产生其政治、战争和军事影响。同样，身体、性别、生命的繁衍也被女权运动还原为政治和历史建构的现实，女权运动利用“生物差异”并系统地将其转化为政治焦点。女权运动不断地将权力自然化的东西政治化，不仅将性别、女性功能和角色问题化，而且将性问题化，将异性在生物学中的最后一次缩减问题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思想家在冷战后的战略分析中，也对人口的生命政治调节进行了扭曲，将其从“生物”基础中分离出来。他们确认，未来的冲突将由 “人口中的战争 ”主导，人口 “既是行动者，也是战略赌注”。“目标与其说是人口，不如说是国家”，赢得战争意味着“控制”人口生活的“环境”。人口作为生命政治的对象，不是从“生物”或“种族”的角度来理解的，而是从其政治、社会和历史的维度来理解的。所谓的生命政治从属于战争，而内战则是其真理。因此，即使敌人以“种族”的方式表达敌意，他仍然是政治上的敌人。 治理术首先必须处理的是一般冲突，特别是革命的视角，其本质并非生物性问题。同样，当代生命政治所质疑的生命是资本的政治生命。福柯将 “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与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立起来，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理解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发生的权力行使方式的转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两种经济学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且是在资本霸权下发生的。将“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是五月风暴之后对资本主义解释的一个明显错误，而且是他那一代所有哲学家（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加塔利等）的共同错误。 例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之间的争论，其术语拙劣地呈现为 “社会政治”（政治经济学）和 “身份政治”（权力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对比，也是源于这种可怕的对立。 当福柯宣称资本积累同时产生财富和贫困的问题虽然依然存在，但却是十九世纪的问题时（1979 年），资本机器正在表明，它的战略重点正是“无限”地增加同时产生的财富和贫困。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很快就会达到或超过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造成的贫富不均，达到（在美国）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水平，同时将对非人类生命的剥削推向极点（生态危机）。 但对福柯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完全不同。政治行动的重点应放在征服的方式上。他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指出，斗争和反抗的目标应该是“权力的影响”本身，是对身体和主体性的影响，而不是对剥削、经济不平等等问题的影响。政治上必须打击的“是某种权力被行使的事实”，因为“权力被行使的事实是不可容忍的”。在这整整十年中，福柯一直沉迷于“权力过大”、“权力过剩”的问题，这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资本主义某些运作模式（监狱、学校、医院等）以及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当对这些“权力的产物”的批判没有严格地与资本主义的战争策略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既制造了财富，也制造了贫困。 福柯从以法学为中心的权力批判转向以“权力”为基础的尼采式权力批判，同时继续赋予国家以战略角色。生命政治只能被视为“由国家进行的生物性调节”，因为它与生物科学不同，需要“复杂的协调和集中机构”，而这只有国家行政机构才能保证。但是，国家正是为了组织这种生命政治，启动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逐渐削弱国家的“自主性”，在新自由主义中，国家将沦为资本的单纯职能。但这正是福柯所没有看到的：一方面是革命性断裂给国家带来的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资本强加的跳跃。 长期以来，即使在欧洲，人们也完全不关心“无产阶级”的“生”或“死”，福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无产阶级被迫面临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表明人们远远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的身体和性别”。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正是由于革命所带来的危险，资本不得不采取一体化战略，这种战略同时也是一种分裂技术：首先是大都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分裂（殖民地的生死仍然无关紧要），其次是母国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要使 “那些人”的生死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冲突……需要经济上的压力”，福柯如是说。因此，要试图理解生命政治的战略，就必须将政治“生命”重新置于问题化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重申“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革命”困扰了全世界两个世纪之久，是战争和福利普遍化的真正原因。 但是，如今，“生命政治”工具似乎不再具有福柯式的增强民众生命的功能。岌岌可危的生命主要不是人口的生物性生命，而是作为其主体化的资本主义机器和精英的政治生命。对它们的保护必然意味着对人口生命的危害。为了延续机器的生命及其复制，资本准备毫无顾忌地牺牲广大民众的健康、教育、生育、住房，也就是牺牲无产者的生命，它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通过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新自由主义者的最低限度服务正是这个意思）而继续这样做——因为武力关系使其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重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新自由主义将福利国家转变为援助企业和富人的机构，而这些企业和富人不但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加剧了不平等。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很好地定义了这一逻辑：有必要 “援助富人”（让他们创造财富，再 “涓滴”到底层）和 “向穷人灌输责任”（让他们感到内疚，同时使他们陷入贫困）。 同样，资本也丝毫不在乎地球生命可能性的普遍破坏，而生命可能性恰恰是资本积累的条件。资本主义在两百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摧毁了“自然”花了几千年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反对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反对资本主义需要地球和劳动力，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 “合理性 ”一无所知。皮埃尔·达尔多（Pierre Dardot）和克里斯蒂安·拉瓦尔（Christian Laval）在福柯的启发下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新理性》（La Nouvelle Raison du monde）的书，该书对新自由主义的形象进行了非常精确的描述（没有提及南美内战），并从“理性”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而“金钱，货币-资本，是一个痴呆（dementia）点，在精神病学中只有一个对应物：所谓的临终状态……在资本主义中一切都是理性的，除了资本或资本主义。一个完全理性的市场机制，我们可以理解它，学习它，但它却完全是古怪的，是疯狂的”。 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总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这种理性不断将事物推向无限，推向对每一种资源的无限开发，无论是人类资源还是非人类资源。如果真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不断取代它自己创造的极限，那么二十世纪告诉我们，这种取代离不开战争，离不开法西斯暴力。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同胞观察家，他对资本家（“能够熄灭太阳和星星”）对任何威胁利润和财产的暴力反应不抱幻想。这种威胁也来自资本的非理性，因为凯恩斯仍然认为，“金融计算的自我毁灭规则支配着生存的方方面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