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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楼梦》的阅读，开始时感到赏心悦目，之后则常有情感起伏，最后则惊心动魄。仅仅空空道人的“好了歌”,就愈读愈感到震撼。这位“道人”,对人类世界的认识如此清醒，每一句话既像家常的笑话，又像天外的惊雷警钟。这首歌，是哲学歌，是曹雪芹的“存在论”,它把人类世界的金钱崇拜、权力崇拜、色欲崇拜推向荒诞，推向幻境，推向颠倒梦想，推向无意义。它告示人间：只有从各种色相的包围中走出来，“存在”之门才能向大宇宙充分敞开。 心灵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历史。心灵没有时间维度，只有空间维度，而且是无边界的空间维度。心灵的幅度与宇宙同一。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文学所有的要素中，心灵属第一要素。因此，不能切入心灵的文学，不是最好的文学。《封神演义》虽然情节离奇，但文学价值很低，就因为它与心灵无关。晚清谴责小说虽鞭挞黑暗，但未切入心灵，所以文学价值也有限。《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差距，关键是心灵切入度的差距，其心灵的粗细之分、深浅之分、雅俗之分，几乎可以一目了然。  但丁的《神曲》,不愧是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列的文学经典。但经典也有局限，仔细读《神曲》,就会发觉其中的各层地狱，有许多道德专制法庭。被判为荒淫罪而入地狱的不少是多情妇女。她们有点私情便放入地火中煎烤，这倒是与中国的《水浒传》的作者思路相通：情欲有罪，生活有罪。经典是整体成就的结果，并非每一细节都是范例，更非每一理念都是真理。与但丁相比，曹雪芹对多情妇女则无条件尊重，他笔下“养小叔子”(焦大语)的秦可卿，不是被送入地狱，而是被送入天堂。 《红楼梦》中的女儿国是现实社会的参照系。有女儿国这面镜子，才能看清名利国的虚空，炼丹国的荒诞，金银国的苍白，才能看贾珍、贾琏、薛蟠们的花花世界没有诗意。女儿国是曹雪芹的理想国。这种理想国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氏把诗人逐出国门，因为这是理性的国度，实用的国度，而诗人却没有理性也没有用。与此相反，曹雪芹的理想国，其主体却是诗人，而且是女性诗人。这个国度，只求诗性，不求理性，只求美，不求用，这是诗意生命自由存在的乌托邦，是守护人类本真状态的审美共和国。 美国有一部《红》:《红字》;中国也有一部《红》:《红楼梦》。相同点是两者都扬弃道德专制法庭，支持欲望的权利和呼唤情爱的自由，尊重个体生命超过尊重神灵，尊重性情超过尊重理念。《红字》是对清教道德专制的批判，《红楼梦》是对程朱道德专制的批判。但是，《红字》的女子只有一个，她能守卫情爱秘密，却未能开放情爱的大门。《红楼梦》的女子则有一群，而且都在黑暗的铁门里放射着情爱的光泽。《红字》的基点是理念的，《红楼梦》的基点是生命的。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一个大梦，这也许是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这位骑士一路打过去，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离不开他想象中的美貌无双的公主、朝思暮想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实际也是一个堂吉诃德，潜意识中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过，他所战的风车，是儒教条，是炼丹术，是萨满教，是假菩萨，是千百年一贯的才子佳人文学模式。而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也总是和一个名叫林黛玉的心爱女子相关。这一切也是曹雪芹童年、少年时的记忆。人类的精神在深层里如此相通，真是不可思议。伟大的作家往往得益于对人生人世两端的捕捉：一是人之初的童年的记忆；二是人之终末日的预感。《红楼梦》两者都呈现得极为精彩。 梦是潜意识的浮现。《红楼梦》是中国集体无意识最健康的一次浮现。有意识的叙事只有进入潜意识并呈现为梦，才显示为灵魂的一角。或者说，集体无意识通过梦才能得到充分展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通过诗意个体所作的一次最伟大的梦。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但丁的《神曲》,都进入很深的无意识层面，都接触到无意识的本原(神话),相比之下，歌德的《浮士德》意识太强。潜意识的深度是文学的尺度之一。愈是好作品，进入潜意识层面就愈深。《红楼梦》拥有最强的灵魂维度。它既是文学的坐标，也是生命的坐标。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文学就是梦。每部文学作品都可视为作家的一场梦。《水浒传》梦的是穷人翻身做皇帝，《三国演义》梦的是皇统宗室子弟当皇帝，可惜都梦得不健康，都是中华民族经历了战乱、饥饿的创伤之后所做的梦。而《红楼梦》却跨越创伤地带，悬搁智慧果，直接与《山海经》的孩子之梦相连。