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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 契诃夫 县城有一幢深棕色的房子，平时，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以及掌管农务、酒类专卖、军事的衙门和其他许多衙门，轮流在那儿开会。这一天，地方法院分院巡回到此，在那所房子里开庭审案。 这所房子好比营房，旧得快要坍了，里里外外一点也没有舒适的影子。甚至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它也好像被浓重的阴影覆盖着。看起来也真奇怪，那班风度优雅的检察官、委员、首席贵族，在自己家里往往因为屋里有一点淡淡的煤烟味就大吵大闹，如今在这儿，通气窗嗡嗡地响，冒烟的蜡烛发散着刺鼻的气味，污黑的墙壁老是挂着水珠，他们反倒满不在乎了。 地方法院九点多钟开庭。审讯毫不迟延地进行，结案很快。人们的动作、发言、灾难、真情、假话也一闪而过……下午两点钟，庭长宣布审问“农民尼古拉·哈尔拉莫夫被控杀害妻子”一案。 被告事先已经押来，这时候往被告席走去。他是个高大壮实的农民，身后跟着一个矮小孱弱的兵，荷着枪。 差不多就在被告席旁边，押解兵忽然脚底下绊一下，手里的枪掉下来，枪托猛地砸在膝盖上。旁听席上响起了轻微的笑声，这个兵满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砸痛了，或者因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害臊。 庭长还不算老，脸容极为疲倦，眼睛近视，坐在圈椅上纹丝不动，把手掌放在额头旁边，仿佛在挡住阳光，不让它照到眼睛似的。 副检察官是个丰满而福泰的黑发男子，戴着金边眼镜，坐着不动，好比一尊塑像。他偶尔往椅背上一靠，冷漠地瞧着前面出神。 辩护人那年轻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呆板而冷漠的烦闷，这样的表情只有那些每天必须坐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脸和同样的墙的职员们才会有。 被告先是焦躁不安地对着袖口嗽喉咙，脸色煞白。他呆板而恭敬地瞧着法官们的制服，瞧着陪审员们疲乏的脸。原先他关在监狱里，一想起法庭的环境和审讯就提心吊胆，如今他倒十分放心了。 庭长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像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前堂里，身旁一滩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 “被告，”庭长对哈尔拉莫夫说，“您能向法庭说明一下发生凶杀案以后那两天您在什么地方吗？” “我在野外走来走去。……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 “如果您没杀人，那为什么躲起来呢？” “我吓坏了。……我怕吃官司。……” “哦。……好，坐下吧！” 最后一个受审的是给死去的老太婆验尸的县医师。庭长眯细眼睛瞧着他那身乌黑发亮的新衣服，瞧着他活动的嘴唇，不知怎的，却有个懒洋洋的想法在他头脑里自动冒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穿短上衣，为什么他做了件长的呢？” 庭长身后传来皮靴慎重的响声，这是副检察官走到桌子这边来。 副检察官低下头凑着庭长的耳朵说：“这个柯烈依斯基办理的侦讯工作马虎得出奇。被告的亲哥哥他没审问，村长他也没审问，那所小屋的情形也没有写清楚，一点也看不懂。……” 法庭开始检查那把使老太婆死于非命的斧子。 “这不是我的斧子。”被告申明说。 “那么是谁的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斧子。……” “庄稼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斧子。您的邻居伊凡·季莫费伊奇跟您一块儿修理过雪橇，他供述这正好就是您的斧子。……” “我不知道。不过，我敢当着上帝起誓，”哈尔拉莫夫往前伸出一只手，张开手指，“……我敢当着真正的造物主起誓。” “我以前什么时候有过斧子，现在可记不清了。以前倒真是有过那么一把，好像比它小一点，可是我的儿子普罗霍尔把它弄丢了。在他当兵的大约两年前，他去砍柴，跟伙伴们喝开了酒，就把它弄丢了。……” “好，坐下吧！” “我敢在上帝面前起誓！”他颧骨上泛起红晕，伸直脖子，继续说，“要是您不相信，那就请您问我儿子普罗霍尔吧。普罗霍尔，斧子哪儿去了？”他猛地转过身对着押解兵，忽然用粗声粗气的男低音问道：“哪儿去了？” 这真是沉重的一刹那！……凡是法庭里的人，头脑里统统掠过同一个吓人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想法：这可能是不祥的巧合吧。人人都情愿不相信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听错了。 “被告，同看押人讲话是不许可的。”庭长赶紧说。 谁也没看见押解兵的脸，恐怖像肉眼看不见的人，戴着面具，飞过法庭。民事执行吏悄悄离开位子站起来，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法庭去了。过了半分钟就传来兵士换岗所常有的那种脚步声和响声。 大家就都抬起头来，极力装得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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