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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康平的文物考古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丰收的一年。正是长白山辽代贵族墓的出土文物，震动国内考古界。银鎏金面具和通体银丝网络、银鎏金龙纹蹀躞带、银鎏金带具、银鞍桥包片、银鎏金饰件银鎏金腰带的出土，让在场专家精神一震。金属器物制造的精美，材料级别之高，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银鎏金面具和通身银丝网络是继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之后第二例。银鎏金面具为高浮雕，面目清晰，胡须錾刻细腻逼真，根根可见，栩栩如生。面颊隆起自然，高低过渡自然，如同人面写真。其他金银器纹饰细腻，内容具有契丹草原民族特征，其高超的技艺，如今也不能完全复制出来。那么辽代的金属制造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查阅有关史料与大家分享。 康平长白山辽墓出土金面具银丝网络和璎珞 契丹族崛起在唐末，中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很多中原的百姓躲避战乱，逃到契丹族领地。另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对中原用兵，掠夺大批俘虏，在逃到契丹的难民和掠夺的俘虏当中，有很多是掌握冶金和金属制造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契丹国内施展一技之长，客观地带动了辽代的冶金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辽代嫁接了中原的冶金技术，从而达到较高的水平。比如铁的冶炼，有些地方是直接从地下挖取铁矿石，然后投炉冶炼。东京道的“坑冶”就是这种冶炼方式。《辽史・食货志》载:“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鉄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另一类冶炼方式是拣拾河流中被水冲刷的铁矿粉进行冶炼。宋人王曾使辽，在其《上契丹事》中即说，他途经辽中京道柳河馆西北的铁冶，见许多渤海籍手工业者，“就河漉沙石，炼得铁”。此种冶铁形式。辽代冶铁工艺过程，史书无载，但从辽有坚韧似钢的“镔铁”来看，是可证明辽代冶炼金属技术的高超和先进。据分析，“镔铁”系经过多次冶炼和锻打而成，与中原地区的“百炼钢”颇为类似。辽代工匠用“镔铁”打制成的铁刀，非常有名，常常作为辽帝赠送给北宋皇帝生日的礼物之一。此外，科技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检测手段对内蒙古豪欠营辽墓出土的铁钉进行测试表明，“其他元素的含量很低，接近现代的08沸钢板和纯铁的成分”。 康平长白山辽墓出土摩羯金耳环 辽代工匠们的金属器物制造工艺和技术也相当高超，已不逊于中原北宋地区。 康平长白山辽墓出土银鎏金捍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康平地区辽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铁器，其中生产工具如锄、犁、锹、镐，生活用具如壶、鼎、筒、剪、斧、、熨斗、锅、炉、熬子、马蹬。兵器如刀、剑，矛、镞、骨朵等，其制造工艺水平都很先进。尤其是李家窝堡出土的铁剑和钩镰枪，千年之后形神具在等，更能反映出辽代铁器制造工艺的高超与不凡。此外，据天庆二年(1112)僧慧材《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记述，辽重熙十五年(1046)，辽朝工匠在中京道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铸铁塔一所，立十三檐，亘二百尺”。如此规模的铁塔修造完工，足见辽代铸铁工艺水平的不一般。 康平长白山辽墓出土银鎏金面具 辽代金、银和铜等有色金属的冶炼与器物制造技术也很高超，尤其是一些金、银和铜的金属器物制造工艺，已相当精美，近年来不少辽墓古发现的实物，已经为其作了充分的证实。如在康平张家窑长白山辽墓群出土银鎏金面具和通体银丝网络、银鎏金龙纹蹀躞带、银鎏金带具、银鞍桥包片、银鎏金饰件银鎏金腰带,在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出土了鎏金龙风纹鞍桥，在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有鎏金银冠、金花银靴、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不少金银器皿上錾刻有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纹饰，显现出了当时中原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特色。据已出士的辽代金银器图案看，錾刻的动物纹饰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龙、风、摩羯、猞猁、狮、羊、兔、鹤、雁、鸟、鱼、鸳鸯、海东青、三足鸟、乌龟、鹦鹉、兽面、朱雀等。 康平博物馆藏辽金铜镜 辽代铜制品中最具时代与地域特色的是各类铜镜和供丧葬用的金属面具与铜丝网络（银丝网络全国罕见）。