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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处甘肃省西北部，为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条堆积平原走廊，是中国古时内陆通往西域的要道，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西汉武帝时，为抵御匈奴侵犯，设河西四郡戍边屯田，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简牍文书。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为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简牍隶书风格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托文字的演变，即便是微小的变化，都会对风格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在遵循文字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试将河西简牍隶书风格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01 残留篆意 残留篆意主要表现为笔势圆转、结体纵势和字法取篆意，亦可称之为古隶。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丞相御史律令》册即为典型，虽然个别捺画已经出现夸张的重笔，但整体来看，其与成熟的隶书面貌仍有较大差距。  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丞相御史律令》册（局部） 该简书写年代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处西汉中后期，此时的隶书，从文字演变角度来讲已经完全成熟，即出现了标准的八分书。甘露三年（前51）的居延《甲渠候官文书》，仅晚于《丞相御史律令》册一年，但已是极为成熟、典型的汉隶面貌。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册，年代为秦王政八年（前239），与《丞相御史律令》册在地理位置和时间间隔上相去甚远，而笔势却有暗合之处。  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两枚简牍 （73EJT9：104 和 73EJT10：121A） 其他无确切纪年的简牍中，敦煌玉门花海出土的西汉简《苍颉篇》，应是初学字书或练字的习作。书写状态生疏，字形大小错落，且字法多参篆意，如“翟”“心”“教”“慎”等字，用笔似在篆、隶间，习字所依范本似为篆书，或是篆书意味浓厚的古隶，推测其应为西汉早期之物。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也是较为典型的此类书风，其“水”字带有明显的秦简遗风，年代或略晚于《苍颉篇》。因西汉武帝时开始在河西一带设郡戍边，实际出土简牍最早纪年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此之前简牍难以得见。  敦煌玉门花海出土的西汉简《苍颉篇》 02 八分之始 “八分”一名的出现，是由于汉末新书体“真书”产生之初，仍以旧书体“隶书”命名，而旧书体则易名“八分”与之区别。简言之，“八分”乃指隶书，如《熹平石经》等碑刻文字，为成熟隶书的代表。“八分之始”特征为：字势横展，字形趋于扁平，单字内横画表现出较强烈的秩序感；除了捺画，长横也出现了标志性的“蚕头燕尾”，即波磔，但相对较为平缓，并不显得夸张。这一类型字形轮廓的改变与篆书、古隶拉开距离，使人能够立刻辨别出其书体属性，波磔的出现则在用笔上形成隶书的独特标志。  甘肃肩水金关遗址编号 73EJT27：44A-D 简 03 典型八分 八分书大约成熟于西汉中期。从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来看，基本可以确定为汉武帝太始年间（前96—前93）。在整个河西简牍中，此类型所占比例最大，面貌也最为丰富。如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善利相剑》册，初看风格略似“八分之始”，笔画开张而平缓。不同之处在于，《善利相剑》册用笔提按变化极为丰富，横细竖粗特征明显，这也是隶书用笔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  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善利相剑》册 众所周知，简牍尺寸极小，站在文字实用立场推测，书写者绝不可能在如此微小之处多费周折，寻求所谓的“变化”，应是自然书写所呈现出的不同形状。此外，其多用侧锋，特别是转折后的一笔，如横折之竖、竖钩之钩。这种情况，也是因为转折的自然书写所致。整体来看，简牍隶书的用笔并未形成固定的范式，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丰富性，反而更能体现其自然和谐之美。然而站在当下书法审美立场，对研究和学习简牍隶书来讲，是需要我们主观上关注和重视这些微妙变化的。  天水刘家屲汉墓出土的《甘谷汉简》 另外数枚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年代自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至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都为典型的八分书。因书于木牍（又称“两行”），较“简”更宽，两侧空间宽阔有余，所以左右开张之势尤为夸张。其中“大阳”一简，用笔细挺而锋利、波磔舒展有力，颇似《礼器碑》碑侧文字之风范。  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 04 似楷似草 河西简牍当中，不光有隶书，还包含有大量萌芽状态的楷书和成熟的章草书迹。以河西简牍来看，章草在西汉末成帝时期已几近成熟。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于东汉建武三年（27），整体来看，用笔依旧是典型的八分之势，若看结体，则已出现明显字形拉长、趋向纵势的迹象。  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 武威磨嘴子十八号汉墓《王杖十简》书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无论用笔抑或字形，都已尽显楷书面貌。单独看其中某些字，完全不会将其视作隶书。“似楷似草”这一类型在河西简牍中不在少数，因包含三种书体的流变关系，具体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楷化”，简单讲，就是省去横画波磔、字形变长。然而这一特征又似乎适用于古隶，即横画无波磔，字形保留篆书的纵长之势。但是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字法。前者经过长期隶变，篆意几乎荡然无存；后者因去秦不远，字法残留着浓厚的篆意。  武威磨嘴子十八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 河西简牍隶书风格类型呈现多样化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大致可以归纳为时代、地域和人文三个方面。首先是时代因素。河西简牍的书写年代跨度大，根据实物资料显示，最早书写于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这之间约有二百年跨度。这一时期文字正处于关键的隶变阶段，字体多样且相互杂糅，自然呈现出多种风格类型并存的状态。其次为地域影响，最后是人文因素。即便时代和地域相同，个体的书写差异也是必然存在的。 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甲渠候官文书》 古代文字书写多为师徒相传，某一人的书风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影响久远，所以，必然会有诸多不同风格类型同时并存。综合上述原因，也就不难理解前文论述中出现的，在书写年代和出土地相同的情况下，风格类型却截然不同的简牍书迹。 河西简牍可谓一座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蕴藏着无穷尽的宝贵信息，对20世纪以来的书法发展影响巨大，大量古代墨迹书法遗存填补了书法史上诸多空白，也改变和启发了后世书法创作的观念和思路。即便如此，河西简牍中仍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本文节选自《艺术博物馆》2024年第3期 《简牍隶书风格类型探析——以河西简牍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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