那么,《红楼梦》梦的是什么?可说是“梦梦”,梦的还是梦。《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本来就是梦，《红楼梦》开篇就紧连《山海经》,梦的还是远古中国人天真的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梦。《红楼梦》的第三十八回说“梦有知”,恐怕是做梦者知其不可能。曹雪芹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的正是不可能的理想，这理想是只要花开不要花谢，有花谢便有葬花人的大悲伤。少年女子恰如天地精英凝聚的花朵，也应当只有花开花放而不要有花谢花落。辛弃疾曾经呼唤“春且住”,梦想留住春天。曹雪芹的梦也是“春且住”的梦，是最真最美的诗意生命不要落入泥潭(不要出嫁)、不要落入死亡深渊的梦。世界上自古到今的作家诗人做着各种梦，但没有一家像曹雪芹这样强烈地做着净水不流入泥浊世界，花朵不进入“香丘”(坟墓)的大梦。 曹雪芹建构的世界，由两个对立的国度构成：一是女儿国，净水世界；一是荒诞国，泥浊世界。《红楼梦》既书写女儿国的毁灭(悲剧),又写荒诞国的兴衰(荒诞剧)。于是，小说成了悲剧与喜剧并置的艺术整体。贾宝玉站立在两个国度中间，但心向女儿国，憎恶荒诞国。女儿国是非功名、非功利的世界，野心、欲望、权力、功名这些男人追逐的东西进入不了这个国度。诗是这个国度的通行证。荒诞国正相反，重功名、重权势，生活在野心与欲望之中，权力与金钱才是通行证。贾宝玉的赤子之性是宁为女儿国的侍者与小人物，也不愿意充当荒诞国的王子与大人物。所谓女儿国，其实就是诗国。贾宝玉正是诗国的公仆(侍者)。  曹雪芹给《红楼梦》设置了一个“太虚幻境”的故事框架，表面是说天上之境，实际影射人间之境，它暗示人们，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也是太虚幻境，并非实在。能意识到金钱世界、功名世界、欲望世界乃是太虚幻境，能暗示人们削尖脑袋想钻入的荣国府、宁国府、金銮殿也是虚幻之所，很了不起。本是一种幻境，人们却殚精竭虑地争个身心俱碎，这便是荒诞。所谓荒诞，正是以幻相为实相的颠倒梦想。 《红楼梦》嘲弄许多宗教。通过赵姨娘的作恶(加害贾宝玉与王熙凤)嘲弄萨满教；通过炼丹炼到走火入魔以致吞金服砂而亡的贾敬，嘲弄道教；通过王夫人的手不离珠(念佛)心性残忍而嘲弄光吃斋不修炼的假菩萨(佛教),甚至还揭露馒头庵的黑暗和质疑妙玉的修道形式(“云空未必空”)。但是，整部巨著从不嘲弄禅宗，而且林黛玉和贾宝玉最深的精神交往，恰恰都在谈禅中。无论是关于“无立足境”的交流，还是关于“瓢之漂水”的讨论，都是最深刻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口头派对，而是灵魂互证。林贾之恋，是深邃的灵魂之恋，又是一种旷古未有的禅性之恋。 《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子所制的十二支曲，从《终身误》到《飞鸟各投林》,既是“十二钗”女子的命运预告，又是贾府乃至整个人间世界的末日预言。收尾一曲《飞鸟各投林》更是一首末日歌：“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首仙子歌乃是末日歌，整部《红楼梦》更是末日歌。它展示的人间世界最善良的诗意生命没有立足之地，最美丽的诗意心灵一个个如“水止珠沉”,最后几乎主宰门庭的竟是个名叫贾环的“冻猫子”似的劣种，而名叫“巧儿”的还算优良种子的贵族苗裔，只好送到刘姥姥家去苟活。盛宴只是一个瞬间，盛宴之后是末日废墟。 用哲学的大观眼睛看文学，可见到中国文学多数作品的精神内涵属于“生存”层面，而非存在层面。加缪曾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世界究竟是否三维或思想究竟有九个还是十二个范畴等等，都是次要的。”(《西西弗斯神话》)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主人公的主要焦虑是“生存还是毁灭”?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如果选择生，这生的意义何在?这便是存在问题。如果说，《哈姆雷特》和许多西方经典的基调是生与死的二重变奏，那么,中国文学的基调则是“仕或隐”、“聚与散”以及国家“兴与亡”的二重变奏。但是，中国也有对存在意义提出叩问的大诗人，如屈原、曹操、李煜、苏东坡、曹雪芹。屈原自沉汨罗江的行为语言提出的便是自杀问题。但真正探讨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的存在问题的是曹雪芹。 处于贵族阶层中的人不一定有贵族精神与贵族气质。贾府中的贾赦，纯粹是一个满身朽气的官僚空壳。而贾珍、贾琏、贾蓉等则几乎是一些包装着华贵衣衫的流氓，至于贾环，更是劣种。只有贵族阶层中的优秀个体，才能具备贵族气质与贵族精神。像曹雪芹这样的优秀者，即使贵族阶层崩溃了，他仍然是富足的精神贵族。其精神也超越贵族制度与贵族家庭。贵族精神变成一种审美范畴，就因为这种超越性而成为高雅精神的概述。《红楼梦》伟大，并不在于它描述贵族家庭的兴衰，而在于它一面完全蔑视贵族特权，一面又用高贵的精神审视生命个体，结果它发现许多非贵族家庭出身的个体生命却拥有贵族精神的内核——具有人的尊严感，晴雯、鸳鸯、尤三姐都有人的骄傲，她们均以抗争与死灭来捍卫自身的尊严。  