辽代工匠们制作的铜镜类型很多，从目前出土的铜镜实物看，辽代铜镜与中原王朝有很大不同，整体比中原的铜镜轻薄，这和辽代缺少铜矿有关，铜镜的纹饰大致有十几种。如“瑞花镜”、“龟背连毬镜”、“迦陵频伽纹镜”、“四蝶环花镜”、“契丹文镜”等等。辽代铜镜工艺同样体现了西域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比如“迦陵频伽纹镜”，体现的就是多元文化之特色，因为早在唐代，中原地区即流行从西域传入的飞天频伽纹，这种纹饰经中原又进入塞北，与草原文化融合在一起。契丹族崇尚佛教，在铜镜纹饰中带有佛教元素不足为奇。 康平长白山辽墓出土金手镯 辽代工匠用铜等有色金属(包括金、银)制作的供丧葬用的“面具”和“网络”，颇具北方地域与民族特色，并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根据辽墓出土的“面具”实物分析，辽代金属面具是按墓主的面容打制的，所以具有性别和年龄之分，男性面具较大，具有一种粗犷的韵味，且多錾刻胡须;女性面具相对而言面目较清丽，耳垂部多留有佩戴饰件的圆孔。金属面具用于覆盖死者的脸部。面具对于研究契丹种族来源及契丹族风俗具有深远意义。 康平长白山辽墓出土银鎏金蹀躞带 “网络”是用细的银丝或铜丝分片编织而成，穿戴于死者的躯干和手脚及四肢部位。编缀网络所用的铜丝，为锌铜合金，即所谓的真正“黄铜”。铜丝有两种型号，粗的直径0.8毫米，细的0.5毫米，拉得都十分均匀。网络的网孔为六边形，整齐而有规则，纵横相连，犹如鱼鱗层层圈套，形似古时的锁子铠甲。辽代契丹面具和网络和中原的玉衣相似，面具和编织网金属材质体现墓主人的生前地位，在契丹族信仰中就有灵魂不灭的说法，所以在尸体上用面具和网络就不难理解了，为的是更好地保护肉身。 如果说辽代有关金属制造技术方面的真品，要数朝阳“七宝塔”，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 朝阳北塔出土的七宝塔 朝阳北塔博物馆内珍藏的“七宝塔”却是业内外一致公认的“国宝级”文物！这座“七宝塔”也叫“佛宝盖”供奉佛舍利，塔高约1米，塔身宽约0.5米，塔体由木材、银条等构成骨架，是由金银、珍珠、玛瑙、水晶、琥珀、玉石、珊瑚等奇珍异宝穿缀装钉而成的，仅装饰塔身的水晶珠就多达上万颗!塔底部有个扁矮的台座，上接方形塔身，塔身四角有圆形倚柱，四面各有一厘方形的13层灵塔，灵塔塔体占据了七宝塔塔身的大部分空间，四座灵塔的形制、制作方法相同，均由三层阶的台座、塔身、密檐、刹顶组成。另外，七宝塔内部还没有一座水晶珠穿缀成的方形的塔。七宝塔的塔檐、塔脊等部位装饰着金银龙、仙人、侍女、飞天、日宫、月，多种材质的金刚符以及用水晶和玉石雕刻的大量形状各异的龙、凤、孔雀、鸳鸯、雁、蝶、龟、鱼、免、熊等动物造型。据专家考证，七宝塔应修造于辽兴宗重熙年间，距今近千年，修复后的宝塔依然珠光宝气，灿然生辉!这是国内唯一一件佛宝盖实物。说起七宝塔修复，经历一段曲折的过程。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银菩提树 1998年11月上旬、北塔辽代天宫被考古人员打开，出士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奇珍异宝，2颗佛祖真身舍利，由6块石板组成的天宫“石匣”却由于地震、雷击、火烧、侵蚀等因素的破坏，底板裂成8块顶板断为2块，侧面石板大部侵蚀，置于天宫石函后半部的七宝塔更是受损严重，塔上所有木质等易燃物，皆烧毁无存，穿缀串珠的银丝大多锈蚀残断，致使宝塔散架、塌毁，塔上各种饰件散落，少量饰件因掉入底板裂隙而遗失。2005年，在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和北塔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初步修复北塔天宫出土的银等提树后，七宝塔的原貌才向世人展现出来。然而，七宝塔的复原只是初步的，直到2009年，七宝塔的台座和座仍未修复，塔身四面灵塔修复得也不完整，刹顶修复不够正确。另外，还有3970多个以水晶为主要材料制作的不同形状的坠饰、2670多个以水晶为主的大小不同的串珠、3000多个小米粒大小的珍珠，以及多套组合饰件，种类和数量不详的玉侍女、玉飞天、玉龙、玉雁、玉蝶、水晶龟、水晶熊等，均未安接、修复到七宝塔上。一度有专家提议，可否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彻底修复七宝塔?因为像七宝塔这样世所罕见的国宝，这座七宝塔不仅价值连城，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同样珍贵。这座七宝塔代表了佛教“五方五智”的思想，是唐代密宗的产物，是佛之瑰宝，更是国宝之中的“宝中宝”!七宝塔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佛教辽代经济以及手工工艺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辽代的金属器皿的艺术杰作是辽代物质文化发展的体现，是辽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一部分。康平辽代遗址众多，无论生产生活等普通的工具，还是等级很高金银制品，都说明康平在辽代盛极一时。从陈家坟手工冶炼作坊升起袅袅的烟火，在祺州城里街头小贩传来的叫卖声，东方泛白时，在荣州寺里的想起钟声，都在续写着康平的历史。辽代那些精美的艺术品蕴藏在塞北这片沃土，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参考书目《辽宁历史文化》 《辽代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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