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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这个曾经难倒无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大词，费孝通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解释。 在他看来，文化是指一个团体为适应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一套生活方式。 文化既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也是阻力。传统价值观念与传统社会的性质相互配合，并且彼此影响。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匮乏经济，而西方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则是丰裕经济。 这里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仅仅指生活水平的高低，而是更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 匮乏经济不仅生活水平低，而且缺乏发展机会，物质基础受到限制。相反，丰裕经济意味着持续的积累和扩展，机会众多，事业发展空间广阔。 这两种经济模式培养了不同的基本态度和价值体系。 费孝通认为，传统匮乏经济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人民的生活资源几乎全部来自土地。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了中国资源的供给。 其次，中国可耕地的面积受到地理限制。北方有戈壁和沙漠，且日渐南移，黄沙覆盖了农业发祥地的黄河平原。西方有高山阻隔，东方和南方是海洋，而农民们缺乏航海的冒险精神。 中华腹地的人口年复一年地增长，几乎所有可耕地都已被开垦。因此，这个旧世界是一个资源匮乏的世界——人口众多，资源稀缺。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变。 匮乏经济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态度。中国人的许多文化观念正是这种匮乏经济的产物，而这些观念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那么，这些文化观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费孝通从五个角度重点分析了传统中国的文化观念。 第一个是'知足'的美德观念。 人的天性是追求享乐，但在匮乏经济下，首要任务是保证生存和安全。 因此，'知足'成为了中国人不得不采取的人生态度。 匮乏经济的社会性质塑造了'知足'这样的文化观念，而这种观念又反过来强化了匮乏经济。相比之下，丰裕经济提倡消费和扩大生产。'知足'这种美德观念实际上阻碍了匮乏经济的解体。 许多老年人一生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省吃俭用上，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个是'多子多福'的生育理念。 中国农村人口庞大，这也是农村经济自身造成的。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忙时期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大量工作，既不能提前，也不能延迟，因此需要储备大量劳动力。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家庭理念。 然而，一旦农忙季节过去，部分人口就变得多余，这也是匮乏经济的成因之一。 如此一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形成了恶性循环。相比之下，西方丰裕经济的人口往往控制在一定数量内，性别和年龄结构也更加合理。 第三个是儒家的礼制宗法理念。 资源有限必然导致争夺，那么如何保障社会秩序呢？最佳方法是赋予每个人特定的位置和使命感，让'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从而实现人生意义。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儒家。 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这种秩序的精髓。中国人对家庭伦理的重视也源于此。 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本功能。这些身份比其他社会团体中的身份更易安排，而婚姻和生育形成的关系最为稳定，也最易建立。 从家庭这个起点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族伦理。社会赋予个人遵守的轨道，而家族伦理则依赖个人自动承认自己的地位。 在亲密习惯、熟悉的日常共处中，人们能够形成一套内化于心的法则，这就是所谓的'礼'。 人们按照性别、年龄、辈分等明确原则规定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儒家的礼制和传统宗法的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层层构建而成的。 显然，丰裕经济重视的不是熟人社会的宗法伦理，而是陌生人社会的法治伦理。因此，儒家这套伦理观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会转型的障碍。 那么第四个是轻视技术的科学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重视科学，这并非因为中国人缺乏智慧或技能，而是源于匮乏经济与儒家'知足'思想的相互影响。这导致人们更关注人际伦理问题，而非人与自然间的科学问题。 孔子几乎不谈生产技术，他的一些弟子，如孟子，甚至将劳动者视为'小人'。 在资源有限的匮乏经济中，人们强调'修己以顺天'，控制欲望以应对资源短缺。 相比之下，丰裕经济则倡导'修天以顺己'，通过控制自然来满足欲望。 这种对自然的控制需要人们深入了解自然，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匮乏本身也阻碍了科技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劳动力越多，技术越落后；技术越落后，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多。 相反，丰裕经济中会形成良性循环：科学越发达，技术越进步；技术越进步，科学也越发达。 这种技术停滞与匮乏经济相互影响的状态，维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之久。 最后一个是仅为生存而劳动的工作伦理。 新的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新文化，否则社会改造只会流于表面。 费孝通观察到，现代工业技术传入中国并未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相反，在国际工业竞争中，中国陷入了更深的贫困。原因在于中国人工作时只关注报酬，对工作本身缺乏兴趣，更谈不上乐趣。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少劳多得。 然而，人不应该仅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而应当视之为一种享受。正如孔子所言'不如好之者'的境界，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工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将工作、生活、社会三者紧密结合。 因此，费孝通认为，人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理念，即个人的每一行为都具有意义，且这意义与社会需求相契合。这一观点与马克思、韦伯关于清教伦理促进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理念不谋而合。 总之，费孝通认为，适应匮乏经济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已无法帮助我们在这个新世界生存。在全球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匮乏经济。 面对这种困境，费孝通甚至情感饱满地说道：'悠然见南山的情境虽然崇高，虽能陶冶性情，但面对迫在眉睫的艰难抉择，我们已找不到可以隐居的东篱了。' 他并不反对我们欣赏传统之美，但强调这种欣赏不应妨碍我们正视现实。 这个现实是：一个依靠自然动力、机器和庞大组织的生产方式；一个人口密集、车水马龙的都市；一个追求财富积累的社会；一个交通四通八达、发展迅速如流星的世界；一个已经开始利用原子能的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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