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兽腾挪野猪岭——艾立新中篇小说《野猪岭》赏析

松滋新镇 2024-11-09 发布于湖北

展开全文

文学评论

艾立新先生的中篇小说《野猪岭》用2万字的篇幅，描绘了一幅深山密林中人兽腾挪的画卷，为读者营造了一处径幽林深的美丽景观，值得流连其中，玩味再三。

一

野猪岭的故事，不过是以高粱为代表的山区村民发展经济的一段轨迹，题材虽然非关大人物、大事件，但是在作者的匠心安排下，却也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引人入胜。

小说开篇写到：“高粱疲惫不堪地回到工棚，饭也不想去吃，刚躺倒在通铺上，手机就不达时务地响起来。家里老爹在那边怒气冲天地吼道，狗崽子，你再不回来家里要死人啦！这是老爹打来的第三个电话了，像催魂一样。”这样的开头，先声夺人，设置悬念，一下子就吊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让人觉得高粱家里一定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只有继续读下去，才能清楚是什么大事让老爹如此肝火旺盛令箭频发。

故事从高粱父亲急招高粱回家开始，自然分节，徐徐展开，很多情节出乎一般人意外，仔细想来却非常合乎情理。高粱本想“借鸡生蛋”，但听说村委会反对引资开采重晶石矿，立即建议村里发展经济林木种植；野猪糟蹋菜田，老爹本来奈何不得，没想到竟然通过陷阱捕猎方式，一举擒获9头野猪；接着，高粱自愿认养野猪并索得村里废弃的土坯屋，办起了山猪养殖场，雇请了刘坤做帮手，又把自家的菜地改种花草苗木，并以一半的林场股份将哥嫂拉了进来。作品前半部分所叙主人公高粱的这些举措，都是村民们想也不曾想、始料所未及的。作品的7—尾声，情节更是一波三折，不乏扣人心弦的紧张场面。老爹与野猪王不期而遇，经过一番殊死搏斗，野猪王挑死黄狗、咬伤老爹、落入陷阱撞壁而死，老爹没有将其剥皮卖肉，而是把它和黄狗一起埋葬，并将猎叉也埋在了坟头；高粱因为不懂野猪繁殖技术而外出学习，却有了对多元化养殖模式的意外收获；村支书崔光被乡党委孔副书记施以招考公务员呈报政绩的压力，却最终争取到全乡生态种植和养殖试点村的项目；高粱提议成立本村山地养殖合作社，除了养野猪，还要喂养波尔山羊和鲁西黄牛，后来又调整思路，决定养殖土猪，将野猪放归山林。这些情节，屡屡出人意料，却又令人服膺。

作品叙说了捉放野猪的曲折过程，结束时写道：“一个月后，从十里外的虎岗乡传来了野猪进村毁田伤畜的消息。听说那些野猪都让村民们给灭了，只有一只公野猪逃脱。”这个结尾正符合中国传统的写作理论，是一个简洁有力的“豹尾”，既令人振奋，又耐人寻味。它省去了对野猪迁徙过程的描绘，节约了大量笔墨，但是艺术张力却是超强的，给读者留足了想象空间：野猪被放生到野猪岭了，为什么会迁徙到虎岗村？它们未能逃脱被村民灭掉的命运，对人来说，这是幸还是不幸？在人类的干预下，这一生物类群还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吗？无论回答哪个问题，都不会是唯一答案，只有真正理解了全文的主旨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才能领悟本文蕴含的深沉主题。

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是完成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一个历史进程。郭沫若说过：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野猪岭》的情节，源于刘家场及其周边的社会现实，野猪为害确实在域内村民心中时时泛起不安的涟漪。作者匠心谋篇，尺幅兴波，将其典型化，运用集中矛盾冲突的戏剧式结构方法，细针密线，前呼后应，完成了情节的铺叙，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二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文学家应该知道：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是由它关于生活的中心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所决定的。清代文学批评家叶燮（xiè）也说过：“志高则言浩，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野猪岭》这篇小说，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作品，它在看似平凡的人兽腾挪故事中，蕴含了深邃的哲理，其主题紧紧扣住了时代脉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早前超过一半；而农业经济占比之轻，与广大农村辽阔的面积很不相称。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个占比稍有改变，可是直到2014年，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占比仍然高达35.82%，增速为7%；农林牧副渔只占9.45%，增速为4.2%。如何改变农村的面貌，提高农业的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许多专家在思考对策。《野猪岭》围绕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重大命题，通过高粱这个主人翁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实践，鲜明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给了读者一种有力的启迪。

高粱本来在广东打工，却在老爹的催促下回到家乡，开启了创业之旅，而且经过为时不长的创业历练，已经展示出诱人的创业前景。作者没有简单地评说打工的功过得失，而是通过高粱的经历启示农民：尽管打工是一种由来已久、仍将继续的潮流，可是，如果善于在打工经历中积累见识，回乡创业也大有可为。打工可以是一阵子，但不能是一辈子；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在打工过程中获得成长，为将来自主创业打下基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村有着许多天然优势，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而已；高粱的优势，在于他通过打工，见识比别人多了，思想比别人活了，胆量比别人大了。所以，他养野猪，种花草苗木，养波尔山羊和鲁西黄牛，养土猪，成了科学种植养殖示范户，成为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的合作社总经理。

