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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提出这样的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  “大分流”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而对国内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 世纪停滞不前了? 彭慕兰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而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东西方才出现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大分流”，英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准腾飞，西欧也成为世界的中心。他指出，之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两个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是煤炭。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区，面积适中、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良好，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是美洲殖民地。新美洲大陆的发现，使英国获得了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贵金属和销售市场。 在本书的第一、二个部分中，彭慕兰通过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数据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 欧洲在灌溉、炼钢、医疗等方面技术发展与中国相当，而在纺织技术上反而需要向中国学习。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是植根于土地的生产模式，砍伐森林来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枯竭地力来种植农作物，换句话说，18世纪的欧洲以及核心区的英国面临巨大的生态压力。 同时，中国在市场体制方面比西欧更优越。17、18世纪中国市场比西欧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劳动力流动和土地买卖都比西欧更少受各种制约，商品市场也很少有卖主或买主的独家垄断。彭慕兰从土地、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这三方面，证明了明清中国更近似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欧洲并不比中国先进，也就否认了欧洲中心论、制度优势论。  第二， 17到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经历了奢侈品消费逐渐扩大的过程。 首先，中国和欧洲都加快了住宅的建设；其次，成瘾性商品比如糖、烟草的消费都在增长，且中国的消费量更高；最后，中国的其他日常消费与欧洲不相上下。 彭慕兰注意到了奢侈品消费中中国与欧洲的白银贸易，他认为相对于亚洲高昂的白银生产成本，西欧的白银生产成本低廉，对欧洲人来说，他们更乐意在中国销售白银，因为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这才是白银贸易的根本。 奢侈品消费对欧洲的影响更大。欧洲人从东西方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润，大部分变成了贵族、中产阶级的奢侈消费。欧洲人购买这些奢侈品，推进了欧洲时尚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欧洲内部的贸易。欧洲新奢侈品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得成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有了新的资本积累，较大规模经营者的新优势凸显，于是雇佣无产阶级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诞生。同时，奢侈品需求增长，引起了新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资本从商业领域转移到源头的生产领域，推动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刺激了美洲等新大陆经济增长和非洲的奴隶贸易。 第三，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制度环境的确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 首先，清王朝注意力集中在中亚的边疆安全，并未给出海贸易提供军事保护和支持，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便缺乏政府的庇佑。其次，清王朝很少借款，没有让商人参与税务征收，除了食盐之外，政府没有对糖、烟草、酒或其他流行的“小奢侈品”实行垄断，因而失去了像欧洲的统治者及商人那样获得足够资本的机会。 但是，尽管没有政府和金融的支持，中国在海外商业竞争力仍然强大。事实上，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股份公司，最大的作用就是与中国商人竞争海外市场。在欧洲商人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他们与中国商人的胜败机率相等。  但是，中国的海外贸易却没有像欧洲那样在海外拓荒占地。首先，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其次，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完全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也就是金融支持加军事掠夺。 综合以上观点，彭慕兰认为，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在当时并不具备超越中国的优势，而且当时欧洲处于过密化增长的顶点，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土地和资源下，人口的容量已经达到最大。即便是经济最发达的英国看起来都在向一种共同的“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发展。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即使有稳定增加的劳动力投入、已知最好的生产方法的传播和能够使分工更为有效的商业化的发展，产量也只是勉强领先于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欧洲已经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面临崩溃的境地。 但是，16到18世纪的西欧能够摆脱土地资源的限制，比中国更容易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反而快速的发展起来，最终是因为煤炭的广泛运用与新大陆的开发，因为食品、纤维，燃料和建材的生产所导致的土地稀缺问题得以解决，欧洲利用大量新的煤炭、矿石等能源，同时也要求各种各样新大陆资源在欧洲与美洲之间流动，全球经济也由此开始连成整体，进入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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