贵族出身的作家诗人们，通过不同途径去体现其脱俗的高贵：有的用心灵的单纯去体现，如普希金；有的用品格的高洁去体现，如屈原；有的以精神的雄健去体现，如拜伦；有的用气质的高傲去体现，如屠格涅夫；有的用道德的完善去体现，如托尔斯泰；有的通过形式的典雅去体现，如高乃依、拉辛；有的用艺术的精致去体现，如柴可夫斯基等，而曹雪芹则兼有心灵的单纯，品格的高洁，精神的雄健，气质的骄傲，道德的完善，形式的典雅，艺术的精致，并且还有一样是特别的，它通过一种对下层诗意生命的肯定与礼赞，呈现出一种既超拔又平等的最优秀的贵族精神。 尼采给贵族精神的定义是“自尊”。这是确切的。贵族的一大行为模式是“决斗”,身为贵族的伟大俄国诗人普希金也决斗而死。决斗的行为呈现的精神是：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加宝贵，这就是人格尊严。但是尼采却在崇尚贵族时宣扬一种蔑视“下等人”、反对“同情心”的贵族主义。他把人绝对地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认定尊贵者的使命就是向下等人宣战，同情下等人便是弱者道德、奴隶道德。他反对基督，就因为基督代表着悲悯下层民众的奴隶道德。而曹雪芹作为贵族，他所作的《红楼梦》一方面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体现着人的尊严，其主人公贾宝玉作为贵族子弟，他们的内心与世俗的功名功利世界拉开最长的距离，其精神气质之脱俗，之高贵，超乎一切上等人，但是，他却又是一个准基督，不仅不蔑视下等人，而且是奴婢的知己、情人与侍者，那些身为下贱的人，他却看到她们“心比天高”。他兼有贵族的高精神和基督的大慈悲，是人世间内心最丰富、最美丽的“贵族少年”。曹雪芹实在比尼采伟大得多。 屈原与曹雪芹，一先一后，形成中国贵族文学并峙的两座巅峰。他们中间也出现过六朝大谢(谢灵运)、小谢、沈约的贵族文学，可惜这段文学形贵神俗，玩声律、玩语言、玩形式玩得走火入魔，但精神内涵却显得苍白。而屈原、曹雪芹则是形贵神也贵。屈原以精神的高洁体现贵族精神；曹雪芹以精神的空寂体现更高级的贵族精神。有佛性、有禅性，才有空寂。林黛玉的“人向广寒奔”、“冷月葬诗魂”,是在人间孤独到极点之后而产生的空寂。空寂不是牢骚，不是怨怒，而是超越世俗之地而向宇宙深处的飞升，是与常人状态拉开远距离后的高度清醒意识。 庄子散文与《红楼梦》都有奇丽的想象力，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极品。但两者相比，庄子骨子里是冷的，《红楼梦》则是热的。庄子缺少曹雪芹那种爱的热忱。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其情爱都失败了，但生命的激情还在爱的失败中，最高的诗意处处与爱的失败相连。所以曹雪芹满纸是泪，而庄子没有眼泪，妻子死的时候也没有泪。 陶渊明因拥抱大自然而获得解脱，但就境界而言，他还未进入大宇宙。他之前的庄子有宇宙感，但也太沉醉于自然。老子的《道德经》崇尚自然，又有宇宙之声，不可道之道与不可名之名乃是宇宙的神秘。慧能更是一个奇迹，他的心灵没有过程，一步就把握事相之核，直达宇宙之心。王国维说《红楼梦》具有宇宙境界，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宇宙语境在，贾宝玉、林黛玉的潜意识中就有一个宇宙在。林黛玉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暗示的正是人只有站在比人更高的宇宙高处才能了解自身，她的大化之境不仅是山林田园的自然之境，而且是山林田园之上的无限浩瀚的宇宙之境，比陶渊明的大化更为辽远。远到“天尽头”,远到有名如同无名的三生石畔与灵河岸边，远到女娲补天时的鸿濠之初即大化之始。 所谓用全生命写作，包括投入意识与无意识。天才的创造特点，是无意识的创造，即神的创造与灵感的创造。杨慎说：“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能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总纂升庵合集》卷二十一，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第一百零九页)这里所说的“工”是人为的刻意的努力，而“神”则是自然的无意识的涌流。中国文学家中能“神于文”者的天才除了庄子、李白外，还有曹操、陶渊明、李煜、李贺、苏东坡等，唐代诗人中，李白与杜甫的区别，李贺与贾岛的区别，便是“神于文”与“工于文”的区别。而曹雪芹则是又神又工，既是天才又是呕心沥血的巨匠。  阅读链接 刘再复 || 红楼梦悟⑩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伟大开端和伟大旗帜 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1989年旅居美国，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沦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人论25种》及《漂泊手记》九卷等。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张文 审校：陈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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