高粱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表现得很主动，也很灵活。对于发展经济的一个又一个主张，他不是热血来潮一时冲动，而是显得很理性很智慧，在实践中成长成熟。他希望村里发展经济林木种植，是因为“既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找到致富之路”。他之所以要养殖野猪，是因为乡长发了话对于捕捉野猪的事“不再予以追究”，而且“在广东一斤野猪肉要卖好几十元”。他把被野猪践踏过的菜地改种花草苗木，想的是经过精心培育后卖到山外的城里人，一定能赚钱。他要喂养波尔山羊和鲁西黄牛，是因为可以利用野猪岭及周边山地的天然条件。当他意识到野猪肉的消费可能因为传统饮食习惯约束其前景不可预测时，立即决定养殖野猪和山区肉猪交配后的新品种土猪。作品通过高粱的创业过程，尤其是捕获野猪、雇人圈养到将其放归山林的过程，揭示了发展农村经济不可忽视的两大要求：一是发展经济不可盲目追风，必须因地制宜，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并且保护好自然生态，以利长期发展；二是要善于立足当前分析市场，缜密地预测市场前景，规避市场风险。对比前些年媒体报道的某些地方官员“屁股决定脑袋”轻率决策指令农民统一种植养殖、白白消耗农民劳动力和投资的荒谬行为，《野猪岭》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动故事，足以发人深思，引人仿效。

叔本华说：作品是心灵的精华，唯有发自心灵深处的作品才能获得桂冠。纵观作者的《山寨情仇》、《天空中那片灰色的云》，以及本篇《野猪岭》，其题材无不与发展着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其主题无不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严肃思考。作者的视点与心境决定着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长期以来，作者总是放眼神州，目视八荒，关注现实世界，关注民生经济，不写狭隘情感，不写卿卿我我，更不会以猎奇斗艳的题材来吸引眼球迎合低俗。作者关注社会民生的创作态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更多舞弄文字的人树立了标杆。

三

艾立新并非科班出身，但是他善于学习思考，其作品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成熟感，显示出很强的创作实力。他的每篇作品，结构都十分严谨，语言也极其老道，各种艺术手法运用自如，达到了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艺术境界。

作品中流光溢彩的语言比比皆是。请看文中几处描写景物的句子：“一条崎岖的山道在霾雾的遮掩下蛇行般地向山里延伸”，“深秋的山林别有一番景致。枫叶红了，榆叶黄了，木梓树上缀满点点白珠，远远望去，满山的红黄白绿紫，煞是好看”，“夕阳落山时，绚丽的晚霞将野猪岭装扮得如同童话中的仙境。早春的山野丛林中，隐现出斑斑残雪，点点杏花。山巅暮霭如纱，霞光渲染，如梦如幻。山岭下的田野里，新绿顶破残雪，春苗已悄然破土，一畈畈油菜花蕾含苞欲绽。老爹苗木林场的篱笆墙上也开满了馨香的迎春花。”即使将这些句子放在十分讲究文采的散文体裁中，它们也堪称语言的珠玑，五彩斑斓，形神兼备，叠词、短句、排比、比喻、拟人手法，运用自如，体现了山区特别的风味，具有胜似锦绣的美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品的景物描写，绝非为了追求文采刻意卖弄，而是与故事情节有机融合，映衬出人物在故事情节中所产生的心情，并且使故事情节呈现张驰，叙述节奏有舒有缓。

刘勰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野猪岭》颇富文采的语言，成为作品思想内容的极佳载体，对于表现人物、揭示主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全文一系列情节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老爹与野猪王的生死之搏。作品描写为复仇而来的野猪王落入陷阱后的挣扎，极为细腻：“它挣扎着爬起来在陷阱中拖着残腿，不停地扒拉着阱壁想爬上去。当它意识到自己的绝境时，也就不再徒劳了。野猪王仰首向着阱外悲哀地嚎叫了几声，猛然向阱壁撞去，一声咔嚓，头骨开裂，红白的脑髓洒落在阱底的雪地上。野猪王轰然倒地，一阵挣扎后再也没了动静。”这一场面，何其悲壮，简直是英雄末路，恰似项羽自刎乌江。这样的文字，不仅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而且有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似乎在告诉读者：动物也有灵性，野兽也有情感，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剥夺了动物大量的栖息地，动物已经沦入悲惨境地，所以，人类应当善待它们，与它们和谐相处，而不是把它们赶尽杀绝。

在后来放归野猪时，老爹重回填埋了的陷阱边，“再次铲起一锹细土，使劲地洒向天空，沙土细粒呈弧形四下散开，在霞光折射下，如同绚丽的烟花凌空而泻”。这一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就如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喻示了老爹美好人性的复苏。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相比，老爹是一个思想性格最为复杂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他早年打猎，晚年对野猪糟蹋菜田耿耿于怀，想方设法捕获了野猪绝了后患，可是，野猪王不舍族群寻来复仇，落入陷阱后英勇自戕（qiāng），让老爹心灵深受震撼。他终于想到：与动物相遇是缘，人要善待它们，种善因得善果。铲土洒向天空的动作，表现了老爹对自己曾经捕获野猪的一种忏悔，也是对壮烈殉情的野猪王的一种祭奠，更是作者对老爹不再捕获动物、保护生态平衡的行为的一种肯定和赞扬。

莫言认为：“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野猪岭》关于人与野猪之间几经腾挪的故事，足以让读者思索再三，对于如何保护动植物，如何维持生态平衡，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剂有效的“中药”，可以“通经络，祛湿邪”，在读者中逐渐产生“药力”，为探索科学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注入些许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